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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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学工作的勤务员

1958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入冬以后，几场北风一刮，两场雪一下，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冰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那个年代，即便是在北京，有暖气的房子也是很少很少，加上人们肚子里缺乏高热量的食物，这个冬天的滋味就够人受的了。

我家的房子是有暖气的，但父亲住在里面，却总是不踏实，因为他牵挂着五院刚从各地报到来的那些科学家。西郊黄带子坟一带的五院院部，以及几个分院，正在初创阶段，大伙住在借来的旧房子里，有的技术干部，甚至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条件艰苦自不必说。

一天上午，父亲腾出点时间，叫上范济生，坐车去了五院。到后，他先钻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的小屋或帐篷，看了看火炉，是不是管用，又摸摸床上铺的盖的，厚不厚，保不保暖。最后，他才去会议室，和领导干部们见面。

主持会议的五院领导说：“请聂帅给我们做指示。”

那天父亲很有感慨，他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你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作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父亲的话令在场的人，尤其是一些科学家很受感动。他们想不到，一个元帅会说出这样的话。元帅愿意来当勤务员，这在过去，打死也不敢相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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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话锋一转，道：“我就拿三个字——勤务员，要求在座各位负责同志。你们做到没有？做好没有？我们当勤务员，负责科研组织协调和条件保障工作。要像国家培养乒乓球选手一样，使优秀人才更快地、更顺利地成长，并且大力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乒乓球出了庄则栋、丘钟惠，我们科学技术界难道不应该出更多的庄则栋、丘钟惠吗？”

最后，父亲语气沉重起来：“我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兄弟研究机构忍痛割爱调来的。可是，这么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时隔30多年后，著名的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说，有了这句话，大家伙一下子都不觉得冷了。

不久，又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清晨，五院二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这天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

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少将回到队列前。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呢。”

听到这里，几百人的队伍中，不少人感动了，有些人眼里湿漉漉的。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这个故事，我是从一些老科学家那里听说的。

著名航天专家任新民，也经历过一件他始终忘不掉的小事，他说：“有个冬天，我的手冻了。我听政委说，聂老总对我们政委讲，任新民手冻了，你们怎么也不注意这个事。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他感动的是，一位元帅，这样的小事都挂在心上，你还能说什么呢？

无独有偶，五院一位负责后勤工作的老红军罗光理，1985年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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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件小事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

1959年初冬的一天，寒风呼啸，被秋风扫尽叶子的枝条，在寒风中颤抖，发出“沙沙”的响声。

由于寒流突然袭击，气温骤然下降，室内温度已下降到三度左右。这样一来，原来的防寒工作安排一下打乱了。最使我们后勤人员担心的是刚建好的宿舍楼，由于热电站还没有建成，暖气一时供应不上，室内潮湿，使人感到透心彻骨的寒冷。

傍晚，我刚进家，电话铃就急促地响起来。我拿起电话一听，是五院领导打来的。电话中，院领导传达了聂总的指示，要求一定要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知识分子的取暖问题。聂总说：“谁冻坏了知识分子，我找谁赔人！”院领导还通知说，运炉子和烟筒的汽车已经出发了，让我们等着接车。听了聂总和院领导的指示，我心头一热。敬爱的聂总工作那么忙，还记挂着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的冷暖。这对我们后勤工作，既是及时的批评，也是有力的鞭策。

放下电话，我忙扒拉了两口饭，叫了几个同志，来到马路边，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拉炉子、烟筒的车。冰冷刺骨的西北风像只发怒的野兽，狂吼着，旋起漫天的尘沙，如同无数把小刀子刮在我们的脸上。我想起临来这儿时，聂总对我们讲的话：“那儿是知识分子和专家聚集的地方。你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思想上一定要有一个为科研生产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准则。”今天，聂总不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一心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光辉榜样吗？

运炉子的汽车终于到了，是五院院务部部长侯青久同志亲自带了几位同志押车运来的。我们立即一齐动手卸车，卸完车已经很晚了。接着侯青久同志又和大伙儿一起扛的扛，抬的抬，挨家挨户给知识分子安装炉子。

当我们来到一个留苏回来的大学生家里时，这个大学生的家属已经休息了，可他还在伏案工作。桌上堆满了书，他披着军大衣，搓着冻红的双手，接待了我们。我们几个人赶忙动手安装炉子。他看到我们这样忙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忽然，像又想起什么，赶紧给我们点烟、沏茶，并激动地说：“首长同志，你们辛苦了，快歇会儿吧！”侯青久同志说：“不早了，你快休息吧，我们还要接着干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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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学生一直把我们送出门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首长，你们工作那么忙，特别像您这样的老红军，还亲自给我们安炉子，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经过一个通宵的努力，终于将炉子全部安完了。当安好最后一个炉子时，侯青久同志对我们说：“后勤工作事事要抓紧，要把工作做在前面。”我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这时，窗外寒风凛冽，屋内温暖如春。望着那熊熊的炉火，我仿佛又看到长征过草地时，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憧憬革命胜利的情景。想到同志们现在可以暖暖和和地休息，聂总也可以放心了。这时，我的心头不禁荡漾起一股慰藉之情。

这件事过去已经26年了。每到冬天，特别是最寒冷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聂总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勾起我对这件小事的回忆。

取暖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很快又来了。“两弹”攻关紧要的关头，3年经济困难降临了。起初谁也没想到那么严重，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里的人吃饭穿衣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这一回，饥饿像潮水，来势凶猛，粮食供应日渐紧张，副食品几乎见不到了。

这是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困难。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父亲为此忧心忡忡，怎么办？他只好赶紧报告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周恩来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了一部分粮食，紧急运往西北大漠戈壁深处的基地，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来北京开会，父亲找到他，说：“你们是不是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

李福泽说：“是。”

父亲说：“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是不是也疏散了？”

李福泽说：“是。”

父亲说：“技术人员疏散到别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我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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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泽低下头，小声说：“有。”

父亲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

父亲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28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感到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父亲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

父亲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批准。”

李福泽一辈子都没忘记父亲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当时，他回到基地之后，想方设法把已经疏散到各地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继续搞科研。

以后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困难的时候，科技人员的伙食标准是“2611”，即每月26斤粮，每餐1个馒头，1角钱干菜汤。因为粮食定量不够，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营养跟不上，致使很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出现了浮肿、色盲等病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仍然在加班加点，苦心研究。五院和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办公楼、资料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干部们心疼，劝他们，甚至是要撵他们回家休息。

消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父亲这里，当时父亲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听到各方面的汇报，他深深地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呀！”

秘书范济生回忆说，为了这个事，一天晚上，父亲穿着病号服，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第二天一早，范济生来了，父亲说：“昨天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父亲特别强调：“鼓足干劲争口气是可喜的，但不能拼命。否则，即使技术攻关成功了，身体也垮了，下一步怎么办？要劳逸结合，要搞个规定，这要经常检查落实。”

范济生走了。后来就有了规定：晚上加班不得超过12点。

一天晚上，父亲亲自给五院政委刘有光打电话检查落实情况，父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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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着眼现在，更顾及未来。

有一天，有人向父亲汇报：在五院和原子能研究所，每到晚上，超过12点后，有的同志就躲到厕所里看书，有的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白天把干粮省下一个，留到晚上吃。

这让父亲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一天，他对母亲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只强调休息，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也是要垮的，脑子会不好使唤的。可是，到哪儿去搞营养品呀？连主席、恩来都不吃肉了……”

父亲又想到了周恩来。在医院里，他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对他说了自己掌握的情况，然后说：“总理呀，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周恩来忙问：“什么办法？”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点捐。”

“你是说募捐？”

“募捐！让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呀、海带呀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点问题。”

周恩来愣了愣，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放下电话，父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表父亲，把电话打到了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军区和海军，传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生活清苦，任务很重，需要各大单位援助一些副食品。

陈毅到医院来看望父亲，听说此事，热辣辣地说：“你要募捐，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时，也加上我的名字。”这位性格爽直的老总又说，“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两位老战友为“募捐”的事，议论了好久。

“募捐”行动布置下去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来医院看望父亲，郑维山是父亲在晋察冀的老部下，一见面，父亲就说：“郑维山，你的气色不错，是不是经常吃肉？”

郑维山忙说：“报告老总，我已经很久没沾荤腥了。”

“真的吗？”

“真的！”

“没吃肉，并不说明你们没有肉。知道我正在募捐的事吗？”

“刚刚听说。”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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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能小气呀！”

郑维山回答得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

郑维山回去后，亲自打电话到内蒙古的部队，布置他们打黄羊，并且特别说明，这些黄羊肉是保障科学家生活的，别人不能动。

“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慷慨解囊，价拨给了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豆油等副食品，还有各种水果。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拿到这些物品的清单，父亲笑了。病也感觉轻了。有人对他说：“聂总，还是你的面子大啊！”

父亲说：“我的面子，是科学家，是尖端武器给撑着的。”

东西一批批运来了，如何分配呢？父亲把有关人员叫来，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

他特别严肃地声明：“领导、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包括你们，一两也不能要！”

也许是还不放心，他又补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东西分下去了，我在五院，亲眼目睹了专家和技术人员领东西时的感人场面，很多人是红着眼圈，甚至是流着眼泪排队领取的。他们得知是中央和军委给大家弄来的东西，更是激动不已。老科学家们纷纷表示：听说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却给我们吃肉，我们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搞出“两弹”来啊！

本来是艰难的岁月，因为有了关怀，人们也就不觉得有多苦了。多少年过去了，甚至还要怀念它。

父亲果真派安东下去检查了。在五院，政委刘有光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分了一两，就开除我的党籍！”

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张贻祥回忆说：“那年聂帅到导弹试验基地指挥导弹试验，是带着氧气瓶去的。我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只能吃下半个。于是我让食堂想办法搞来一只鸡，给他熬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时，他狠狠地批评我：现在这么困难，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搞这样的特殊化！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共产党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募捐”，是那个饥饿年代的一个无奈之举，但也是一段温暖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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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文革””中，有人批判父亲这是“专家路线”，说这是“科技鱼”、 “科技肉”、“科技水果”、“科技豆”。而在今天，这些词汇却成了科技人员美好的回忆，一再被人提起。

他还指示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每周请大家聚餐一次，补充补充营养。这件事情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

父亲在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给自己定位的角色，就是勤务员。

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回忆说：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态，“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他们服务”。

钱三强回忆说：“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尽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他最能理解科技人员的要求和苦衷，最了解科学技术工作的特点。因此，对于下面提出的问题，他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解决，甚至亲自出马。”

父亲同一些科技工作领导同志、行政管理人员谈话时常说：“我们为科学家、专家服务，让他们全心全意出成果、出人才，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么！” 对广大科技人员，父亲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同时，特别注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比如：科技工作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也要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父亲召集外交部门和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商量，逐步建立和开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和交流的工作与体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派出驻外科技参赞（在我各使领馆领导下工作）。这个制度，这方面的工作，对我国科技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再如：科技工作的开展，需要吸收国外的科技成果、专利资料，苏联当时有科学技术情报所，父亲就找有关部门商量，每年拨一定外汇，进口国外科技书刊、专利资料，并成立国家的、国防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在叫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或中心）；科学器材、仪器供应困难，请国家科委组织研制和进口，并成立科技器材公司；需要化工制剂，请化工部组织自制、少量进口，也成立了公司；科研工作的基础工作中包括有计量、标准，为此成立国家计量局、国家标准局，并在两局之下成立研究院、所；科技成果和创造发明需要鼓励、鉴定、登记、推广利用，在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内设立了成果（兼发明创造）局，制订法规条例，建立有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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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父亲发现当时数量很少的科普电影，对记录科技成果、人物和科技宣传、普及、推广很有好处，特地关心起科技电影。当时秘书听了都觉得惊讶，说聂总怎么关心起电影来了。父亲找负责电影领导工作的夏衍谈，夏衍十分赞同，亲自主持科技电影会议。当时北京、上海两个科技电影厂都得到很大的支持和加强；各产业部门、国防部门也办起了小规模的科技成果的录制小组或中心，农村农业农村部门还曾经成立了农业科技电影厂。

直到现在，老领导、老科学家提到父亲“要当好科学工作的勤务员”的指示，还十分感动，说：“您父亲这个勤务员真是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啊！”

35 士为知己者死

1958年，甘子玉从国家科委调到我父亲办公室担任秘书。他来到聂办后，一次父亲同他谈话，说：“我过去是带兵的，是组织武装工作的，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现在我要带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中国的富强努力。”

父亲接着说：“你要多了解一下科学家们有什么意见。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要赶紧告诉我。”

他还说，在部队里有过一个老规矩，一件事情，参谋对司令员可以提三次意见。

甘子玉说：“我就按这条去办。后来，他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很多意见或建议都采纳了，而且及时做出了处理。”

甘子玉回忆说：“我体会聂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风民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同时他的作风非常实事求是，且善于把科学技术人员、各级领导和工人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再贯彻下去，这一直贯穿在他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中。”

1984年，钱学森说：聂荣臻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地进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

父亲自己晚年回忆“两弹一星”的研制时，说了“两个相信”：一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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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外国人能搞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二是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会为国家的安全，民族的荣誉竭尽全力的。

我听父亲说起过，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恩来曾嘱咐过他：“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父亲一直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话，从不敢怠慢。他对钱学森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他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学识渊博，有头脑，工作积极，敢说话，敢负责，我们搞尖端武器，受他的影响很大。”他要求五院的领导，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要采取严格措施。还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

父亲特别嘱咐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一定注意国防科研部门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保卫工作，节假日，专职保卫干部也不能休息。

五院初建时，只有两三辆公用车给专家们用。钱学森到航委来开会，就坐公用车，有时候车还派不出来。父亲知道后，派范济生到总后商请解决。范济生找到总后一位副部长，请人家批了两辆汽车，一辆给安东一辆给钱学森。是美国造，天蓝色的，很漂亮，车型也很别致，但在整个北京市就只有两辆这种车，非常显眼。

有一次，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工作。临走时，父亲透过窗口发现了那辆车。他问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吗？”

范济生以为父亲会表扬他，很自豪地说：“是啊！”

“你注意了吗？”

“注意什么？”

“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

范济生明白了，父亲是为钱学森的安全着想，就连这么个细小的事情，他也要从钱学森的安全来考虑，他太细心了。

很快，按照父亲的吩咐，范济生帮助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

钱学森自从回国后，住处一辈子没变，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机关后勤部门，不知有多少次动员他搬到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去，他就是不搬。人们感到奇怪，他为什么就不搬家呢？

这个谜底很久以后才揭开，是钱学森自己抖露出来的，他说：“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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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个老房子里不愿搬家，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五院成立后，父亲推荐钱学森担任院长。这本来是对他的重视，却没想到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一次为建托儿所，有关人员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桌椅板凳也要他拍板。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父亲知道后，就对五院的领导们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不应该去麻烦他。把他陷在事务圈子里，是对他的最大浪费。”

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父亲在征得钱学森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兼任五院院长，钱学森改任技术副院长，把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调来任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这个建议批准后，把钱学森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

一次，老资格的副院长王诤和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导弹试验方面的工作，坐下后，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讲得很细，钱学森讲时，只简单讲了几句。汇报完，父亲把王诤留下，对他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

王诤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

在业务技术上，父亲极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每执行任务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既然有领导这样鼓励和信任，钱学森也就放手大胆地干。有一次，导弹在厂房里测试完没有问题，就运到发射场上竖起来，竖起来以后，还要作一系列的试验，看看基地发射场的这些设备是不是能够正常工作。中间有一个程序涉及加注和泄出推进剂，要作一下试验，看看弹上的管道好不好。

在作这个试验时，出了一点故障。推进剂要泄出的时候，操作手忘了把通空气的开关打开，把推进剂憋在里面。推进剂是重的，靠着动力的牵引泄出来了。推进剂上面的空间就变成真空，箱体里面成了负压，外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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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压力比里面大，结果把箱体压扁了一块。

这一下可把大家急坏了：“把箱体压坏了，怎么打呀！”

钱学森仔细检查了一下，认为没关系，发射的时候，给里面加注推进剂时，那块扁下去的地方自然会鼓起来，就会恢复原状，绝对不影响发射。按照规定，发射前，需要3个人签名。一个是基地的作试部部长，他管发射工作，他要签字；再有一个是管技术工作的，那就是钱学森要签字；最后一个签字的，是基地的司令员。

但是，因为这个小变故，基地作试部长不敢签字了，钱学森签上名字，就去找基地司令员，基地司令员见作试部长不签字，自己也就不签，钱学森怎么解释都不行。

事情马上报告到远在北京的父亲那里。父亲同意钱学森的意见，决定打。

第二天一发射，完全成功，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因为他觉得，父亲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钱学森还曾说道：“聂荣臻同志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具体组织‘两弹一星’的事业。聂老总虽出身军旅，但作风却十分民主而又平易近人。他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关心科学家的生活，为科学家们创造条件，保证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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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的顺利进行。”

还有钱三强，父亲也一直关心着他。

1958年，父亲就对人讲：“二钱（钱学森、钱三强）和选调来的这批专家，是我们两弹的希望，信任和依靠他们，就可少走弯路。”

钱三强回忆说：“1960年的一天，聂总亲自召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负责人商议，要着手抓核武器试验靶场的准备工作，靶场如何布置，要测试哪些数据，需要什么仪器设备，还有安全防护等等，都要一一进行研究落实。在许多准备工作中，当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有几个又红又专的科技干部来筹划和组织各项工作。经过讨论，聂总最后果断提出：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钱三强同志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的人，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钱三强觉得，这是国家对他的莫大信任，在那个年代，被信任比什么都强啊！曾几何时，人们迷信苏联专家，不相信自己的科学家，既怀疑他们的能力，又怀疑他们的“忠诚”，不敢放手让他们干事。这一下，钱三强一下子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搬到了原先苏联专家总顾问的办公室，指挥科学家们攻关。

这是钱三强最繁忙，心情也最舒畅的日子。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父亲去世之后，钱三强在一次座谈会上，充满深情地说：“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我们有聂帅这样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还有任新民，父亲对他也很器重。

苏联专家撤走后，五院在仿制的基础上研制中近程地地导弹用的火箭发动机，任新民任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设计。一段时间里，新发动机老出问题。那个时候，有些人把火箭发动机出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反映上去。父亲听到这个反映后，对五院领导说：“你们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庄逢甘两位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听说五院已经成立，他们要求调到五院工作，就没有再回哈尔滨，而是到刚从部队接收过来的房子里，不顾条件简陋，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住在那里。我叫安东去动员他们住旅馆。任新民、庄逢甘表示：我们是调到这里来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一再动员也没有去住旅馆。这件事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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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后来说：“当时，我们这些人最怕的不是研制中有什么困难，而是组织上是否信任我们。聂帅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尊重人家。’聂帅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还有王淦昌。他回忆说：“记得我在核试验基地的时候，一次聂帅去基地检查工作，非要看一看并不是很熟的我，并亲自花了好多时间才找到我工作的地方。我感激地望着聂帅，不知该说什么好。聂帅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有力地挥了一下拳头：‘这个（指原子弹）就靠你们这些人了。’后来1962年左右，聂帅与朱老总、陈老总等人在广东从化休养，组织上也派我去休养时，几位老帅分别请我吃饭。当时的聂帅戴一顶八角帽，穿便服，身体不是很好。不爱说话的他对我们讲话非常客气，关心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科学家以后还可以到国外去休养，顺便可以了解一些国外的情况。’望着聂帅一本正经的神态，我心里很不平静。领导这么看重我，而我自己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工作，觉得很惭愧。”

周光召1960年回国参加了核武器研制工作。因为他有哮喘病，第二年被送到疗养院休养。这件事情给父亲知道了，他派一位参谋，给周光召送去了一篮水果。

周光召说：“这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还是个很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哪个高级领导人会这样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使得我尽快结束疗养，全力投入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67年在基地参加试验，那一次我又见到了聂帅。他第一个就问我，哮喘病好了没有？可见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五六十年代，在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差距。有人认为，这方面有问题的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父亲耐心地解释说：“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好的比较少，一般来说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家庭，否则他就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更不要说出国留学。”父亲强调，我们必须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经过父亲反复说服，反复做工作，使一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本人表现好的科技人员进入国防尖端科研部门工作。

蔡金涛和梁守槃，是当时五院科学家里面家庭出身最复杂的两个人。蔡金涛过去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少将军衔。这样的人敢用吗？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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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父亲这里，父亲说：“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就要用。”

梁守槃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有人说：“像梁守槃这样情况的人，不宜在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可是，父亲却讲：“要看这个同志的具体表现，像梁守槃这样的同志，是可以用的。”

这句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科技人员大会时讲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梁守槃感到心里暖融融的，他说：“当时如果不是聂帅讲了这句话，也许我根本就不能在五院工作了。”

蔡金涛和梁守槃，后来为火箭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福泽记得，有一年父亲去他们基地，聊天时他对父亲说：“知识分子的成分确实有点复杂。”

父亲说：“你不能这样讲，如果从你身上审查，数不过三代，哪有一个干净的？”

李福泽当即就笑了：“我也是不太干净的，我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

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就是不要歧视知识分子，人是可以改造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末代皇帝溥仪都能改造，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改造？

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懂得知恩必报。在艰苦的年代里，他们能够做出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不正是一种对祖国的回报吗？

赵朴初大师生前为父亲写过一幅字：“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我认为，对父亲而言，这句话是很贴切的。

36 统率全国科技攻关五个方面军

钱三强说过：“聂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

准确地说，真正强有力的领导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毛主席的胆略与决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如果不下决心，什么也搞不出来。周总理始终坚定地支持两弹攻关，很多时候他亲自上阵指挥，亲手搬掉一只只“拦路虎”，他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中央领导对“两弹”的关注，始终如一。

很多有眼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性，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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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总理特意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遇到的问题，二是为了保密，不让太多人知道。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手头掐得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一次，中央专委开会，说到经费问题，周总理对主管财经的李先念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

李先念把手高高地举起来，说：“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具体领导组织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他是军队的元帅，现在他又成了统领全国科技战线的元帅。后来有人称他“科技主帅”。父亲确定了组织5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大力协同，攻克各种科技难关的思路。这条思路，在“两弹一星”攻关过程中得到党中央的肯定，父亲把这5方面的科研力量称之为是“五个方面军”。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方面，到1962年，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时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周总理称中科院是“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父亲则经常提到中科院的“火车头”作用。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父亲经常以“任务带学科”的形式，交给他们各种科研课题，同时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支持。正是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到1962年，中科院的研究所，由1956年时的4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我国科技战线重要的攻关力量之一。

国防科研方面，除了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军用电子技术研究院之外，父亲从1954年分工主管武器装备工作以后，就一再强调，全军都要大力加强对武器装备的研究论证工作。因此，各军兵种纷纷成立了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兵器、军事医学等各种研究院。这些国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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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也是我国科技战线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重要的攻关力量之一。

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党中央、国务院号召，要重视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父亲在主管科技工作后，也一再强调，全党要抓科技工作，要使科技事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在国家科委等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到1962年，仅北京地区就成立了钢铁、有色金属、矿山、有色冶金设计、电器、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利水电、煤炭、石油、化学工业、建筑、建筑材料、地质、纺织、农业、林业、铁道、交通、邮电、医学等20多个研究院。这些研究院，成为科研攻关的重要力量之一。

高等院校方面，父亲说：“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大力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的基本任务，两者不可偏废。这不仅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方法。”高等院校本来参加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父亲的这些话传达后，积极性就更高。像北大、清华、复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从50年代中期起，就都积极参加各项科学研究活动，承担了大量军用、民用方面的科研课题，其中有许多是高、精、尖课题，成为科研攻关的又一支重要生力军。

在向科学进军的精神鼓舞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科研机构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省、市还办了科学分院。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地方科研部门这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父亲十分重视发挥上海科研基地的作用，上海在工业基础、科技人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研设施等方面的条件，在我国都是比较好的。父亲多次强调上海是重要的科研基地，他说：“上海有人，有东西，可以在那里搞项目。”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科技工作很重视，对上海开展科技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当年在科研上碰到难题时，父亲往往把攻克科技难关的任务交给上海有关单位去完成。如原材料、仪器仪表、精密设备等，请上海协同有关单位攻关。在父亲的提议下，上海从1958年开始就陆续进行了探空火箭、人造卫星、半导体硅晶体管、铀235分离膜、地对空导弹等国防尖端项目的研制、试验工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加强5个方面科研力量的同时，父亲反复强调了科研工作中各方面大协作的重要性。他说：“科学研究必须有适当的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1958年，父亲在上海全国第一次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全国科研要有一盘棋的思想，地方科研力量在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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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任务后，要积极参加全国重大项目的协作攻关。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进行攻关，这是中国科学事业，在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父亲在组织科技工作大协作时，特别着重的，一是将协作的科研项目，列入国民经济或科技工作的年度计划，以求得到人员、经费、物资上的保证。二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全国一盘棋的观念。三是充分调动科研单位领导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保证科研成果的高效性。四是遇有重大难题，父亲就亲自出马或指派有关单位领导同志予以协调。五是在设备上和情报资料上统一调配使用。父亲组织协作的这些做法，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

1961年初秋时节，中央确定两弹继续攻关，父亲在广泛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后，反复强调国防科研各部门都要贯彻“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即三五年内要突破导弹、原子弹的技术难关，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研制两弹，除了攻克理论上的难题外，尤其需要的是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太多，因此，如果稍微松一口气，如果不咬牙坚持搞下去，如果不抓紧攻关，就很可能无限期拖下去，最终可能会半途而废。

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举例说，仅是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这样多的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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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制，当然不可能全由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

大协作，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基本做法，也是最正确的办法。

父亲负责领导全国科学工作后，深感现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才能取得好的成果。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

父亲90岁寿辰时，钱学森在给他的贺信中就曾写道：你“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

对此感触颇深的钱老还曾说过：聂老总过去是打仗的，打仗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聂老总在五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的很多做法，都是按聂老总的考虑，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的。

父亲去世后，老一辈科学家们缅怀他时，很多人提到，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领导的这个做法，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父亲是个爱动脑子琢磨事情的人，据我的观察，每天他大量的时间是在琢磨问题。他善于观察，善于总结，思路成熟了，就说出来，拿到下面去贯彻。

怎样领导科学家？

成立五院时，抽调的都是响当当的军事、政治干部，打仗都没问题，也有一定的文化，在部队也很出色，各方面确实优秀。但是到了五院，工作的对象变了，有的干部仍然用带兵的那一套管理科技人员，显然不行了。

父亲反复对他们讲：“你们这些同志呀，带兵打仗确实都不错，也立过很多战功，但是现在你们的工作对象是科技人员，你不能把带兵的那一套用到他们身上，要适应这个情况，把政治工作做到第一线去。什么叫第一线？就是研究室。你们要跟班劳动。”

在科研单位开展政治工作方面，父亲也有所创新。一是体现在党委的工作上。在部队，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党委讨论，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办法在科研单位就不灵，试行了一段，矛盾很多，因为党委成员大多是从部队调来的，不懂技术，如果对技术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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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那可能要出大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父亲提出：技术上的事，由技术委员会的专家研究讨论后，再由党委来批准。党委只管批准，专家讨论时少干预。党委要注意选拔、培养和支持勇于负责的技术指挥员。

二是体现在支部和基层组织的功能上，在战斗部队，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这在红军时期就决定了的，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科研单位就不行了，对于科研工作，支部只起个保证作用，不能起决定作用。

他说：科研部门要搞“技术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

他强调，要贯彻技术责任制，为使科研人员有责有权，要建立技术指挥线，就是由上到下，都由科技人员直接指挥科技工作方面的一切活动。行政领导必须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干预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以避免瞎指挥。

他常说：院长、所长、科主任、室主任，就像战争年代的各级指挥员，就是组织大家，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去争取胜利。

他提醒各级领导，要学会用人，把科学家放到最适合他的岗位上。他说：“用人可是大事！打仗用错了人，要多流血。中国的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

他很重视基础研究。1962年初，在广州开全国科学会议时，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研究病虫害的原因，有人批评他说：你应该去研究农业怎么增产，怎么研究起虫子来了？父亲说：“农业上有病虫害，你不去研究它，怎么能治它？”从此他要求，对基础研究，要确保一定的经费投入，不能急功近利，要有30%的经费投入预先研究、基础研究。

全国很多科研单位，据说到现在还是这么个投入比例。

他提出了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来安排，可以说这是他在科研管理上的一个创造。就是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树立“三步棋”的思想：一个是正在研究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正在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用他自己的通俗说法：“手里干一个，眼睛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

他说：“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

根据这个思想，针对五院，在他们研制成功中近程地地导弹后，他提出“三班”的要求：一班抓中程的，一班准备研制中远程的，一班探索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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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

他还说：“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苏联援助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科技界也有人不甘寂寞，在五院，有的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意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有人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说：“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这就更离谱了。有的领导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父亲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在报纸上讥笑中国，说：“中国人不会搞出什么尖端，因为中国没有精密产品，而没有精密产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脏，掌握不了精密技术。”

父亲爱整洁，他一辈子爱整洁。他到精密度要求高的工作场所，见到乱挂标语，乱放广播，尘土纷飞的脏乱现象，就很反感，就要批评。他说：“往往就因为一些灰尘，搞得产品过不了关，零件大量报废，有时还引发事故。” 他反复要求，要确保“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科研生产环境，实行文明生产，严格保障产品质量。六十年代，父亲为了解决清洁、文明、精密生产的问题，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邓小平同志以书记处名义发文向各地方、部队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当时有的领导同志还说聂老总管事太具体，连这些“小事”都抓了。殊不知国际上在现代工业技术中还专门推行着文明生产、质量管理呢！

他信奉国防尖端研究无小事，不要说原子弹，就说导弹吧，装配时稍有不慎，一枚价值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导弹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功能。一次，父亲与五院的同志聊天时，无意中听说一枚东风二号导弹发动机组装时，工人不慎将一颗小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还没找到。有人主张拆卸发动机找，有人认为，费了这么大劲才组装起来，为一颗小螺丝钉不值得再费那么大劲拆卸，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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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闻听此言，立即警觉起来。当时他正在病中，他给张爱萍打电话商量后，决定派范济生陪同张爱萍赶赴导弹总装车间坐镇，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问题查清楚。范济生陪同张爱萍去了，他们一直坐在发动机前“监工”，直到真的找到了那颗小螺丝钉，才回去报告父亲，父亲才放下心来。

这个“元帅与螺丝钉”的故事，多少年后仍然有人牢记。

搞尖端武器，国家宁可勒紧腰带，也要保障需要的资金。钱多了，就有人花起来不心疼。说，要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

父亲反对败家子作风。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一些项目，灵机一动，就提出要钱。父亲批评说：你们不能够搞“广种、密植、薄收”。

担任过五院副院长的梁守槃说：“这个看法，是有人不同意的。我传达这个话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考虑建设，你说我们‘广种、密植、薄收’，你梁某人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不是我讲的，是聂帅讲的。他们就不说了。”

几十年来，针对“两弹一星”花钱的问题，不断有各种非议，有人说：“两弹是用金子堆起来的。”

五院搞导弹、航天技术，1982年的时候，他们算了一笔账，从1956年建院算起，一直到1982年，五院研究导弹、火箭所花的钱，总的数目还没有宝钢一期工程用的多。

应该说，还是比较省钱的。

““文革””前，有一次，父亲在广州碰到陈云。陈云悄悄问他：“听有的同志说，你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说究竟花了多少啊？”

父亲把大概数字告诉了他。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和美国、苏联、法国相比，中国花在这方面的钱，不知少了多少倍。

搞两弹一星，技术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拦路虎”。最大的“拦路虎”，是两弹需要的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这七个方面。父亲在一段时间内，经常提到这些事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

上面说的那七个方面，就是搞国防尖端面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总结的这个“开门七件事”，成为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为这“七件事”，成立了统筹全国协调的新型材料、精密机械与仪表、九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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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小组，国家科委、国防科委都有一位管技术业务的副主任挂帅，动员全国有关几百、上千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工厂来承担从科研攻关到中间试制、批量生产的任务。

到1965年时，国内企业已经基本能够办好“开门七件事”。两弹一星的“拦路虎”一只只被搬掉了。

37 “科学工作的宪法”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次大的冲击。从那以后，在“左”的思潮重压下，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有巨大的精神压力。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有越来越低下的趋势。

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是当时提出的口号。但是，“红”的标准是什么？“红”与“专”的关系如何？却常常存在争论，纠缠不清。要想不犯错误，就得越“红”越好。为了保证“红”，就得加强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照本宣科读文件、读报纸，开会，搞许多非专业的义务劳动，大量浪费了科技人员的时间，研究任务怎么能不受影响？

五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有几件事情我一直感触很深。

五院离钓鱼台国宾馆很近，那时节，国宾往来都要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北京市有关部门常常要五院派人去参加，专家们到路边举着小旗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样一来，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父亲起初不知道，他知道之后，火了，立即给当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打电话。彭真一听也火了，马上责成有关部门不准再这样做。

不久，五院按照总政的要求，把一两千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弄到农村劳动锻炼。父亲得知后，很生气，他把总政主任肖华、副主任梁必业找来，对他们说：“劳动锻炼可以，我赞成锻炼，但必须到工厂对口锻炼，通过锻炼，业务上也必须有长进。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锻炼，是浪费！”

又有一次，总参从五院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参加西藏平叛。父亲对此事很不满，他批评有关领导：“不要把这些知识分子当兵来看，当兵来带。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去打仗。”

从此以后，类似的事情少了许多。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他上任伊始，提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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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五院围绕突出政治，整天开会学习。

针对这种情况，父亲提出一个口号：“搞出‘两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

父亲又说：“政治不是空的，政治是必须落实到业务当中去的。”他在军委会上说出了这两句话，林彪没有表态。

不久，部队根据林彪的指示，开始评“四好五好”。二机部是搞原子弹的，人员不穿军装，不搞是可以的，但是当时五院的人都是穿军装的，是军委直接领导下的，搞不搞？

父亲就说：科研机构不是连队，科研人员怎么能评“四好五好”？ 他说：“科研单位搞‘四好五好’，十年内也不一定出成果。在研究设计里有好多分工，分得那么细，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你这样一搞，势必把科技队伍给搞散了。老专家们也好，新来的大学生也好，评不上‘四好五好’，他可能就抬不起头来。评上‘四好五好’，是不是就真的比别人好？你离开别人能搞出导弹来？它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什么哪好哪不好。”

父亲明确表示，五院不准评“四好五好”。有人还是坚持搞，理由是五院是军委领导下的一个单位，林副主席的命令，军委的命令能不执行吗？不执行能交待过去吗？

没办法，父亲顶着压力，在军委办公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讲了科研的特殊性，科研的具体情况。大家一听，认为父亲的话有道理，大多数人便同意不搞。林彪也就没再说什么。父亲为此事还找了罗荣桓元帅，罗帅同意他的看法，并说可以以四好、五好精神激励大家努力学习、争取进步，可以不搞评比。

到1960年，父亲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已经有5个年头。在实践中，他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少感受。问题有很多很多，但像以前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出一些个别的指示是不行的，况且它的影响只能在北京附近，它的影响所及，毕竟是少部分人。

1961年1月中旬，在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面前，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示要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并亲自带头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农业方面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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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率先到农村调查研究。在当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农业六十条”。

在这种背景下，父亲在同中央科学小组的韩光、张劲夫等同志商量以后，确定对科技战线进行大范围的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搞出一个能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条例来。

1961年4月，父亲来到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委的韩光、刘西尧、张劲夫、杜润生、安东、路扬、刘述周、舒文等人，在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组织的国防科研机构、国家科委组织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上海市科委组织的上海市的科研机构三方面提供的调研素材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分析、归纳、提高，拟订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初稿。

这在后来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主要内容（纲目标题）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

（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相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

（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

（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

（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

（九）在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上，要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的“三不”主义，允许保留意见，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

（十一）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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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要统一。

（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行政和政工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

（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据甘子玉回忆，制定十四条时，父亲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目的，就是想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一些做法，是他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是当时继“农业六十条”后，陆续制定的“文艺八条”、“工业七十条”、“高校六十条”、“财政六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中的第二部。它的要点，一是知识分子政策，纠正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二是整顿科技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其正常秩序；三是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科学工作十四条》，以及父亲写给毛泽东的报告。

父亲在会上着重汇报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又红又专；（二）关于双百方针；（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四）关于克服平均主义；（五）关于科学工作保密；（六）关于保证科研时间；（七）关于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

父亲在会上汇报说——

近一年来，我老是在考虑，怎样使我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快一些？现在有一些严重的偏向，妨碍我们出成果、出人才。我们各级领导部门过去对政策界线和任务交待不清楚，要求又偏高偏急，是有责任的。科学研究和生产不同，工业生产中，机器是转动的，不管怎样，干活不干活还看得出来。农业生产搞不好，收割时马上就反映出来。科学研究则是以探索未知为目标的创造性劳动，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不调动他的积极性，他本人思想苦闷很大，就拿不出成果来，他表面上在做事情，其实脑子在怠工，你也没有多大办法。因此正确执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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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广大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十分重要。

那天的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都认为这是个好文件，这令父亲非常高兴。

李富春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所提问题和情况有普遍性。不仅科学研究中是这样，文教、高等院校里边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如此，我建议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

邓小平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说：“要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我看干脆写明确，各研究所今后不进行政治排队。

刘少奇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

“十四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后，经毛泽东批准，于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一时广为传诵。它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普遍欢迎，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1961年7月17日，父亲在人民大会堂给五院6800名大学生和各级干部作重要报告，六、七、十院，二、三机部的技术干部也出席了报告会。30多年过去了，许多当年的大学生都把入场券珍藏到今天，把记录本珍藏到今天。

当年的大学生薛蕴新回忆说——

……我们列队整整齐齐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气氛非常庄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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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场很快就坐满了人。陆军、空军、海军秩序井然，非常肃静，就好像是一场重大战役之前，期待着总攻命令一样。九时正，主持人简短地讲了一句：“现在请聂荣臻元帅给我们作报告！”尊敬的聂总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聂老总的讲话清晰有力，声音洪亮，我们马上就被吸引住了。我全神贯注地凝听着每个字、每句话，一个也不让它漏掉。

聂老总讲的正是我们当时心中经常思索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听起来非常亲切感人。真像是闷热的天气里迎面吹过来的一股凉风，久旱的禾苗遇到了一场甘霖。

聂老总在报告中，严肃地指出：“目前，有些单位对科学技术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一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而且只是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专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表现的考察。这样做，效果是不好的。”“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我们不开这样的帽子公司，我们不承认这顶帽子，过去扣过这顶帽子的，要去掉。”聂老总在谈到红与专的关系时说：“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红的初步标准是两条：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二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聂老总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必须给科技工作者以足够的搞技术业务工作的时间，采取措施，使六分之五搞业务工作的时间得到保证。他说：“我们要大声疾呼，下最大的决心，按人、按工作性质采取措施，认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业余时间，一定要保证科学技术人员能够读书，做研究，休息，不许乱占用。”

聂老总的这些话讲得多好啊！听着听着，我的眼睛湿润了。环顾四周，我发现四周的同志眼里也含着泪花。

在谈到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时，聂老总满怀深情地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完不成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重任，我们就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我很着急，每想到这一点时，我就睡不着觉。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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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的这些话多么令人感动啊！会场里安静极了，除了可以听到刷刷地记录的声音以外，一点其他的音响都没有。聂老总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说：“青年时代是学习的黄金时代……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地利用这一段宝贵光阴，积极学习本事，提高能力，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红色的专家，不要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你们的培养和期望。”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的老一代革命家的谆谆教诲，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颗赤子之心都在颤动着，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让聂老总、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放心，让党和全国人民放心。

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想着，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报告结束了，但人们还迟迟不愿离去。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聆听聂老总报告的情景还依然历历在目。至今，我还一直珍藏着当年听聂老总报告的那张入场券。一见到它，我便想起那次永生难忘的报告。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给我鞭策，给我信心，给我力量……

当然，“十四条”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因此，时隔半年之后，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又成为会议的焦点。

这个时候，“左”的思潮已经有所抑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借着七千人大会的东风，召开全国性的科技会议，是个好时机。

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当时，物资还很紧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组织了大批的罐头、水果、猪肉等供会议使用。陶铸非常热心于科学事业，他根据“十四条”的精神，率先在广东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戏称：我这是“地方粮票”，只在广东起作用。

会前，父亲先找了几位科学家谈心。有人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有人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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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集中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父亲觉得这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党在政治上是否信任知识分子的根本性问题，应该给以重视和解决。

在会上，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科学家马大猷。当时负责编会议简报的龚育之后来回忆说——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马大猷同志一“马”当先，尖锐地提出问题：“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问题提到全国会议上来，就需要作出一个全国性的决策了……马大猷反映的问题，登不登简报？在简报上怎么个反映法？当时我们胆子还比较小，先登在内部简报上，只给领导看。后来请示了聂帅，聂帅下了决心，把马大猷的发言登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简报上，变成全体会议的简报。这等于马大猷登高一呼，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都知道了，也就变成了整个会议讨论的中心了。

父亲听了这些反映后，深感这是个重大问题，如不解决，会极大地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于是，他找韩光、范长江、张劲夫等商量，把会期延长，除了讨论新的科学规划以外，索性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大家都同意父亲的这个意见，结果广州会议的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10多天，一共开了25天。

2月25日，父亲给在北京的周恩来打电话说：“科学家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提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怎么回答好？是否请你到会讲讲。”

周恩来说：“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广州。正好陈毅也到广州出席军委常委会议，父亲同他们两位见了面，请他们到会讲话。

3月2日，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几百名知识分子齐聚一堂，当时全国歌剧、话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也在广州召开，都是知识分子，也参加会议，听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只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小纸片，上面是父亲和他通电话时，他随手记的几句话。他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他说：“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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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周恩来引用刘少奇的话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他还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说，他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周总理的报告，激起了热烈的掌声。父亲也感到振奋。总理代表中央道歉了，科学家们的气也该消了，这再好不过了。

3月5日，陈毅应邀到会与知识分子们见面。那天，广州市政府礼堂座无虚席。大凡了解陈毅的人都知道，他平时一般是不戴帽子的。可是那天，他戴了一顶帽子走进会场，来到主席台上，众目睽睽之下，陈毅脱了帽子，出人意料地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毅把帽子放到桌子上，语出惊人：“今天，我是来为大家脱帽加冕来了。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此言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

陈毅在讲话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爱党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说大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陈毅又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党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陈毅接着说：“共产党不要尊重文化，共产党不要尊重知识，共产党不要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还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是个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讲话，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了个透，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性格坦荡的陈毅，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父亲也向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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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鼓掌，这个老战友，给他帮了大忙啊。

广州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甚至是超出了原先的预料，父亲的心头轻松了许多。

父亲晚年回忆说：“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解决得很好，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

会议结束那天，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举行盛大招待会，父亲特别指定竺可桢和钱三强代表科技界发言。

当时，49岁的钱三强，已在我国原子能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了十几个年头，正在组织原子弹攻关，对知识分子问题和科技工作有许多深切的感受。

然而，由于他工作特殊，他还把握不住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父亲鼓励他说：“三强，你在发言中，可以讲一讲大家关心的原子能工作，要放开了讲。”

当钱三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钱三强在介绍了有关科技攻关的情况之后，激动地宣布——

“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

“我国将在预定的时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新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科学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

38 总理关心、元帅参加的婚礼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已过而立之年，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我和丁衡高是在苏联留学期间认识的，我们不在一个系，但在一个党支部活动，经常见面。在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中国留学生不是很多，大家彼此都很熟悉。

丁衡高1931年出生在南京，父母都是教师出身。但他的幼年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南京陷落前，他们一家沿江而上，逃亡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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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重庆青木关小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直至高中毕业。1946年，父亲去世了，他们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个人抚养，幼年贫困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毅力和品格，使他养成了酷爱学习、生活节俭、不怕吃苦、坚韧不拔的良好品格。

1949年，中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纪元，就在那一年，丁衡高考入南京大学机械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改名为精密机械光学研究所）。

丁衡高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1952年他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就入了党。1957年，他考取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的研究生。在异国的土地上，我们认识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质彬彬，不慕虚荣，话不多，但一张口就能说到点子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们渐渐产生了感情。说到底，正是他吃苦耐劳、认真学习的品格打动了我。我父母虽然都是“大官”，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交往，须知当年在上海，我也是吃过苦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我们勤奋学习，我们又悄然收获了爱情，说起来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

1960年春节，我们回国休假。我把丁衡高带到家里来，他见到了我的父母。当年在重庆时，他的家曾在我的家乡江津住过一段时间，听我父亲讲四川话毫无障碍，这也算是个缘分吧。

过后我问他，见我父亲时紧张吗。他说，开始有点紧张，但很快发现父亲很和蔼的，很平易近人，就不紧张了。

他一直记得，我家的房子较大，但是很简朴，家具都是很简易的，摆设也很随意，偌大的客厅，居然连张字画都没有。他不解地说，没想到一个元帅家，居然这么简朴。

由于苏联撕毁了协议，这次回国后，前面讲过，我按照父亲的意思，就没再回去，留在国内搞科研，丁衡高研究生没读完，他坚持回去了，一直到1961年底回国。这期间我们通过书信来往，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

丁衡高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同我一个单位，他主要参加制导武器上所用的陀螺仪、加速度计、惯性平台系统的研制工作。而这时，我们爱情的果实也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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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两人谈恋爱曾经遭到过一些非议，无非是门不当户不对，别人说别人的，我一直不为所动，认准了的事情，我就要做到底，这是我的性格。

父亲经过考虑，同意我们结婚。父亲说，他相信我的眼光。

1962年初，母亲陪同父亲到广州开会。眼看春节将至，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俩，想借春节休假的机会了却终身大事，父母亲同意了。他们离开北京之前，母亲无意中把这事透露给了邓颖超妈妈。没想到，这事让周伯伯和邓妈妈老两口上了心。一天，周伯伯的警卫参谋成元功给我打电话，说邓妈妈邀请我和男朋友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要见我们，请我们吃饭。并且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次日中午11点半。

第二天，由于有事，我和丁衡高赶到中南海西花厅时，超过了约定的时间。总理请吃饭，竟然也敢迟到，想想我那时候也真是胆大包天。仗着总理是我的“干爸爸”，邓妈妈是我的“干妈”，我迟到一会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一进餐厅，就见老两口在等我们。邓妈妈就说：“我们可是11点半就把饭做好了，等啊等啊，怎么才到？是不是成元功把时间通知错了？”

我伸伸舌头，说：“没错。是我们路上耽误了。”

周伯伯说：“来了就好，快趁热吃吧。”

我们坐下了，就我们四个人，气氛很好。周伯伯、邓妈妈请我们吃饭，我总觉得他们有点“相女婿”的感觉，他们疼爱我，自然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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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我的婚事，一来是向我们表示祝贺，二来也是想借机看看我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女婿。谈话中，我猜到，周伯伯对丁衡高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那天丁衡高的表现比较得体，没出什么“洋相”。

那天周伯伯谈兴甚浓，说了不少。丁衡高后来回忆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总理说：“一个人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重在表现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只有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才能把国家建设好。”

这段话是说给丁衡高听的，也是说给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听的。可惜的是，很多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

丁衡高通过了周伯伯的“考试”。吃过饭，兴致很高的周伯伯又领着我和丁衡高来到西花厅西面宽敞的走廊，那里摆放着一个乒乓球台。周伯伯拿起拍子，和丁衡高打起乒乓球来。

他们打了十多分钟。我想到周伯伯工作非常忙，实在不忍心浪费他的时间，就和丁衡高告辞出来了。当迈出西花厅的大门时，我们回过头来，透过玻璃窗，看到周伯伯已经伏案工作了。

这次见面，竟然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想想也是很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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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在广州的留园，我们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朴素，没有任何仪式，只是把食堂的餐桌拼成长条，上面摆点糖果、茶水、瓜子等，招待来宾，就算结婚了。

场面虽然不大，但那天的来宾却是重量级的，热闹得很。当时在广州休息的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阿姨、罗荣桓元帅和夫人林月琴阿姨、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罗瑞卿大将和夫人郝志平、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夫人曾志阿姨，都来了。四位元帅加上我父亲，一共是五位元帅。五位元帅参加的婚礼，够可以的吧？后来有人给我开玩笑说：“这样的婚礼，全世界都没几对。”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度过了这个不寻常的时刻。

可遗憾的是，这么难得的场面，竟然也没留下一张照片。

婚后，我和丁衡高投入到各自的事业中，生活归于平淡。不久，我怀孕了。炎热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我们遇到了贺龙贺伯伯。我们陪他散步、聊天，说着说着，贺伯伯对我说：“我给你们提个要求，好不好？”

我和丁衡高异口同声地说：“好啊！”

贺伯伯说：“丽丽什么时候生？”

我说：“还早呢。”

贺伯伯说：“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你们不管生男生女，孩子将来都姓聂，好不好？”

贺伯伯望着丁衡高。

丁衡高说：“好！”

他说得很干脆。贺伯伯端着烟斗，赞赏地冲他晃一晃，满意地笑了。

在这件事情上，老丁表现得十分大度，他不计较这些。用他的话说，反正是自己的孩子，姓聂也好，姓丁也好，都没关系，只要孩子好，就行了。

1963年2月4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一天恰逢立春，“春日芳菲”，父亲为外孙女取名为聂菲。意思是春天来了，芳草菲菲，饱含着长辈对她的期待和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