第九章 强国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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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夙愿与抉择

多年来，父亲有一个夙愿——科技强国。

当年他远涉重洋到海外勤工俭学，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想去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回国后搞科技救国。后来理想暂时搁置，他投身革命 ，终于推翻了旧制度 ，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但是，这个新中国仍然十分落后，仍然在国际上时常 被人瞧不起，用毛泽 东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 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 多，另一方面统治 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 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 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不再担任代理总参谋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疗养，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

党的“八大 ”以后，1956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来征求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寒暄几句，他们切入正题。邓小平说 ：“老兄，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 外交，他分管的科 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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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有过多考虑，当场对邓小平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父亲想了想，又说：“军工生产 与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

对父亲的 这个想法，邓小平是从内心里赞同的。当年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其出发点也是想学 习西方的先进技 术，然后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

见父亲不再犹豫，办事历来果断、干脆的邓小平 说：“那就这样 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听说父亲 自愿选择科技 工作，有些相熟的人很为他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 ，又是跟知 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父亲的想法丝毫没有动摇。 后来他回忆 说——

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 经过革命战 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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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 国的科学事业。

……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 已经实现了现 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 的感受，技 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 是钢铁与 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 前进，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 ，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从他当时的思想轨迹来看 ，他是壮怀激烈，满腔热情的，就好像当年在战场上，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临战状态。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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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这是在和 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

从此，父亲开始了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开拓与奠基的征程。

1956年的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父亲 为国务院 副总理，当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40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各位副总理分工，父亲分管自然科学和国 防工业 、国防科研工作。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直属中央政 治局 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父亲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王鹤寿、韩 光、 张劲夫、于光远。

不久，父亲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 的积 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 并 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父亲 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

几乎同时，父亲又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月，中央 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命父亲兼国家科委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 普及协会。1958年9月，报经中央批准后，父亲在这两个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为了更有利于实现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决定将上述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工作。 “科协”的成立，是加强和促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父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当时，父亲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 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广大科技工作者都亲切地称他“聂总” 。

到晚年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他能够放手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事情。

为了实现早年的夙愿，把理想转化为现实，1956年秋天父亲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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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 抉择。在这之前，我也曾经有过一次抉择。一天傍晚，爸爸下班回来，进到我的房间，先了解了我的学习 情况，然后问：“丽丽，你知道爸爸现在做什么工作吗？”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 问题，就说：“你不是抓军工生产和装备吗？”

“是抓装备，可这抓装备是怎么一回 事？”

我摇摇头。我对部队的事情不大了解，对与军队有关的词汇也不敏感。

“告诉你吧 ，我 是在为虎添翼。”

“为虎添翼？”

“对！‘虎’，就是我们的军队，‘翼’，就是指 装 备。”

我明白了，但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觉得很新鲜。

那天父亲兴致很高，给我讲 了好多事情，他说，我们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不怕牺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最终打下了天下，但由于武器 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常常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讲到刚刚过去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人在飞机、军舰、 坦克、火炮等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志愿军是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才取得胜利的，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国人差不多的话，我们早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了。

我记住了这个黄昏，记住了父亲讲起 这些时那种肃穆的神情。

195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留学苏联的预备部。拿到通知书后 ，我有些犹豫不决，对爸爸妈妈说：“你们看，我都24岁多了，还去苏联念大学吗？”

父亲说： “年龄大点与学习有什么关系？留苏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回来报效国家，是最好的选择。难道你忘了？ 我给你讲过，要为虎添翼。”

我笑了笑，仍然是拿不定主意。在国内，我一样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尤其是我不想离开爸妈太长的时间，战争年代，我们一家分别得太久太久，我很看重亲人之间的团聚。 但这个意思我没有说出口。

恰巧，我称“干爸爸”的彭真叔叔来了，他问我：“丽丽，你知道我是多大年龄上学的？”

我答不上来。

“告诉你，我是18岁那年才上高小的！”

我 很惊奇，平时感觉“干爸爸”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没想到他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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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上学。他又说：“只要用心学，一样可以赶 上去。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你一定得去留学，多好的机会啊！”

就这样，1955 年下半年，我迈进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的大门，为的是将来“为虎添翼”。

26 壮美的蓝图

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年代，一切都那么令人振奋。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5天之后， 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 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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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父 亲主持科技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参与领导制定12年科学规划。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 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 这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陈毅、李富春和我父亲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 。

当时，父亲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在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对门类众多的学科专业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导 这项工作的人，不但需要冷静的科学头脑，而且还要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 这些革命家、军事家，历史性地成为这一艰巨任务的当然领导者。像父亲这样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人，开始在一条崭新的战线上指挥作战。

周总理深知，国防建设这一块是重中之重，于是，百忙中，细心 的他没忘了让秘书通知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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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指示：为解决科学规划中提出的有关国防建设部门急 需解决的组织机构、工程技术人员的调配与培养等问题，决定由聂荣臻同志邀请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 会商讨……在聂荣臻同志召开会议时，有关人员必须到会。

初春的北京，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大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参加制定规划的 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技术、科研、设计单位，它 包括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全部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著名科学家吴有训、 竺可桢、严济慈、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等都参加了规划会议。几百名科技专家吃住在一起，日以继夜，研究分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讨论，激烈争论，经常是到了废寝忘 食的地步。各专题组讨论的时间不同，吃饭的时间不能固定，西郊宾馆的餐厅从早上到午夜随时都开饭。

那可真是群贤毕至，熠熠生辉，令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父亲对这些科学家十分尊重 ，对他们的意见听得认真、仔细。有些小组去不了，他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不论什么意见都要详 细记录下来，不得遗漏。他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各种问题，对争议大的问题尤为关注。

中央领 导同志对规划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周总理多次听取汇报，及时做出指示。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的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很关心规划工作。父亲多次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摄影家们拍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周恩来、李富春、我父亲、郭沫若等与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欢聚一堂 ，亲切交谈，大家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5月26日，周恩来和李富 春 、我父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了与会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周总理和父 亲等一桌一桌地向到会人员敬酒。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吴玉章、 郭沫若等，在中南海接见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同大家合影留念。父亲也参加了接见活动。 这两次活动，说明了中央对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技人员鼓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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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0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经过600多位科学家的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

10月29日 ，陈毅、李富春与父亲联名，向周总理并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报告。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 务和616个中心课题，连同附件共600多万字，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 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和美好的蓝图。

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科学蓝图。现在看来，它仍然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即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 仪表；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型动力 机械和大型机械；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起初是用“任务带学科”的办 法来讨论、确定的，就是说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的“任务”（如原子弹、导弹就是国防任务），研究提出 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哪些学科的科研工作，这就构成了学科规划的内容。后来发现，任务带学科是一个很好 、很重要的方法，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方法。在制定规划的中后期，科学家中不少人提出，有的学科的研 究工作，用国防、经济的任务可以带；可有的学科分支、领域和课题，单纯用任务带不了，但这些同样是 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有的基础研究的成果，对日后会起很大的作用。科学家们的这种议论和见解，反 映到父亲和周总理那里，父亲和周总理都认为有道理，因此在十二年规划工作的后期，确定除已提出的6 项任务之外，再把一批任务带不了而又有价值、有必要的重要基础学科（当时秘书甘子玉与父亲谈的时候 常常用数、理、化、天、地、生来叙述）研究课题，专门制定出一本基础学科的规划。科学家们对这样的 安排，都表示非常满意。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和日常科研工作安排中，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是重视的 。父亲对基础学科的课题及其进展，常常询问，听到有什么困难难以解决时，就让办公室秘书去帮助解决 ，有时他还亲自出面去解决。甘子玉告诉我，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就是在父 亲的直接关心、支持和鼓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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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功的。甘子玉说，像这样的例子真不少。

军工方面 ，在父亲的领导下，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牵头，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 部门的有关人员，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将其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的主要目 标有：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近程地对地导弹 ；电子学方面，研制能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研制能准 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提高雷达探测距离，缩小体积，增强抗干扰性能；研制自动化和保密 性能好的超小型化通信设备；研制电子计算机、电视机、无线电侦察等设备；原子能方面，与和平利用结 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用作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 学和防生物武器研究；陆军装备方面，主要是进行改进，减轻火炮、坦克等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 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等研究；海军装备方面，开展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以及水雷、舰用火炮、鱼雷的威力 ，研究导弹、火箭在舰艇上的使用等。由于当时水平的限制，许多研究项目只是提出了努力方向，大多还 不具体，但总算有了武器装备发展的奋斗目标。

这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12年科学规划。其后数 年间，父亲为了落实这12年科学规划，殚精竭虑，辛勤操持。

那些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 是惊人的。两年之后的1958年12月，父亲在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上说：3年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 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现在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 制进展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前期工作。美好的前景，对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个巨大的鼓 舞。

又过了两年多一点，1961年1月，父亲给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预计在1962年可以初步实 现原订的12年规划的80%左右。”

经过全面检查，在12年规划内的57项重点任务中，有19%的任务 指标已经基本达到原规划1967年的具体目标；69%的项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科研 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成就喜人。

1962年底，中央科学 小组和国家科委再次组织了对12年科学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更加令人振奋，大多数规划中 的项目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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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完成了。父亲翻阅着各单位送上来的报告，心潮起伏，备感欣慰。尽管其中经历了五七年 反右派，以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中国科技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已经打 赢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科技仗。

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父亲对全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研究的整体情况，已经谙熟 于胸，对国防尖端项目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他掌握得更多。他不仅仅把眼光盯着国内，还盯着国外，为 了熟悉国外科学发展的最新消息，他经常阅读国家科委、国防科委送来的《科技动态》等刊物，以便尽快 了解美、苏、英、法、日、德等世界强国的科学技术动态，从中寻找如何追赶他们的途径。

1962 年底，父亲得出的初步评价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部分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是，这些年，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和军工技术又有了巨大的飞跃。父亲想：今后10 年，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10年。在未来10年里，至 少要在关键性的几个领域里赶上西方国家60年代的水 平，并准备向70年代过渡，否则中国落后得太远了，再追赶就难了。

12年规划的大幕尚未落下， 周恩来和父亲等人雄心勃勃，又盯上了更高的目标。在他们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1万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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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专家， 1963年10月编制完成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画面和激动人心的远景，是一张更加美好的蓝图。

父亲对这个规划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份长达96页、近5万字的规划纲要，他字斟句酌地反复看了好几遍，先用铅笔改了一道， 又用红蓝铅笔标明重点和再作修改的地方，它寄托了父亲的无限深情。当年这个规划所规定的在1972年以前就要实现的目标有5个：

——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重点掌握60年代的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在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突破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关 ；

——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填补这方面重要的空白和薄弱部门；

——大力培养 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设备，形成科研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科技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父亲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汇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毛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搞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 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27 “两弹”决策

中国的核武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

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 候，遭 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 艾森豪 威尔视察朝鲜战场后，警告中国“我国会考虑不限制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并且不再仅仅限于朝 鲜半岛的 敌对行动。”其意是，有可能对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

1953年春，美军把载有核弹 头 的导弹运抵 冲绳岛，美国媒体报道说：“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共产党中国大陆，攻击 敌方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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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基地 ，完成新的进攻任务。”

这年6月，美国媒体又透露，有关部门已经将相当多 的成套核武器转给海军和空军司令部。公然进行核讹诈。

应该说，50年代初，中央领导人总觉得美国的原子弹是罩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一片乌云，随时都有可能给我们灭顶之灾。在疯狂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原子弹，对于刚刚摆脱了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也许它能够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挺起脊梁。

像大多数有战略眼光的 领导人那样，父亲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4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 广西地区发现了铀矿资 源，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主席用手掂量着铀矿石，深 沉地说：“这是决定命运 的。好好干吧！”

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要从铀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铀工 厂。

这年的10月1日 ，是新中国5周年国庆，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访华。 父亲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参与接待代表团的工作，他在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交谈 时，提出了中国希望研制原子 弹，请苏联政府提供帮助的问题。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说：“ 把你们中国的电力全部用上，也不足以用于研制原子弹。”

父亲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不甘心 地说：“请苏联同志再考虑考虑 ，以后有机会再谈。”

1955年1月15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还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 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那天，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都成为热心的听众，先是由钱三强对原子 武器的原理进行了讲解。此前，周 恩来已经叮嘱过，要他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因为人们对原子武 器还非常陌生。钱三强讲解的过程中 ，周总理忍不住提醒：“三强，你再举个例子。”

在座的人 都听得很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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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和李四光讲 完后，毛泽东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 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 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 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 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 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 搞起来。”

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 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征程。

后来，毛 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 这个东西”。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我父亲和薄一波组 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父亲开始参与领导发展核武器的工作。

原子弹的 蓝图刚刚孕育，导弹的研究也迎来了历史的契机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 破美国的重重阻力，经过艰苦努力回到祖国的怀抱 。钱学森回来，建议中国要研制导弹。

与此同 时这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 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人，也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 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年底，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院 长陈赓握着钱学森的手问：“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 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令陈赓顿生豪气 ，连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应 该说，陈赓大将是最早为导弹积极奔走的人。1956年元 旦那天，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谈起导弹的问题，3人越说越来劲，末了，陈赓提议 ，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3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那里参加一个舞会，陈赓把正在 兴头上的周恩来叫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周 恩来听完后，说：“你们写个报告吧。”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 业的意见》，这是一份重要的意见书， 是我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 ，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 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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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找 父亲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 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 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 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 ）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 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 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主席 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 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导弹武器 的决定。会议决定组 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周总理在会 上提出：“谁来抓 这项工作？”

时任军委副主席的父亲立即表示：“我来抓！”

与会同志 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是，周总理委托父亲领导航委的工作。4月13日，国防部通知，父亲任航委主任；黄 克诚、赵尔陆为 副主任；钱学森、刘亚楼、李强等为委员。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 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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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第一代领导集体高 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强 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父亲开始了组织 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特殊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28 钱学森说：“这一天，大家记住啊！”

1986年，是我国发展航天事业 30周年，6月6日下午，航天部的领导 和部分老专家来到北京玉泉山9号楼，代表航天工业部的24万职工来 看望我父亲，张爱萍、刘有光、钱学 森、丁衡高、伍绍祖陪同接见，我也在场，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

那天，钱学森激动地说：“ 我就说一句。我们航天工业部、七机部、老五院有光荣的历史。这个 历史正式开始是1956年10月8日。那 天下午在车道沟借来的一个医院开大会，聂总亲临大会，宣布国防部 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啊， 大家记住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啊！大家要记住，老人要记 住，也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是很 重要的事情。”

可以说，组建老五院（导弹研究院），是父亲领 导国防尖端事业的开篇之作。

老五院即是后来的七机部，也就是航天工业部（现在的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的前身。 中国的航天事业，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父亲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他反 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 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由父亲担任主任的航委，这时候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下面连一个兵也没有。父 亲主张先建研究机构，再建领导机构。他把自己在总参代理总参谋长时的得力助 手、总参办公室主任安 东调过来，担任航委的秘书长。安东和父亲办公室的主任范济生等人一起，担负起 航委的日常工作。应 该说，这几个人是父亲的左右手，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默默付出了很多努力。

1956年5月10日 ，父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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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他在这 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 且还 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 飞 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 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 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

这就是“五 院”的由来。后来有人称它为“老五院”。

半个月后，周恩来亲自主持有彭德怀等参加的第71次 军委会议，专题研究了父亲提出的报告。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 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 先拿出来。

会议同意父亲提出的所有方案，这让父亲深受鼓舞，立即着手布置工作。当天下午， 他就约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及安东、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开会，研究落实措施。这3个人也正是周 恩来在上午的会上指定帮助父亲解决机构设置、人员抽调、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

父亲吩 咐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父 亲嘱咐：“你要向这些单位的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 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起初的工作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安东带上范济生， 两人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仅仅几天下来，居然谈妥了。经过协商，位于北京西郊黄带子坟一 带的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空军466医院，可以拨出全部或部分营房来，供导弹研 究院使用。

父亲听了安东的汇报，很是高兴。黄带子坟一带尽管很荒凉，但毕竟有了这么一块地 盘，可以供人开拓了。

光有这块地盘还不够，1956年11月，父亲商请空军将南苑的飞机修理厂划 归五院，作为导弹总装厂。1957年5月，父亲同当时的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商定，将长辛店中联部停办 的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的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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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给了五院。同时，五院副院长王诤设法将在北京永定路地区的 某通信团营区划归五院。这样，南苑、永定路、长辛店3处成为以后五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的所在地 ，成为导弹、火箭武器的重要研制基地。这3个基地建设的逐步完善和4项重点工程的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父亲与总政商定、军委批准，五院机构按兵 团一级、分院按军一级行使职权。对外协作、联系工作等使用代号。他还提出，五院各级机构一定不要重 叠，人员要精干，宁少勿滥，一定不要搞人海战术；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应该使用；社 会关系复杂些也不妨碍使用，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

父亲后来回忆说，创建五院，最困 难的还是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 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挖人家的人才，就等于割人家的肉 。但是，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要个顶个的，不能滥竽充数。于是，问题就来 了。

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难处，他指定父亲召集会议，抽调人才。6月2日那天，父亲邀请国务院秘 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防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一机部部长黄敬、国家科学 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 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本来，周恩来那天要到会讲话 的，但会议即将开始时，毛泽东找他有事，他只能去了，临走前留下话：“中午给大家嘴上抹抹油。”

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午请与会人员吃饭。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父 亲那天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他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决心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的 计划。听说搞导弹、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议论之声四起。

父亲接着说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发 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 在座的各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父亲讲完后，会场顿时沉默了，半天没人吭声。有的面面相觑 ，有的闭目思索，有的盯着天花板，仿佛与自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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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耐心地期待着。

最终，还是那位有战略眼光的陈赓大将打破了沉默，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哈军工给4个专家！”

陈赓的表态，令父亲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希望人们响应陈赓，站起来发言 。但是没有，会议室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后来有人念叨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 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 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笑声。

父 亲虽然心里不快，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也理解人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建设任务都很重，谁都想 把人才握在手里。他不能怪人家，他只是暗暗地希望，人们要有一种大局观念。在那个年代，什么是最重 要的？“两弹”最重要！有了“两弹”，我们其他方面的建设就是慢一点，也没什么关系，有了这个，中 国的腰杆子就硬了，外国人也不敢小瞧咱了！

显然，陈赓对说这些话的人的态度是相当不满的， 他坐不住了，又站起来，说：“聂总，我们再给你两个！”

许多年后，父亲提起陈赓，仍然是对 他赞不绝口，说他是有眼光的人，没有本位主义，大局观念强。

也许是陈赓的态度影响到大家， 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提供用人方便。

陈赓说到做到，没多久，他把哈军工的顶梁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6人给送来了。 但是，很多单位答应给的人，并没有到位。父亲派人三番五次地催促，有的单位仍是迟迟不放人。

两个月过去了，人员仍是到不齐，钱学森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问有关同志：“导弹、火箭的事 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着手调人，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反映到父亲这里，父亲掂量出 ，钱学森这些话的分量不轻，他去找周总理想办法。周总理叫父亲约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 ，顺便可以让 他休息几天；总理又对父亲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

后来，有些专家 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父亲写报告，由周恩来批准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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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由此可见，“两弹”的研制，从一开始 就充满着艰难，不是一帆风顺。

终于，蔡金涛、黄纬禄、屠守锷、吴朔平、姚桐斌等数十位专家 和中级科技人员到了五院，同时还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 第一批骨干力量。

为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父亲又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 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自己的“两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北京西郊原解放军 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父亲面对台下坐着的大约200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父亲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 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 美好的前景。

那天，除了这个小型的会议，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有锣 鼓，没有剪彩。到场的人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

29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在五院成立的会议上，父亲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五院的建院方针：“以自力更生为主， 力争外援 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会后，父亲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归纳为：“我 们对导弹的 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这一方针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批准。后来，这个方针实际上成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 乃至整个科技事 业的基本方针。

父亲常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 更生为主，尤其 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把最先进 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花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

他还说：“ 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才落后了。因此， 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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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生，勇于探索。”

但他又认为，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 ，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  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 技事业的发展。

针对有些人过分依赖外国人的思想，父亲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7次航委会议上说 ：“自力更生的 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

自力更 生，争取外援和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并不矛盾。自力更生 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这两个因素结合好了，就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父亲认为，这也符合辩证法的思 想。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曾经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在当时都能深切地 感受到苏联对于中国的影响。

在原子能这个敏感的领域，苏联虽然是“犹抱琵 琶半遮面”，却也有过一点“慷慨”的表示。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了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0千 瓦实验性重水反应 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这对中国的核科学研究工作是一次大的推动 。

1956年4 月18日，父亲给周恩来、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建议由我国政府派代表团 赴苏谈判，谋求苏联 在国防新技术设备、实物样品、资料、技术专家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建议。

6月，他提请国务院 ，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 习以上专业。

7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赴莫斯科访问，周恩来交待李富春，就新技术谈判问题 ，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7月 31日，李富春从莫斯科回电，说赴苏谈判，技术问题很多，需派专家组成代 表团。据此，8月9日，父亲通 过别人转告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将由赵尔陆、王诤、李强、钱学森等人组 成代表团，就导弹的研究、制造 问题，赴苏谈判。

8月17日，李富春在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 加宁的信中，正式提出“关于请求 苏联对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 ，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 制造事业方面给我们以全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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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方面的答复令人失 望。苏共中央复电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再就是，可以 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父亲得到这个消息，自然有所失望。他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学森， 父亲问他：“学森，你估计一下，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要多少时间才能 有自  己的导弹？”

钱学森停顿了好一阵，说：“聂总，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 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 研究工作。”

他们陷入了沉默。很显然，这样一来，将大大推迟中国 掌握导弹的时间。这么长的 时间，谁知道国际风云怎么变幻？再打起仗来，我们仍然要靠小米加步枪吗 ？

父亲心情复杂地摇 摇头。

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

据范济生说，那段时间，父 亲压力很大，晚上散步时常常一言不发，气氛显得很沉闷。有一天晚 上，在北海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 范济生听到他开口了，仿佛在自言自语：“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 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 援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他向范济生讲起长征中的一次战斗：中央红军在俄界会议后，打的第一仗，就是争夺天险腊子口 ，战斗很激烈，但红军打胜了。现在搞导弹，就像那个时候一样，这一关非过不可。

自己先动手 干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多年以后，钱 学森回忆说：“开始，我们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有些 事说起来外国人都不敢相信。我们搞火箭发动机 ，开始是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干起来的。许多部件的加 工需要精密机床，我们没有，怎么办？只好调来一些手艺高的老工人师傅，那些奇形怪状的部件，都是靠 这些金工师傅们用手工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56年底以后 ，就在父亲为此颇费思量的时候，机遇出现了。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 ，妄图全盘否定斯大林，结果世界上很快就出现 了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便发表两 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 赫鲁晓夫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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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迫于形势，他为了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明显地对中国热情起来。

父亲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争取苏联援助的大 好时机。如果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的“两弹”研制，会得到一次大的跃升。

1957年 初，苏联方面同意从中国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这无疑是个好消 息。于是，父亲与核工业部部长宋任穷联名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发电报，建议他向苏方提出在原子 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要求。以后，苏联在新技 术援助方面，对中国的态度日益松动。

夏初的一 天，周恩来刚从外地回京，父亲就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父亲说：“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 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

周恩来说：“我同意。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 作下一步打算。”

阿尔希波夫当时是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这个人大体上是对中国友好的 。6月18日傍晚，父亲拉上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乘坐黑色的吉斯型轿车，来到东交民巷阿尔希波夫的 住处。

李强当年曾经在上海特科工作过 ，是父亲患难年代的战友，抗战前，他在苏联呆了6年多 ，俄文非常好，是个苏联通，又懂电子、机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苏联的经济、贸易、科技方面的谈判，差不 多他都参加了，父亲很愿意拉着他和苏联人打交 道。

父亲和李强此番来访，事前并没有说明来意 。略事寒暄，父亲就对阿尔希波夫说：“为了更 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规划，并考虑到 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 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 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 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 联政府必需的援助，我国政府想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 。”

父亲请阿尔希波夫尽快向莫斯科反映。

阿尔希波夫很认真地听完，显得很热心，他说 ：“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我国政府 后才能答复。”

这次谈话的结果应该说相当不 错，甚至超出了父亲和李强最初的想象。父亲和李 强告辞时，心里是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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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下午，阿尔希 波夫前来拜访父亲。两人一见面， 父亲就从阿尔希波夫笑容可掬的脸上预感到，今天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

果然，阿尔希波夫开门 见山地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 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 判。”

这让父亲欣喜不已 ，他向阿尔希波夫表示感谢。送走阿尔希波夫，父亲马上向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呈送书面报告。报 告中说——

前次我们向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有关原子能、导弹、航空在第二个五年 计划内如何安排的愿望，请其向莫斯科反映。现已得到苏方的答复。今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同志来谈称：他 受莫斯科委托，中国方面谈判原子能工业（包括为国防目的）的全权代表团，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并 圆满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同意组织代表 团赴苏谈判，委托父亲负责筹组代表团。

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他们是在紧张和兴奋中度 过的，组建代表团，考虑人选，商议谈判的项目、细节，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到。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 去苏联谈判的各项事宜商定好了。

9月3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父亲在会上 宣布：经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批准，由于国防新技术的保密性质，代表团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 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通信兵部主 任王诤、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此外还聘请了13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 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31人。可以算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了。

9月7日，代表团全体人员乘 坐一架苏制伊尔一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了。

我那时在苏联学习，回国休完暑假，父母商 量，决定用自己积蓄给我买一张机票，陪同父亲一起前往。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清楚父亲 率领的代表团肩负着何等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后来的日子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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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实践和学 习中，从许多老同志的回忆 和讲述中，我才越来越了解到父亲这次苏联之行对于中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 意味着什么，对于中苏两 国关系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途中，我竟然晕机了，飞机在伊尔库次克快 要下降时，不意吐了父亲 一身，弄得很是狼狈。

记得在飞机上，父亲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P-2导 弹。钱学森判断说，苏 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一2火箭演化而来的。

父亲问：“造它，你有把 握吗？”

钱学 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父亲 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说了句轻松的比喻 ：“不是说，困难就 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吗……”

他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困难。父亲大笑 起来，然后说：“去 年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7至8年内，研制出像美 国‘诚实约翰’一 类的无控制火箭。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后来中央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 我比较乐观，认为 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就行。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 翰’性能更先进 的火箭武器来。”

“诚实约翰”是美国50年代初研制出的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 没有制导系统， 最大射程为37公里，当时钱学森认为，中国如果研制这类火箭，可以把射程提高到200公 里左右。

而此时，钱学森乐观地说：“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哟！”

父亲 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有个预感，因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 箭工程。 ”

父亲非常赞成这句话，满意地点头微笑。坐在父亲身边，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和他的团员们对国 防尖端武器的渴望，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莫斯科时间6点钟，专机在莫斯科努契科伏国 际机场降落，苏联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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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国防部副部长科涅夫元帅，以及中国驻 苏大使刘晓等到机场迎接。父亲站在舷梯上挥了挥手，就疾步走下舷梯。别尔乌辛及众人走上前去，与他 握手拥抱。

9号上午，父亲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拜会苏联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双方的气氛出人意料 的好。别尔乌辛说：苏方代表团接受苏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将尽量对中国给予帮助。下午，又拜会苏共中 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米高扬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来过中国，到晋察冀住过一阵，算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米高扬说：“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 大国。”

父亲深为赞同米高扬的话。

谈判就从这一天开始，至10月15日签协定，共进行了 35天。我到莫斯科时，还不到开学日期，就抽空在代表团成员的住处，尽力为他们做些服务工作。我不仅 给他们做了中国家常小炒，还为他们熬粥喝。不曾想，因为大家吃不惯西餐，我的服务得到了夸奖，大家 都说饭菜做得可口好吃。苏方厨师还拜我为师，教他家常小炒和熬粥。那些日子，父亲和代表团的成员们 全力投入谈判工 作，紧张而辛苦。谈判的内容是严格保密的，我不问。问他们也不会说。但每当我见到 他们，总能从他们表情中体会到一种自信与自豪。

看样子，他们比较顺利，因为我没见到他们愁 眉苦脸的模样。

后来才听说，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有军事、导弹、原子能、飞 机、电子5个组。谈判桌上，苏联人总的来说是友好的，别尔乌辛甚至对父亲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 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你们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

当然，有些项目对方是有所保留的，这 也不难理解。谁也不会把家底都倒给你啊？

9月14日那天，代表团就收到了苏方提出的协议草案。 别尔乌辛对父亲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任的朋友，希望 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

别尔乌辛的意思是，苏联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想想也是，这次苏联是 够大方的。

收到草案，在草案修改期间，父亲 不断派人回国向周恩来、毛泽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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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者是打电报请示，然后再进行修改。10月7日，父亲收到周 恩来签发的指示电：“中央同意由聂荣臻同志代表政府同苏方签订苏方建议的协定。”

10月15日 那天，父亲率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签字仪式，父亲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 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面带微笑，热烈握手 祝贺。在签上“聂荣臻”3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 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 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P-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协定的全称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 的协定》。

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叫“10月15日协定”。

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中苏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 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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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 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 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中国来说，已经知足了。

有了苏联的援助，加上自己的雄心壮志，中国 人民的强国梦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30 开拓与奠基

1958年6月21日 ，毛主 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 个东西， 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 夫是完全可 能。”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 助建设的 7000千瓦实验性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房山县建成，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 举行了隆重 的移交典礼，父亲参加验收，并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 能科学技术研 究基地。基地汇集了一批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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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 著名核科学家，以及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都在这里工作。这 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 业建设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在此之前的1956 年11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的 建设和发展，任命宋任穷 为部长，刘杰、钱三强等为副部长。不久，三机部又改称为“二机部”，也就 是后来核工业部的前身。中 国科学院所属的物理研究所也已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 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以二机 部为主。钱三强担任所长。1958年，二机部已经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

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初 ，当时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 周光召、彭桓武、郭永怀、王承书 、张沛霖、于敏、黄祖洽、程开甲、陆祖荫、吕敏等一批人走进了核 武器研制的行列。

中国核武 器的研制，就此走上了快车道。

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厂址初步 选定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来自全 国各部队的2000名转业干部和战士，以及7000多名民工和2000多名 建筑工人，组成了万人施工大军，顶风 冒雨，昼夜不停，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西部进发。铁道兵部队和交 通部十万火急地抢修铁路和公路。来自全 国各地的器材、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来。数以千计的大学毕业生 、留学生以及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 参加了向原子弹进军的行列。新成立的北京第9研究所在花园 路破土动工，作为接受苏联提交原子弹模型 与技术资料的场所。与此同时，铀浓缩、反应堆、核燃料元 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 …

研制原 子弹、导弹，除了建设研制基地外，还要建立大 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极 高的仪器设备。而且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 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立在没有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大 漠戈壁地带，因此，建设试验基地，同样是一个十分 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父亲一方面要紧紧盯着 “两弹”的研制，另一方面又得操心两个试验基地的 选址和建设。

后来，我也曾多次到过这两个 试验基地，听到不少当年建设者的感人故事，一直难 以忘怀。

1958年初，父亲与彭德怀、黄克诚 、陈赓等和苏联专家多次讨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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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基地的组成 、任务、规模、场址选择的条件等问题，随后， 国防部批准组成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为首，由苏联专家等 人参加的靶场勘察小组，开始导弹试验靶场的 勘察工作。

导弹试验基地必须选定在地域和空域辽 阔，地处偏僻，居民点少，导弹试射如果出现 故障造成损失一定要最小，同时便于保密的地点。选址时， 靶场勘察小组的同志乘坐飞机在我国华北、 东北和西北广阔地区进行勘察，经过反复比较，提出在甘肃省 鼎新以北建场的意见。2月15日，父亲与彭 德怀、黄克诚等一起听取了以陈锡联为首的勘察小组关于选址 等情况的汇报。2月25日，父亲和黄克诚代 中央军委起草了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同意。从而确定以额济纳旗地区为导弹试验基地。至此， 中国的导弹试验基地建设正式全面开始了。

额济纳旗地区是戈壁、沙漠地带，常年黄沙弥漫不见 天日，气候变化异常，这里水源奇缺，很难见到植物，交通更是不便。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试验 基地谈何容易。父亲对此感受最深，早在1936年夏，他奉命率 领红一军团西征就曾转战在青海、甘肃、 宁夏的戈壁滩上。

选派什么样的部队开进额济纳旗地区 ，建设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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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是父亲和 中央军委、原总参谋部领导思考的重要问题。

1958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专门组成以工程兵 司令员陈士榘为领导的，以第20 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工程兵、铁道兵等数 万人的施工部队开赴额济纳旗地区 ，担负导弹试验靶场的工程建设任务。这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一进 入漫无边际的茫茫沙漠，首先遇到的 困难就是如何生存下来，如何施工。在这一片浩瀚荒无人烟的沙漠 ，很难找到居民，更谈不上住房了。部 队刚进入基地时，便搭起了一片片帐篷，支起锅灶，立即投入了 紧张的施工筑路。由于沙漠地区风沙太大 ，白天部队施工，晚上回来时，有的帐篷和行李已经被狂风刮 走。沙漠地区的气候温度昼夜变化很大，白 天还是骄阳似火，高达40多度，夜晚却是零下10多度，寒气 逼人。长住帐篷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另想办 法，开始挖地窝子，上面覆盖点东西，留个进出口，保温 性比帐篷要强。缺点是里面漆黑，光线太差。后 来又搞起了干打垒，建土坯房，先是一半在地面，一半 在地下，上半部留个小窗，白天就有阳光了。

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根本没有路，人们走进沙漠很 容易迷失方向，开始部队就是在经过的路上， 每隔一两百米放个废汽油桶，或树起一根木桩，作为路标 指示方位。在沙漠地区修路，首先要采取固沙措 施，然后才能修路。工程部队一锹一镐，从简易路修到 砂石路，再到柏油路和水泥路。当时部队最好的交 通工具就是敞篷无帮或只有半截车帮的卡车，坐在车 上，摇晃得厉害，全身就像要散架一样，能有这样的 车坐也算很高的待遇了。

部队刚开进基地时 ，吃菜是最大的困难，平时的饭菜很难见到绿色，经 常是咸菜，最好的时候是干菜，后来有了萝卜、土 豆等蔬菜。由于沙漠地区无霜期短，气候干燥，水源又 极缺，种菜就非常困难，从外地运菜，因交通不 便，新鲜蔬菜运到基地也就差不多烂了一半。部队在工地 吃饭时，有时候遇到大风，饭菜就会渗上沙土 ，很难咽下。我们这支可爱可敬的基地建设大军就是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下，工程一天也没停工，在这原 本无路的荒原上修筑起一条条路，保障了基地所需物资源源不 断地运进来。

在陈士榘司令员率领 工程兵、铁道兵打响靶场工程建设的同时，组建导弹试验基地 机关和各部门的工作，在北京开始组建。 父亲对筹划了这支队伍十分重视和关心。鉴于导弹试验基地的特 殊重要地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 基地为兵团一级，选定以志愿军第20兵团为基础组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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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创建适逢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处 在“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的所谓大跃进时期，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 就用“东风”。这样， “ 东风基地”就广泛的流传使用起来。现在人们更多地叫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被中央军委选定担 任基地第一任司令员的孙继先中将，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第1营 营长，是十七勇士强渡大 渡河的前线指挥员；1957年开赴朝鲜任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

孙继先 受命任基地司令员后，就 与副司令张贻祥先到基地建设工地，与陈士榘共同负责工程建设工作。基地的工 程量很大，在修筑公路 、铁路的同时，还要解决基地机关住房、用水、构筑地对地、地对空发射阵地和指 挥所、技术厂房，要 建一个能起降大型飞机的专用机场，一个发电厂，一条由甘肃省清水到基地约200公 里的专用铁路。如何 实施这些艰巨工程，父亲要求工程兵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 勇气概，保质保量 地按时完成。施工中父亲曾亲自与基地领导多次通电话予以鼓励，多次召集国防科委领 导开会，要国防 科委多方面关怀施工部队。

基地建设除土建工程外，各项设备的制造和采购是父 亲特别关心的问 题，尤其是导弹发射架、燃料加注设备、观测仪器、指挥器材等，父亲组织各工业部门、 研究所大力协 作进行研制，一些特殊设备国内暂时还不能解决的，则通过外贸部门设法采购。

在 这期间，父亲 根据钱学森院长的意见，又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选调了一 批大学生和 各方面人才，保证各试验部门的需要。

在导弹试验基地工程建设紧张展开，基地机关 和各部建设 有序进行的同时，原子弹爆炸试验基地的建设，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也同时全面展 开。

1958年2月，父亲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听取关于核武器试验基地选址遵循的原则等汇报后，父 亲 与中央军委和总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基地选址勘察和建设，并请来陈赓商谈负责核试验基地的领导 人选问题。陈赓是第三兵团的老司令员，对兵团参谋长张蕴钰的工作能力了如指掌，尤其是他参与指挥震 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表现出色。陈赓认为张蕴钰是一位精干细致，工于谋划的领导。父亲接受了陈赓的建 议，于是向中央军委推荐当时在大连负责与苏军进行防务交接的张蕴钰，担任核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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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员。

中央军委接受了这个推荐，并决定以河南商丘步兵学校机关为基础组建基地机关，由该校政委常 勇为基地政委。随后，由基地政委常勇，试验勘察大队长张志善带领勘察大队，根据军委和有关部门以及 苏联专家对试验专区的布局要求，到青海西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和甘肃西部 进行艰苦的实地勘察。勘察小组提出，爆心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14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 距敦煌10公里处的地方建设基地的方案。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梯恩梯当 量。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听取汇报后，他又亲自到实地进行察看，认为在敦煌附近地区建试验场不合适，不 能进行较大当量的核试验。随后，张蕴钰提议另选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后经过反复勘察比较，认为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罗布泊地区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较为合适。

1958年12月，父亲在听取汇报后，同 意选定罗布泊。这个地区是楼兰国的古遗址，方圆数百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在这个地区能进行 较大当量的原子弹、氢弹试验，对人畜动植物不会造成多大影响，而且便于保密。后上报中央军委正式批 准在罗布泊以北地区建设中国的核试验基地。

对核试验基地的任务和建设规模，父亲当时 就曾有个远景考虑，既可进行初级的塔爆试验，也能进行不同高度的空爆试验，还能进行地下核试验。在 进行原子弹武器爆炸试验时，还要便于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效应试验。

中央军委批准在罗布泊建 设核试验基地后，先由张志善副司令员带领攻打太原的英雄部队第109工程兵团和第36汽车团等1万多人的 施工大军，开进了这沉睡千年的荒漠，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基地建设。

罗布泊这片神奇的土地，是 一望无际的沙漠，荒无人烟，被称为死亡之海。浩浩荡荡的施工大军刚进到罗布泊时，连找个带路人都很 难找到，一听说要到罗布泊，没人敢进入这死亡之地。

这里，盛夏的戈壁滩白天骄阳似火，酷热 难忍，沙漠被巨大的“火球”烤得焦热滚烫，气温有时高达50多度，夜晚气温会骤降，寒气逼人，冬季寒 风刺骨，漫天黄沙。在这里见不到一点绿色。

刚进入罗布泊，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大部队的住房 问题，只能住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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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挖地窝子来挡风遮雨，到后来盖起了干打垒。当地根本就没有砖瓦，更难找到木材。运来的 建筑材料只能保障试验工程建设所需。英雄的工程团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下，靠自己的双 手建设着试验场区和机关生活区。试验场区在罗布泊的沙漠中心地域，基地机关和生活区在试验厂区西北 180公里的马兰。

马兰原本是一个只有很少人家的居民点，因遍地生长着马兰花，基地建设者就命 名该地为马兰，这个美丽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基地建设者经过4年艰苦奋战，修建了一条由试验 场区到基地机关和生活区的专用道路，并在马兰修建了一个专用机场。马兰的生活基地也不断有所改善， 但有许多工程团的战士自进入罗布泊就连马兰这样的居民点都没有去过。到战士复员退伍时，组织上问他 们有什么要求时，这些基地建设者只是希望到马兰看一看，他们就满足了。基地就是靠这些英勇无畏、无 私奉献的战士们一锹一镐地建设起来了。

今天回想起来，导弹、原子弹两个试验基地的创业者真 不容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长年累月、日以继夜奋战在茫茫戈壁沙滩上，在创造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的 同时，也创造着一种伟大的精神。至今被人称颂的“东风精神”、“马兰精神”，正是在那样的年代、那 样的地方孕育和萌发的。今天，这种精神已经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