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炸响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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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

1962年，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中印边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也许终生都不会忘记，当时是在怎样的焦虑状态下生活的。

那时，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国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核战争威胁不断，战争随时都会打响，战备是中国人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国内，则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党中央决定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只要有了原子弹，就像陈毅元帅说的那样，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 我们就不怕了，敌人反而会怕我们。

经历过1961年夏天的两弹“上马”、“下马”之争后，两弹 的攻关进入关键时期。父亲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分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那时，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全部都是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我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又在研制导弹的五院工作，对原子弹也是知之甚少。对我和母亲，父亲总是守口如瓶。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原子弹时，内容也是很少。据说当时中央有严格要求，上层开会时，涉及原子弹，不许记录。

父亲参与领导、组织原子弹攻关的很多情况，是很多年之后，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从别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或者是从已经解密的文件上看到的。

父亲对原子弹十分关心、十分重视。

中央确定两弹继续攻关后，父亲反复强调了国防科研各部门都要贯彻“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 方针，即三五年内要突破导弹、原子弹技术难关的问题，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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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炸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1年6 月20日，父亲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几天以后，在给中央军委写报告时， 他又嘱咐秘书刘长明：“二机部的工作由我亲自管，这一条要补写到报告中。” 7月19日，中央军委第97 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这一报告。我想，父亲当时这么决定，是因为在那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原子弹的研 制事关国家的最高安全利益，极端重要，极端机密，极端敏感，极端紧迫；同时原子弹的研制技术复杂， 协作面广，困难较多，所以父亲反复强调要“亲自管”。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父亲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 ，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努力配合你们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

按照父亲的意见，科研力量最为雄厚的中国科学院为配合两弹攻关，与国防科委商定，组成了两个协作组，其中原 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全国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围绕第一颗原子弹开展技术协作，父亲称之为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父亲同意二机部的这个规划，并且向他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10月10日那天上午，他同国防工办主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等人一起，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九所副所长朱光亚汇报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设想，他指出：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更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现在主要是如何搞响的问题，采用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父亲还提出：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因为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

据朱光亚回忆：“根据聂帅的上述指示，二机部党组再次作了研究，制定了1964年 先在铁塔上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1965年接着再进行由飞机投掷的空中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并将此规划意见上报罗瑞卿总参谋长呈中共中央审定。”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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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一工作，经毛泽东批准，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宣布 ，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称为“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 央专委”，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其余的14人中，有7名副总理，7名 政府部长。他们都是政府、军队、工交、财贸、科研、文教卫生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参加中央专委，就 能够根据中央要求，动员各方面力量参加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

这是个高规格的委员会 ，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许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开始它专门管原子弹，1965年3月以后，它不仅管原子弹，也管导弹。

在中央专委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有关部委、有关 地区都为原子弹事业大开“绿灯”，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 子工业部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中央专委成立后，不定期召开会议，审核二机部的报告，确定有关原子弹的大政方针。原子弹爆炸之前，一共开过9次会。组织落实二机部的“两年规划”，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中央 专委的成立，对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作为中央专委成员，积极主动地协助周 总理具体组织落实工作，为原子弹的研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这个时候，聂总对这个事情也盯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常向聂总汇报……确定两年计划之后，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 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采取各种措施，调军队来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就是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 ，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是我处理得不 坚决。比如有的厂子里边那么困难还打麻将。”

刘柏罗，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管办公室具体工作。他回忆说：“聂帅要求我们，对工作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处事要有全局观念’ ，他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身体力行，体现着这种科学态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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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协助周总理克服艰难险阻。”

刘柏 罗清楚地记得，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提议，给二机部调一批人才，从全国各地调。我的父亲也 是这个意见，在会上他积极发言支持。那个时候，调人确实很困难，调人的阻力最大。那天散了会，父亲叫住刘柏罗说：“如果你们遇到困难，去找我老伴张瑞华，她在中组部工作，我和她讲过了，可以协助你 们。”

刘柏罗说：“好。”他说他当时印象很深，因为“张瑞华跟那个电影明星张瑞芳差一个字 儿”。

姜圣阶是南京化学工业总公司的总工程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是机电工程和化学工程方面的专家。要调他，这老先生干了多年碱厂，感情很深厚，所以他就流泪，不愿离开那个岗位，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们心里也挺难过。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他也服从组织分配。

调姜圣阶的时候，刘柏罗就找过我母亲帮忙。

那个阶段调人，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刘柏罗多次去找我母亲。母亲说 ：“你给我个名单。” 刘柏罗就把比较高级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名单提供给我母亲。母亲通过中组部 做工作，结果就都做通了。

多年以后，当这一切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有一次我说：“老妈，你行 啊！你也为原子弹做过贡献啊！”

母亲说：“那时候，我可不知道经我手调动的人，是来搞原子 弹的，我只知道这些人是搞国防科研的。”

为了原子弹的攻关，父亲把该做的，该想的，都做到 、想到了。

钱三强回忆说：“经过一两年扎实的工作，一般课题都攻下来了，也有一部分难题进展比较困难。比如有一种关键元件的气体扩展膜，当时只有美、英、法三国已独立解决了，但都列入国家安全核心机密而严加封锁。我们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困难不少。聂帅知道这种情况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过问这件事，还亲自给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打电话，要求尽一切力量帮助解决困难。后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冶金部的有关单位共同努力，这种元件终于 在1964年通过技术鉴定，很快投入生产，为我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原子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朱光亚写道：聂帅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中央专委成员之一，他的视野和领导更是高瞻远瞩的。196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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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聂帅听取二机部汇报时，对刘杰、刘西尧、钱三强和我说 ：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以后的安排要及 早考虑，计划安排要跟得上；要考虑核装置的小型化和氢弹的问题，以及与运载工具相结合等问题。他还 指示我们：地面核试验、空中核试验、地下核试验，这三种方式都要准备，预先考虑。总之，不要锣齐鼓 不齐。”

父亲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全国大协作，为保证原子弹按时炸响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付出了满腔的心血和热情。

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后，陈毅元帅来我家看 望父亲。陈老总一本正经地说：“聂总，你立了大功。”

“我立了啥子大功？”父亲不解地问。

“原子弹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了，裤子也不用当了。”

父亲使劲摆摆手，认真 地说：“没有中央、主席、总理、军委和你老兄的领导、支持，没有全国的大力协同，没有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我又能怎样啊！”

父亲始终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炸响，是全国大协作的产物，是大协作的典范，是全国大团结的象征，不是哪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给予世界上的敌对势力的猛烈还击。

40 赶快把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搞响

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

1961年间，在美国指使下， 台湾的U—2间谍飞机加紧展开高空侦察。U—2出动就直飞西北地区，回程经云南上空再折回桃园基地。

U—2飞得高，通常在两万米以上，高炮打不着它。在中国没有地对空导弹之前，它是无敌的。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五院仿制成功的苏式“543”地对空导弹秘密布置到U—2的出没之地。

9月9日那天，新华社突然宣布：“一架蒋帮的U—2飞机在华东上空侦察时被击落”。飞行员陈怀生在飞机坠毁时身负重伤，送医院途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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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当时在世界还没有先例，中国是第一家。

这个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一片欢腾。新华社发布消息前，父亲已经得知这一喜讯。我看 到父亲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搓着大手，兴奋地说：“再揍下几架，U—2就不敢来了。”

后来，新 组建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果然又打下了几架U—2。自此，这种名噪一时的间谍飞机基本上不再敢飞临中国内地。

但是，美国还有间谍卫星，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在秘密的地点进一步进行伪装，尽量防止间谍卫星拍摄和监听到我们有关原子弹的绝密情报。

美国还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 多个测向站。据美国情报局的说法，一至两千吨级的核爆炸，距离爆炸地点5000公里的监听站可以听到， 测向站可以准确地测出爆炸地点。

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地阻止中国拥有原子弹。华盛顿称，要 “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后，苏联也害怕中国人自己造出原子弹 ，想方设法予以阻挠。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毛泽东主席的这两句诗，我牢牢地记住了。 因为这是写在当年中苏论战时期的，与父亲的工作息息相关，所以它给我的印象极深。

1963年1月 ，美、英、苏在纽约恢复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对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所以对裁 军协议这样感兴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着具有核能力的共产党中国。”

在一片真真假假的喧闹中， 1963年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 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 验来改进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却被剥夺了。

这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一次极大的伤害。当时，我们这些多少了解一些内情的人，都感到极为愤慨， 美国和苏联真是欺人太甚了！

中国政府很快发表声明，驳斥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声明提出了全面 、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而苏联政府却发表声明攻击中国，“中国领导人最抱怨 苏联的是苏联没有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

9月1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对这一诬蔑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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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讲不出什么道理为三国条约辩护，就诉之于诬蔑中国，1959年，为了向美国送礼，苏联领导人就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资料了。但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一直没有 讲这件事情，甚至在兄弟党之间也没有讲。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伙同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承担义务不生产核武器，我们本来是不准备讲的。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着核武器在转的。因此，他们紧紧抱着自己的核武器，唯恐旁人拿去，唯恐旁人也有，打破他们的垄断地位，他 们的神经很紧张。他们把中国对三国条约提出的原则性的批评，说成是中国想要原子弹而不得。

中国不是很穷、很落后吗？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领导人说，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怎么有资格生产核武器呢？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 不会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跪！

这是一篇荡气回肠的声明。早晨，我看到父亲一边听收音机， 一边高兴地挥一挥拳头说：“让他们闭嘴的最好办法，是我们赶快把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搞响。”

我感到了由衷的振奋，那些天上班时，格外有精神。

不久，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去非 洲访问，西方世界极为关注他们这次出访。美联社从开罗报道说——

本周从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部长会议上传出的一个消息预测，中国就在年内试验一个原子装置。一个记者向周提到了这个消息，周 对此避而不谈。周恩来说：“我对此毫无所知，我劝你去问那位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这个消息的部长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

周恩来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已于半年前完成，铀浓缩工厂已经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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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1964年的门槛后，原子弹的进程更是快得令人有些始料不及。1月，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核 部件；6月，在青海核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个准原子弹（一比一的模拟爆轰试验），获得理想的效果 。

1964年，父亲的工作精力更多地放到原子弹上。元月2号上午，父亲召集张爱萍、钟赤兵（新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张震寰、路扬、范济生等人开会。他在这天的会上布置了12项工作，其中头一件讲就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准备。

父亲强调说：最近二机部九所的试验情况很好，看来有可能 比原计划提前。国际形势亦要求我们提前。因此，各项工作要配合好。核试验场基地、核试验基地研究所 的工作要继续抓紧，至少要和九所进度相适应，最好是走在九所前面。

他听二机部的汇报，作指示，大力协调各重要单位的工作，出席中央专委的会议，给周恩来当助手。当然他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 来完成他的工作，我和母亲等家人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1964年1月，中央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 ：原子弹爆炸试验可在10月左右实施。

林彪也很关心这件事，有一天，父亲去毛家湾他的家里， 汇报原子弹准备的情况，林彪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就是拿柴禾烧，也要把它搞响。”

春节期间，毛泽东会见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时，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很有成绩啊！”

父亲十分关心核试验基地及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建设情况。

父亲于1962年12月30日批准国防科委成立核 试验研究所，隶属罗布泊核试验基地。1963年7月12日，父亲亲自参加了研究所召开的成立大会。核测试 队伍在程开甲、董寿莘、王茹芝、陆祖荫、忻贤杰、孙瑞蕃、吕敏等专家的率领下，边组建、边攻关，同 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在短短两年内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

1964年4月11日，在第8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总理最后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周恩来说：这次试验要力求做到“保响、保测（测试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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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现场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 、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他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搭起帐篷，连营千里，誓夺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8月，组成了核试验委员会，由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任副主任。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很险恶的，有消息说，美国有可 能派飞机轰炸我国的核试验基地，摧毁我国的核设施。因此，到了原子弹即将炸响的那几个月，中央高层是很小心的。

9月16、17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主要研究第一次核试验何时进行的问题。 当时拿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条件成熟了立即炸响；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进行三线建设，待 机炸响这颗原子弹。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从战略 上进行了分析，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据此，中央专 委会果断选择了早试的方案，时间选定在国庆节之后。

41 这张《号外》留下

在当时，炸响原子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美国的破坏。

据刘柏罗回忆：确 定核试验的大致时间后，周总理请贺龙和我父亲转告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下达防御任务，部署防空问题， 要求全面戒备美、苏和蒋军空袭及派遣特务破坏。

刘柏罗说：“美国人利用台湾特务到大陆来， 任务就是到青海咱们原子弹工厂那儿，搞土，搞水，搞树叶子等等，凡是能收集放射性的这些东西，他都 要。美国侦察的手段也多，飞机啊卫星啊，所以他要来轰炸，不是不可能的。专委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 题，聂帅、贺帅，都认真安排了。”

据说，从边境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周围，以及在青海核研制 基地周围，我们部署了大量的高炮部队，层层设防。把那颗试验用的原子弹“596”从青海运往罗布泊时 ，是用专列运去的，机车上烧的煤，都用筛子筛过，防止特务在里面预埋上炸弹。当时的紧张气氛，绝不 是现在的人所能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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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先念和父亲出席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了有关我国首次原 子弹试验的各项原则问题。

9月23日那天，周恩来根据昨天会议的决定，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召集 了一个特别秘密的会议，只有少数几人参加，作最后的部署。他对与会的人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如此天大的事，各国都在摸我们，要严格保密。”

他还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做任何透露）。”

陈毅 严肃地说：“我不讲哇。”

他又说：“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他的意思 显然是，敌人知道我们的原子弹没搞成功，就更不怕我们了，气焰会更嚣张。

为了更好的保密， 会后制定了工作机构和首长的代号，后来据我的了解，核试验场指挥部为20号，中央专委设在二机部的办 公室为177号；毛泽东是87号，刘少奇是88号，82号是周恩来，83号是贺龙，84号是我父亲聂荣臻，85号 是罗瑞卿的代号。

那天父亲没参加这个会。会议到了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对总参作战部的李旭阁 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谈一下。”两天后，张爱萍、刘西尧专门来见父亲，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以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准备情况 。

之后，张爱萍、刘西尧带着中央的重托出征，来到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他们二人是这次 核试验的正、副总指挥。

10月4日，供正式试验用的、代号为“596”的原子弹运到核试验基地， 在离铁塔150米远的地下室里，进行最后的总装，科技人员整整奋战了72个小时，才把它装配好。

10月6日，父亲办公室接到张爱萍保密电话报告，经党委常委研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由下列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张爱萍；副主任委员：刘西尧、成钧、张震寰、张蕴钰（兼秘 书长）、李觉、朱光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

父亲批阅后，叮嘱办公室刘长明：“电话通知他们，同意他们的报告。因为罗总长不在北京，我批了就算了，告诉核试验现场，不办理正式手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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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系本次核试验的前线总指挥机构，它对中央专委负责。其委员包括了王淦昌、 王茹芝、王大珩、邓稼先、孙超、胡若嘏、陈能宽、顾震潮等各方面专家和军政首脑57人。是一个军政首长和科学家组成的现场指挥机构。

10月9日，核试验党委根据气象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15至20日 之间，张爱萍随即派专人乘专机赴京向周恩来报告。

10月10日23时10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王亚志秘书。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10月11 日凌晨2点，王亚志告知刘杰办公室，这个报告总理已批送中央首长传阅。

王亚志回忆说——

11日总理批了以后，一个是要把报告送毛主席，送刘少奇，送林彪、邓小平，这是中央常委，还 有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共八个人。当总理下定决心后，除他自己报告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 同志外，还亲笔写了一封短笺，装入信封，写上送阅领导人的名字，要我和赵茂峰专传。即先同首长办公 室联系好，首长在某处办公，我二人乘交通车前去呈首长阅后，再去另一首长处。除首长一人外，办公室 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文件内容，把机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记得我俩曾去邓小平、聂荣臻和罗瑞卿首长处送 阅。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也只有我和另外一两个人知道。邓颖超同志毫无所悉，她历来是无关的事从不 过问。

周总理的短笺是这样写的：

刘杰同志：

张刘两同志10月11日3时10分的报告 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以暗语进行。

周恩来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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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20时10分，北京试验办公室根据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布置， 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试验场区。

10月14日19时19分，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场区各方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气是关键。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同志与气象专家顾震潮等， 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

经几次订正，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好，因此预定16日8时为“零” 时，到15日凌晨3时，又研究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并报经周总理批准。

10月15日12时，177 办接到20号办公室的保密电话——

总理、林总、贺总、聂总、总长：

    经党委常委研究，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为15点请指示。

张爱萍、刘西尧   

10月15日12时零5分  

12时30分，总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 时定为16日15时。

周恩来    

10月15 日12点半 

1964年10月16日， 父亲在办公室里等待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上午，他找来国防科委两位副主任钟赤兵、路扬谈话，提出国防 科委的精力要集中到全军科技发展规划上。刘长明后来回忆说，从父亲的谈话神情看，一点也看不出几个小时后将有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他很平静，很从容，和平常一样。

当时在父亲身边的秘书周均 伦说：“下午3点刚过，电话一响，我立马接起来，赶紧请聂帅听。聂帅听到成功了，非常高兴，当即就 让接通总理电话，互致祝贺。随后又口述了一封贺电，是我整理的，那个草稿现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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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存档了。”

父亲的贺电是下午3点零7分发出的——

“爱萍、西尧同志：

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这一次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我很快就知道了。我和父亲身边的其他人都估计，晚上6点电台的新闻联播会播出这一消 息。我们就守着收音机，却没有收到。兴奋之余，我们都感到焦急，就去问父亲：“这么天大的喜讯，为 什么不早点告诉全国人民？”

父亲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据试验现场报告，经各种数据核对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美国侦察到中国在西部 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 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处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那天晚上，工作人员 骑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抢了一张《人民日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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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二天一早，当《号外》送到父亲手里的时候，父亲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作纪念！”

这张《号外》，到现在还保存着。屈指一算，都40多年了。

《号外》上刊登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公报说——

中国核 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公报里面的很多话，到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原子弹的成功炸响 ，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回报。它所造成的冲击波，必将长久地震撼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42 “部院合并”的风波

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10月17日上午，父亲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庆祝这次核试验成功。

这天，周总理在人大会议上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 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的确，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了，是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赫鲁晓夫曾 嘲笑中国：“有人不参加核保护伞，到头来连裤子也穿不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 的当天，赫鲁晓夫却灰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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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台了。

然而，在万众沸腾、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父亲 工作更加繁忙，他沉思的神情中，不经意间常常流露出几分忧虑。当时我并不清楚父亲为什么担忧，工作上的事他在家从来不说，我们家人也从来不问。

从老同志的回忆中，从父亲的工作日志中，现在我才知道，那些日子，父亲考虑最多的是两件大事，一是组织准备“两弹结合”的试验，一是正在进行的 “部院合并”。

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当天，1964年10月16日上午，父亲还在同钟赤兵、路扬谈话， 研究部院合并后国防科委的工作问题，父亲说：

“中央决定国防科委管的几个研究院要分别与三 、四、六机部合并，方向是合下来有好处。合并以后有了矛盾由工业部统一调整。我们在移交时态度要积极，注意几个研究院的摊子不要散了。国防科委的任务是管全军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不等同于使用部门 。今后国防科委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工作，要研究搞出个条例和工作细则。……我们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我们要有披荆斩棘的精神。”

“部院合并”是当时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一次重大调 整。这在当时是一个情况复杂、争论已久的问题。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院院长的刘华清同志在回忆录 中说：“坦率讲，对当时的‘部院合并’，我认为是一次决策错误。”我认为刘华清同志的看法很有道理 。

这几个研究院来之不易。

1959年12月，国防科委鉴于五院的成立，大大推进了研制导弹进程的宝贵经验，为加强航空、舰艇、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建议把当 时分散的航空方面的飞机设计、发动机设计、材料、工艺、飞行试验、仪表、空气动力等7个研究设计所 ，舰船方面的水中兵器、船舶设计、水声等5个研究设计所，电子方面的雷达、材料元件、半导体、计算 机、电子仪器、通信器材、化学电源、通信技术等10个研究设计所，分别组织起来，再适当加强些力量， 成立航空、舰艇、电子学3个研究院。

国防科委的建议报告稿，父亲要国防科委先送请负责国防工业的赵尔陆审阅。赵尔陆阅后表示完全同意，说“这样做，其结果肯定是多快好省的”。于是，父亲同意国防科委将报告正式上报中央军委。12月30日，中央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报告。这次军委会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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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了加速建设国防科学技术各方面的研究、设计体系，除积极建设第五研究院，原子武 器研究院和准备组建空气动力研究院外再组建：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海军舰艇研究院等三 个研究院”。1960年1月5日，中央军委就组建3个研究院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报告上送后， 因一机部党组有不同意见而拖了下来。接下来中央和军委决定，将一机部管军工生产的部分分出来，成立 了第三机械工业部。

1960年12月9日，父亲代中央军委再次起草关于成立3个研究院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关于集中原一机部的科学研究机构组建航空、舰艇和军事无线电等三个研究院的问题， 在征得原一机部赵尔陆同志同意后，军委于今年1月5日报告了中央。但由于一机部党组提出了某些不同的 意见，故这三个研究院的组建迟迟未决，拖延了将近一年。今年10月间，三机部党组又同意了军委组建三 个研究院的意见，我们即召集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应迅速组建起来。”

对 这个报告，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搁了很久了，应迅速解决，故拟予同意。”中央其他领导也同意了这 个意见。1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建航空、舰艇、军事无线电电子学等三个研究院的通知》。 通知说：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这三个研究院，属国防部建制，业务归国防科委领导；通知还规定这三个研究院的代号分别称第六、七、十研究院。

此后，父亲要原总政治部抓紧物色三个研究院的领导人 选。父亲分别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做好工作。三个研究院建院之初，普遍住房困难，父亲要国防科委尽 力设法解决。在人员方面，父亲主张三个研究院机关要力求精干、必需的技术人员和设备，也要国防科委 设法解决。

父亲在同三个研究院领导谈话时，分别提出了各院的基本任务，在边研究边建院的条 件下：六院要在仿制米格-21的基础上，自行研制2.5倍音速的歼击机，在仿制杜－16轰炸机的基础上，研 制自己的中程轰炸机；七院要在仿制苏联潜艇、快艇的基础上，自行研制潜艇、快艇、驱逐舰及舰用导弹 ；十院要努力配合“两弹”攻关，进而增强电子技术这个我国国防工业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以后的岁月里 ，父亲经常听取三个研究院的汇报，赋予他们任务，帮助解决碰到的各种难题。

六、七、十院创 建不久，原国防工业部已分建出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船舶工业部，有关部门即提出， 三个研究院应分别同航空、造船、电子工业部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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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部院合并。

他在1962年11月30日听取罗瑞卿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扩大会议的情况时，对罗瑞卿说：“科学研 究必须独立发展，几个研究院不能与生产部门合到一起，否则，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至于个别单位， 可以考虑调整。”父亲最担心和忧虑的是，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国防科技队伍又给分散了，刚刚开展起来 的科研工作被影响和削弱了，父亲说：“研究院与几个工业部是否合并到一起的问题，现在思想 认识不 统一，长期争论不休，影响工作。我愿意把几个研究院交出去，但我有些担心。研究工作、学校工作，过 去在工业部时没有人花精力抓，领导的精力都集中去搞生产任务。同时，每年投资压得也很紧，一压缩就 削减科研费用；一精简一调整，首先是砍科研机构。因此，我担心。”

在此后的酝酿过程中，父 亲多次表示不同意部院合并的做法。他的基本意见，一是当时国防工业部门生产的武器装备性能都比较落 后，大多是仿制苏联第三、第四代产品，甚至是性能更落后的产品。我们要迎头赶上，必须适当集中科研 力量，在仿制消化技术的基础上，自行研制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才能逐步摆脱落后被动的局面。而且从研 制导弹、原子弹的进程看，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二是飞机、舰艇、重要电子整机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绝不是哪一个研究院能完全独立完成的，由国防科委统管，有利于大协作，有利于早出成果。三是工 业部门忙于完成生产任务，实践证明，容易忽视或削弱对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四是三个研究院的领导班 子都是军队干部配备组成的，从上到下都强烈希望留在国防科委系统内。一次父亲给罗瑞卿打电话时大声 说：把我的意见再给中央反映一下嘛，我也是一票嘛。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意见当时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1964年秋，“部院合并”已成定局。

父亲是在北戴河得知中央决定将六、七、十研究 院合并到有关工业部这一消息的，当时接电话的周均伦秘书说：“那是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聂帅正在海 边散步，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直默默地在沙滩上来回散步，一声不吭，走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名政治纪律观念极强的共产党员，只要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尽管自己有不同意见，仍然要坚决执行。

回到北京后，他先后向罗瑞卿、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导弹工业部； 同意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和对口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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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合并。此后，父亲反复给国防科委领导做工作，坚决服从中央的 决定，改变了几个研究院的领导关系。父亲强调：“六、七、十院的领导关系改变后，移交工作要交好， 同各方面的关系应划分清楚，工作分清，责任分清，要有利于工作，不要再长期争论不休，影响工作。六 、七、十院交出时，应介绍合并以前的情况和今后应当如何办的意见。我们不能一推了事。”

同 时，为防止这次“部院合并”后削弱科研试验，父亲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反复研究，重新安排国防科研的分工和工作方法，做了不少补救工作。针对有人说国防科委也要解散的说法，父亲坚定地强调：国防科委一定要存在，哪里也没讲要取消，国防科委的任务很重要，没人抓武器的发展工作不行，有很多工作要做。 两头要抓，中间这一段也要管，总还有一个组织协调问题。任何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的、复杂的武器系 统，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这个工作靠谁做，要靠国防科委。我从来没有想过国防科委要关门，中央 也没有提出过不要国防科委。父亲说：我不是简单地考虑国防科委存在与否，也不是说这个机关能干这个 事，那个机关就不能干这个事。我考虑的是：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专门抓国防科学技术。他说：“这 个问题关系太大了，关系到我军的现代化，关系到整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没有国防科委这一环，国家科 研的工作就会脱离国防要求。国防现代化受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受损失。所以 ，这一段时间，我相当着急。”父亲还对有关同志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本来准备交班了，看 现在这种情况，我还要干下去，累死我也要干。”

在父亲和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重新调整、 明确了国防科委的编制、任务和职责，使国防科研管理体制得以保持和延续，保证了以“两弹一星”为主 要标志的国防尖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科技队伍刚刚稳定下来，有些单位又要实行“厂所合并” ，再度造成人心浮动和工作上的不利影响。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1966年2月11日，上送了《关于国防科 研单位不宜搞厂所合并的意见》。

主张“厂所合并”的，仍然是“部院合并”的那些理由。父亲 在《意见》中都一一据理分析。父亲讲：科研必须面向生产，结合生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结合的途 径很多，并不是非将这些国防研究所合并到工厂不可。合起来究竟对战备、对我军装备的现代化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否有利，需要深入调查，慎重考虑”。

父亲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不宜搞“厂所合并” 的理由，最后说：“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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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来，是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的。国防科学技术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证明，要真正自力 更生，实现国防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科学实验”。这两年由于各种“干扰，吹冷风，体 制一变再变，很不稳定（民用工业部门反而稳定得多），后果如何，我很担忧”。办任何事情，一定要深 入调查，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害得失，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意见，不能草率从事！

看到父亲的 《意见》，周恩来总理2月18日指示：“请赵尔陆同志告各部，暂停厂所合并，并将各部主张合并的理由 和程序见告，以便处理。”

但当时“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领导机关受严重冲击，指挥不灵了 ，总理的批示没有落实，合并的势头也没完全控制住。国防科研力量更加分散了。

父亲又给毛主 席写信，建议成立十八个研究院，在动乱中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和保护国防科技队伍。

“部院合并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处理科研与生产的关系和如何配置科技资源的问题，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父 亲的观点和做法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这就是：科研要先行，科技力量要集中。父亲在晚年说：“回想组 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 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 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 果。”

回顾当年部院合并的这场风波，对我们今天仍然不无启迪。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优势是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真正把力量集中起来，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着眼长远，把握大局，需要我们经常思之慎之。

刘华清说：“用现在 的眼光看，如果当时研究院能稳定几年，有些院不实行‘厂所合并’，而发展成科研——生产联合体，会 更有后劲，更有竞争力，更有利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增强我国海防乃至国防实力，同时牵动国民经济的 持续发展。”我赞成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