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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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殚精竭虑 未雨绸缪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抓紧做好接受技术援助的准备工作，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

父亲深知，协定是写在纸上的，要使它真正地落到实处，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还得作出更多的努力。由于事情总是复杂多变的，父亲时常感到心力交 瘁。

总的来说，1957、1958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并派出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指导。苏联的帮助，对中国 在尖端 武器研制方面的起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中国人民心存感激。当时，毛泽东曾发出 指示：“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自己人。”这个指示也极大地鼓舞了在我国的苏联专 家。

最初的顺利滋长了某些人的依赖心理，有人说，有苏联援助，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工业和科研设备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

父 亲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他一有机会就强调：自力更生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不会过时。如今我们向苏联人学习，仍然是为了将来能够自力更生。

父亲心里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不能指望苏联把 最先进的东西卖给中国。父亲感到，他们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两三代。苏联人的这个意图，他看得很清楚。

对苏联提供的样品，父亲反复告诫负责接收的部门：是新的还是旧的？他有这方面 的教训。抗美援朝时，苏联卖给中国的装备里就有不少二战时他们用过的旧货，刷上漆当新品运到中国， 一次在火车站，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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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坦克上的油漆还没有干透，就对同行的苏联顾问说：“你这个坦克立过多少战功呀？”弄得苏联顾问很不好意思。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核心内容，是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导弹。其中最核心的，是原子弹。这方面，他们确实派来了一批核专家。导弹方面，给了两枚P-2型地对地 导弹，一个营的导弹地面设备，另外还给了一点C-75地对空导弹，还有一种射 程50公里左右的岸对舰导弹 。

但是，协定中最重要的苏联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 资料，却迟迟没有到来。

一次，苏方通知，原子弹的实物样品已经运到了绥芬河，要中方派人去 接收。当中方做好全部准备并按时赶到预定地点时，苏方又说“样品还没有到”。情况报到父亲那里， 父亲不由得心生疑窦。

后来，苏方就是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先是要看是否有专门的储藏仓库， 等我国将专门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而在中国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苏方专家也表示满意后 ，1958年10月，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局长波利雅可夫复函中国二机部副部长刘杰“鉴于教学模型及 资料储藏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到了限期，苏方还是拖着不给。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 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 ，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 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 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而蒙在鼓里的中国还在组织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就上述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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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事实上，两国 关系的恶化缘于苏联方面的无理要求 。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他要中方回答不久前苏方提 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被毛泽东顶了回去，因为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当然被严正拒绝。赫鲁晓夫有意控制中国的意图被戳穿后，他恼羞成怒。很快，在他的授意下，中苏两国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 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这 个时候，父亲已经隐隐预感到，中苏两国的分歧肯定会影响到“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方一再推迟原子弹样品的交货时间，便是最好的证明。

终于，苏联人 开始摊牌了。

1959年7月初，父亲在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收到二机部的报告。报告附有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这个借口似乎冠冕堂皇。但是，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父亲认真地读完信，琢磨了好长时间，越来越觉得这是苏联要毁约停援的信号。

事情重大，父亲通知二机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于7月14日，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到庐山汇报，商量对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庐山期间 ，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 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 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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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为 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1959年6月，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定为“596”。

1959年9、10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 ，说中国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表明，苏联有意挑起事端，使两党之间的争论公开化。

父亲 清醒地意识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所有科技合作协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要秘书把各个方面的 情况搜集一下。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科技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不少单位都 出现了苏联拒绝援助、苏联专家消极怠工的现象。

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父亲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情况，先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后又在会上就 此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定。他说——

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 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 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会后，他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中苏科技合作中出现新情况的报告》。父亲报告的大意是：中 苏科技合作出现了新情况：我向苏方要一般的通用资料 、原材料、设备还能要到，精密和非标准设备、 特种原材料苏方卡住不给了；一般仿制、工艺专家还能请 到，设计专家请不到了。相反，苏方向我国索要的科技成果却成倍增加，而且过去大多是要些农业、轻工业、手工业、中药等传统技术，现在要的都是新技术了。这应该引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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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研究对策。父亲提议，我方能承担的科技合作项目，仍积极承担，以争取主动。周总理完全同意父亲的意见。

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紧接着广州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我军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等问题，通过了1960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会议还 明确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

父亲3月26日 回到北京，到7月苏联撤走专家、断绝技术援助之前的3个多月中，他为迅速 组建成中国“两弹”的独立 研究制造、试验的体系，更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

3月28日，是他回 来的第三天。父亲致信给苏驻中国国防部专家组组长巴托夫大将，表示中国仿苏制导弹的几种型号，将在 当年底和1961年初陆续 出厂，希望苏联国防部在中国进行靶场试验时，能临时派遣专家组来华，帮助组织与试验有关的各项工 作。同日，父亲亲自审改了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电报稿。电文说，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 一期工程将在今年6月间完工并交付使用，拟在5月至6月间用苏联供应的两枚地地导弹 进行实弹射击，请苏联供应火箭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请派9名专家来帮助训练操作，指导实弹射击。

3月31日，父亲和张爱萍一起听取五院王秉璋汇报，指示五院要处理好仿制与自行设计的关系，仿制的技术力量可以转移一部分到自行设计上，但在自行设计的新型号未投入试制前，仿制生产不可停，以防工艺技术生疏 了。

4月初，在听取宋任穷汇报最近赴苏拟与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谈判，要求继续履行援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合同时，父亲指示宋任穷，二机部要抓住此次有利时机，抓紧核 反应堆的设 计和建设，争取尽快把它建起来。

由 于我们有了警惕，在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图谋还没有向他们的下属传达的时候 ，二机部 抓住机会，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交付 设备。 浓缩铀厂是生产原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1959年12月初，苏联专家负责入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有些专家态度友好，要我们抓紧工作。结果我方用10天时间就把主厂房建好了， 而且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主工艺设备。二是对苏联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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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热情友好，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和资料学到手。父亲对二机部的这种做法很赞许。

还是在这个月，父亲两次听取五院工作汇报，再三强调加速仿制和研制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 名减少钱学森等专家的行政事务。父亲焦虑地说：“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各位，有无信心？有什么困难？还 要什么保障条件？你们都可以提出来，什么都可以为你们解决。再好的将军，不打败仗是不可能的，失败十次、百次，从中吸取教训就可以成功。”

连续紧张的工作使他十分疲劳，医生告诫要注意休息 ，防止心脏病再犯，但父亲未放心上。

4月16日，他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以及钱学森同赴上 海。18日，他们同到江湾机场，在简易试车台观看新型探空火箭发动机地面热试车。父亲对设计院杨南生 、王希季等全体技术人员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评价很高，希望他们加倍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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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 月的操劳，5月2日父亲心脏病复发，第二天进入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

6月4日，父亲身体刚好不久，致信安东、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从设备分交代表团五院小组与苏方谈判情况看，苏方对五院 的设备供应，坚持拖至1963年供完，明年只答应供××××万卢布，采取尽量少供甚至不供。有鉴于此， 为了使五院明年所需要的设备不致产生或少产生缺口，除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苏方增加供应和跳出苏联框 框，积极向德、捷等国订购外，请你们研究如何将五院所需设备尽速立足于国内。凡在苏方订到样品或图 纸者，如数量不足，就积极在国内安排仿制；有些设备估计短期内苏方不可能供应者，要根据条件，大胆 地进行独创设计，不要怕走弯路。重大的仿制和设计项目，要及早提交计委，力争安排在国家年度计划内 。在仿制和设计时，不要只看着某几个厂子和某几个部门，而要多找门路。以上意见请你们作一研究。”

6月23日，父亲在同陈赓、刘亚楼、张爱萍等研究五院工作时，说：苏联对已经答应援助的和几个协定之内应该给我们的东西，他们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因此，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无非是拖长些时间， 困难一点而已。我们要争口气，不能低三下四。但协定这条线我们不主动断。“10月15日协定”中规定 给我们的东西，能够要到的就要，要不到就算，不勉强。要记下这笔账。非标准设备我们也要自己干，我 们要向有真才实学的苏联专家学习。在研究、设计中，主要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

7月3日， 这是苏联正式撕毁中苏全部援助协定的前13天，父亲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把他随着中 苏关系的变化，一直在考虑的我们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向党中央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依靠自 己，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 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 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目前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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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 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 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 续坚持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周恩来总理阅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 。我方已经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 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 学生 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

三 、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周恩来总理在此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 、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 去的， 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 购买 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 学 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 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对这个报告，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都圈阅同意。周总理在父亲报告的有关部分作了许多旁注批示，积极支持父亲的建议。

夜以继日，未雨绸缪，父 亲和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真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32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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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

7月18日，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前来汇报的李富春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7月2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 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 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 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定书以及500多个专家合 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事实上，在中国国防尖端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照会之前就已开始撤离。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奉 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浓缩铀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离；到8月23日，在中国核 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从7月中旬起到8月22日 ，苏方撤走了在五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据钱三强回忆：苏方连一张图纸都没给我们留下，临走还恶狠狠地说：“看你们收拾这一堆废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20年也 干不出来。”

说起来，那时的情景真够凄惨的。国际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 性的打击”。赫鲁晓夫甚至说：“搞原子弹，你们到头来连裤子都没得穿的。”

尽管赫鲁晓夫和 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不留余地，中国政府还是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出发，对苏联的做法采取了克制态 度。父亲指示有关单位，一是抓紧时间尽可能在苏联专家走之前多向人家学点东西，二是专家走时要以礼 相待。据此，各单位对即将归国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普遍举行了欢送会，并对他们的帮助表示 谢意。不少苏联专家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临走时表现出了依依不舍之情。

苏联领导集团的做法，激起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愤慨，大家都表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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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一定要争口气。

毛泽东7月18日的指示传达下去后，科技人员感到振奋，很多人发誓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来。在海外，也引起强烈反响 。年轻的科学家周光召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 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出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内写信， “请缨”回国参战。

周恩来总理态度鲜明，他鼓励大家说：“苏联政府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想把 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没 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性格豪放的陈毅元帅在那个时期，对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就是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 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父亲一直记得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对他说过的话。彭总说：“聂总，两弹一星的事，我就拜托了。”如今彭总出事了， 但他的这句嘱托父亲永远也不会忘记。

1960年9月，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在谈到苏联领导人把 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关系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 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 ，建设自己的国家。”

总而言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危机关头旗帜鲜明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表示：要“变压力为动力”、“变气愤为发愤”、“集中全国力量，立足国内，突破两弹技术”。

父亲身为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而且还是全国科学小 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苏联人这一撤走，他那段时间的压力是最大的，心情 也是很不平静的。

毕竟，这个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原先的部署，给我们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在这个变故面前，有些人难免产生为难情绪：离开苏联，我们还能干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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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担心这个。气可鼓而不可泄，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士气比什么都重要。

五院的领导专程赶到北戴 河向父亲汇报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情况，他们提出了一些困难，流露出焦急和忧虑的神色。父亲对他们说： “大家不要着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希望你们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 备研制出来。”

父亲把安东找来，对他说：“国防科研要缩短 战线抓重点。地地导弹的研制是战略任务，人力、财力、物力，要确保首先用于五院。其他的国防科研项目也 要排排队。”

1960年初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曾规定：国防科研的方针是“两弹为主 ，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也就是说国防科研方面要紧紧抓住“两弹”和电子技术，这也是父 亲极力坚持的方针，因为他觉得，“两弹”是战略武器，有了它们，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大为改善。

当时的父亲，做梦都盼着，中国的导弹赶快从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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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父亲请钱学森、 梁守槃、屠守锷、任新民等五院的导弹专家们座谈。谈及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的压力，钱学森坦言： “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斗争一些科技人员也受了委屈，有的 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五院的同志，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 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听了这话，父亲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北戴河讲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 尖端技术极好，不然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这个指示你们听过传达了。主席还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勋章。主席讲得有道理，他们一逼，我们早一点站起来，早一点独立干。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相信你们会成功。”

国庆节过后不几天，父亲在三座门召开五院九级以上科技人员座谈会 ，他在会上说：

“ 现在大家都很着急，都想做更多的事情……根据大家当前的情况，提出几点同志式的意见，以供参考。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加强学习，加速进步。勇于负责，技术民主 。提高自己，培养后辈。又红又专，终身努力。’……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身事 业，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国防技术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这是万世之荣……只要大家尽了心，用了力气，失败了不要紧，要打气，绝不要泼冷水，更不会追究责 任，要坚持下去，吸取经验，反复试验，直到成功为止……要力戒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万万不要向党和人民翘尾巴，讲价钱。任何人只要翘了尾巴，没有不在前进道路上摔跤的…… ”

父亲的这次谈话情真意切，令在座的科学家们深受感动，许多年后他们仍然记得这次讲话，感到“平易近人”，是“肺腑之言”。

卧薪尝胆、奋发自强的气氛弥漫在会议厅，甚至有些悲壮。 在场的不少人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转。

钱学森代表科学家发言，他说：“聂帅说，中国科技人员不比别人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具有聪明智慧，我们还特 别能艰苦奋斗。国家有难，我们科技人员寝食难安，我们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损害健康、牺牲生命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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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辞。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不怕困难大，不畏惧暂时的落后。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去！”

是啊，中国需要护国的长箭，更需要战胜困难的胆气。

这段时间，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

7月份，学院放假，我和一批留学生回到祖国，刚到家不久，就遇上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那时我感到迷茫，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要命的是，我们的学习尚未毕业答辩 ，再回到苏联，会不会受到歧视？还能不能学到尖端的东西？

我一时没了主意。父亲看出来了， 也替我想好了。有一天，他忙完工作后，把我叫过去，说：“丽丽，你们有点生不逢时噢。”

我说：“就是啊，未答辩完，苏联却来了这一套，把我们也耽误了。”

父亲说：“我看你们这批留学生没必要再回去了，他们不会教你们尖端的东西了。”

“那怎么办？”

“不去也好。国内急需人才，你们回来正好顶上。”

“可是，我们连毕业文凭都没拿到啊！”

父亲说：“ 这个有办法。”

几天后，邓小平叔叔来了，见到我，他就说起我们的事，他说：“我问了一下， 你们已经差不多学完了规定的课程，就不要他（指苏联）那张纸片罗。”

我急了：“没有文凭， 我们怎么办啊？”

邓叔叔笑了：“不是有我吗？”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你有什么办法？ 苏联又不听你的。”

邓叔叔指了指我的脑门，然后又在我面前划了个大圆圈：“我给你一个大勋 章！”

我终于明白了，赶紧给邓叔叔道谢。原来，父亲把这个情况向邓叔叔反映过了，他当即表 示：“这批留苏学生的文凭，由我来解决。”

没多久，我们就拿到了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 。

我和一批同学被分配到了五院，我到二分院第四设计部工作，参加导弹自动驾驶仪的设计工作 ，先从实习员干起，合格了再当技术员。

从这时候起，我穿上了军装。领到军装的第一天，父亲 高兴地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我们家有了第二代军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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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弹”决不能下马

又是一年过去了。

又是在北戴河。

还是为了“两弹”。

一年前， 苏联撕毁协定，没有人站出来说：“两弹我们不干了。”那时候，上上下下，人们几乎众口一词：“我们自己干 。”

那场风波总算过去了。然而，正当二机部、五院克服重重困难，加速“两弹”研制进 程的时候，1961年夏天，却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 烈争论 。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时难分高下。

争论的起因，一是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援助， 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涉及尖端技术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二是党中央鉴于“大跃进 ”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正酝酿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两弹”的问题， 又被提出 来了。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 达到了高潮。在当时，这场争论波及面很广，事关“两弹”的生死，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经常提起 。

主张“下马”的同志，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是难以造出“两弹”的；三是“两弹”花钱太多，在国民经 济大调整的情况下，会影响国民经济和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不如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 只搞常规武器。 未来几年内打仗，还得靠常规武器。用他们的话说：“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 有人甚至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父亲当然是坚决反对“两弹”下马的。说 严重点，他早把“ 两弹”看成了命根子，是国家的命根子。开弓没有回头箭，怎么能遇到一点困难就要下马？

来北戴河之前，在北京，他就听到了不少关于主张“两弹”下马的议论，其中有些是相当 负责的领导同志，这引起他的警觉。他到北戴河时，会议已经开过几天了，在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时， 他越听越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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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困难面前，不少人对“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这让父亲感到焦虑。交流意见时，他不可避免地与一些领导人产生了矛盾和分歧。

事隔40多年之后 ，当年跟随父亲到北戴河开会的范济生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范济生说：“当时的气氛搞得很紧 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 不相让，各说各的理，有时开着会，就吵起来，桌子 拍得叭叭响。”

这一段时间，对两弹研制，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在看了父亲呈送给他的日本 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后，做了一个批示：“此件值得 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谈 一谈。”

父亲是抱着这好好研究的态度来北戴河的。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父亲不断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更坚定了他 继续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于是在会上发言中，父亲重申他的理由：“两弹”研制已经有了一定基 础，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 ，“两弹”研制正在稳步取得进展，特别是有一批非常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两弹” 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父亲大声疾呼，“两弹”研制应该继续攻关。我们决不能放弃啊……

会上有人提出，各行各业都在搞调整，国防科研这一块摊子太大了，既浪费又人浮于事， 应该减人。父亲提出：“国防科研减人不要一刀切，必须考虑留下的人员要配套。千万不要动筋骨，伤了元气。这几年，工程技术人员分散 了一些，现在要下决心把分散了的收回来，要归队。否则，技术力量仍得不到解决，技术关仍过不了。 国防尖端要积极搞，决不放松。”

一天，他在听取负责军工生产的一机部汇报情况时，说：“常 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

他的话有些人听进去了，有些人听不进去。争论仍在继续。原本凉风习习的北戴河，因为这场争论，变得燥热不堪。

后来范济生对我说：自从研制 “两弹”之后，我们感觉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早期的调人、找房子，到后来的设备、投资、生产，“僧 多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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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扯皮、打仗 ，尤其是科研和生产的矛盾，一天也没停止过，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似乎总是一对矛盾，总有打不完的仗。就为了这些，你父亲也得罪了一些人，原先他和一些人关系很好的，就为了 这个，把人家得罪了。你父亲也受到了某些非议。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我和安东见他为诸多难事困扰， 担心他的身体，尤其是他多次犯病而又不回家休息，更让我们担心，有一天，出于对聂总身体状况的关心 ，我对他说：“聂 总，您身体不好，事情那么多，又有那么多非议，您还是辞掉这副担子吧！”“以前我也曾说过，‘两弹’研制困难重重，矛盾太多，整天有扯不完的皮，反正都是党的，他们要上常规武器， 就让他们上吧 ，他们不让搞两弹，我们就不搞了。”这一次，听到我们又劝他，你父亲火了，说：“糊涂 ！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那么容易的。”并斩钉截铁地说：“ 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类似这样的话我听他说过好几次。有一次他还说：“那是毛主席、周总理交待的 ，我也向毛主席、周总理保证过。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8月4日，父亲出席了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说——

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个方针，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应该两 条 腿走路。中央军委的方针很明确，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打，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三五年内，尖端武器是力争突破的问题，装备部队是靠不上的。现在，尖端武器研制遇到些困难，但这 是个历史任务。在这个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认为还是要敢于前进。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 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有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 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打仗。在当前的困难面前，不能动摇。尖端武器要上去，解决的办法是要缩 短战线，研究试制的型号要排队。五院已经缩短战线，只先搞××××公里的地地导弹，另外设计××× ×地空导弹，仿制××××地空导弹……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 ，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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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特别列举了“两弹”研制的“家底”和技术攻关情况，用事实充分说明再努一把力，不久， 我们是能够搞出“两弹”的。否则，人才、设备将大量流失，造成极大浪费X端事业将会推迟若干年。父亲在会议上的这次讲话，打动了不少人。在日后的会议发言中，他们改变了“下马”的想法，支持两弹继 续攻关。

父亲去世后，范济生写过一篇名为《青松挺直，丰碑永存》的回忆父亲当时坚持“两弹 ”攻关的文章。他写道——

实践再次证明了聂总高瞻远瞩的英明论断。“两弹”研制的成功，对 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振兴国威军威，改善和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起了巨大作用。假若当时“两弹”“下马” ，或放慢发展速度，零打碎敲，那么，国家在克服了严重困难，接着又是“十年浩劫”，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取得现在众所周知的辉煌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父亲当然清楚，不管怎么争论，最终拍板的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两弹”要继续攻关，必须得到党中央的支持才能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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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 ，统一步伐，才能够取得成功。于是，他又采取了一个措施，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写报告。

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回忆说：“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找到北戴河 ，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两弹要继续上马给中央的报告。他的意见受到毛主 席的重视和支持。”

8月20日，父亲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 东。报告中说：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试验基地已具有一定规模，五院和二机部，都已集中和培养了几千名 大学毕业以上的技术干部，其中有技术骨干几百名，并已摸到了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的关键，有些问题已经 进入攻关阶段。五院研制的设备，可以保证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需要。二机部研制原子弹的原料和设备，在 1964年几个矿山和工厂建成后，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因此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 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

报告说：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条，即调整任务和调整力量。调整的方针是：导弹方面以地地型号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的，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在此前提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原子能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 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 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报告最后说：在暂时困难面前，要头脑冷静、实事 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越是困难，越需要树立信心，鼓足干劲。我们必须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少花钱、 多办事， 力争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完成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历史任务。

说到 底，这是一个坚持要把“两弹”搞出来的报告。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张军令状。4年左右，造 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造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这便是父亲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 “承诺”。

后来了解内情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进一 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

这份报告是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 贺龙、罗瑞卿的，他们都圈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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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坚持攻关的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这让父亲长舒了一口气。

10月，根据上述领导同志的表态和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中央军委第31次常委会议作 出决定：国防工业方面，科学研究着重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本建设主要搞配套。尖端要搞，不能 放松，这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自此，两弹“下马”、“上马”之争基本平息 ，“两弹”攻关的任务得以坚持下来了。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

事情定下来了，父亲心里对原子弹方面仍然有点不踏实。他把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刘西尧和已经担任二机部部长 的刘杰请来，请他们到二机部所属主要单位去搞调查研究：我国能否自力更生地制造出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3个人都是坚决主张搞国防尖端武器的，他们对原子弹情有独钟。张爱萍曾经说过一句挺有名的话：“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父亲对他们很放心。

刘西尧回忆说：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的爆炸是可能的。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个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 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 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 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1961年11月14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了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 ，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

实际上，这份报告的抬头是这样写的：“ 聂副主席并报林、贺副主席、罗总长、军委”，第一句话是“遵照您的指示……”

看了这个报告 ，让父亲心里更踏实了。

这个报告同时送给了邓小平同志，11月17日，邓小平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邓小平写在首页纸上的批语是：“送主席、周（恩来）、彭（真）阅。”

在这条批语下，邓 小平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文件在毛泽东手 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 铅笔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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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道又一道红色的蓝色的标记上，足以看出毛泽东主席对这件事情是多么关切和重视。

毛主席说：“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