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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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要的转折点和有意义的插曲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氢弹，只有和射程较远的投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为战略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958年和1964年部署了洲际弹道核导弹，号称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中国的原子弹炸响之后，西方一些军事情报部门对此却不屑一顾，认为那次爆炸不过是个“原子装置”。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有的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有了原子弹也没用，根本打不到别国的土地上。

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他们绝没想到，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对于导弹，父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苏联方面提供了一种落后的导弹P—2的样品和图纸资料，因此，中国导弹的起步比原子弹要快，而原子弹全靠中国人自己摸索，所以更艰难。

1960年秋天，我所在的五院成功仿制了这种射程约590公里的近程导弹。我们自己给它起的名字是“东风一号”。

导弹虽然是按照苏联的图纸制造的，但所用材料全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一样可喜可贺。五院要到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发射东风一号，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父亲非常重视，决定赶到第一线指挥。按照常规，离家前他光说去西北出差，根本不给母亲讲是去主持导弹发射。 

10月下旬，他坐上了西去的火车，经包头、银川、兰州、清水等地，于11月4日到达酒泉发射基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发射场，虽然是第一次来，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试验场的场址，是由他最后选定的，他不知道在地图上凝视过这里多少回。他来到发射阵地，抚摸着那枚代号为“1059”的导弹墨绿色的弹体，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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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阳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时间快要到了，父亲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安东等人陪同下，来到了由几间活动房子搭成的指挥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5公里远。

上午8时，父亲的老部下、当年指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营长、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前来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少将立正喊道：“报告元帅！东风一号导弹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一小时准备？”

父亲习惯性地抬腕看一下手表，操着四川口音，大声道：“同意！”

9时整，一声巨响，大地颤动起来。父亲在指挥所里看到了导弹尾部喷射的烈焰，它先是缓缓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视野中。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渐渐地，烟云消散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10分钟后，喜讯也随之传来，导弹飞行正常，准确地命中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区。在场的人欢呼起来，父亲也非常激动，他和钱学森等在场的科学家们热烈握手，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这次成功的发射，令父亲感到欣慰。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后，在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像孩子学步一样，第一步没有摔倒，就能给人以信心。

晚上，在简陋的食堂里，父亲向试验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祝酒，他发表讲话，说：“这次试验情况，我已经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要我代表他们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谢意。同时，要求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着，他用浑厚的嗓音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后来，又试射过两次东风一号，都获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已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 

1年零4个月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生产出了样品，这种射程1200至1500公里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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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竖在了导弹试验基地的发射台上，即将进行首次发射。在场的科学家们对发射充满信心。9时零5分，东风二号点火升空。谁也想不到的是，导弹飞离发射台后失稳，发动机头部预燃室因为破裂，燃起火焰，导弹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在离发射台只有680米的地方，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第一次目睹自己心肝宝贝般的导弹坠毁爆炸，一些技术人员当场落泪，还有人失声痛哭，现场气氛非常压抑。

这一次，父亲在北京等候消息。发射失败的消息第一时间传来。我想，父亲内心里一定是很失望的，因为上至毛泽东、周恩来、军委其他领导，下至五院全体科技人员，都在等候胜利的消息。但是，却失败了。

失望的情绪，父亲没有表露出来，他给与大家的是理解和鼓励。

电话里，张爱萍抱歉地要做自我批评，父亲打断他的话，说：“我们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性，不可能都是一次成功。这次失败了，下次有可能成功，多总结总结经验。爱萍呀，告诉下面，一定不要追查责任。”

“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这句话温暖了全体参试人员的心。那个年代，办事往往偏“左”，专家们就怕过度地追查责任，怕无限上纲，怕给扣上“帽子”。谁不想试验成功？父亲理解他们，才特意叮嘱了这么一句。

父亲的话传达后，导弹试验基地的气氛平静了一些。许多年后，经历过那次失败的人，心里仍然牢记着父亲对他们的理解和鼓励。有过失败经历的人，最难忘的不就是别人对你的理解和尊重吗？

10天后，父亲请钱学森、王诤等五院领导前来座谈。一见面，父亲就拉着钱学森的手说：“辛苦你们了，大家都不容易呀，在戈壁滩紧紧张张地工作。”

“聂老总，我们没干好，对不起国家。”钱学森惭愧地说。

“这次没干好，下一次会干好，我相信我们的专家。”

父亲看出，钱学森心情沉重。他鼓励说：“不要怕失败，真金不怕火炼。”

那天，父亲谈了不少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试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次试验失败不是坏事，是好事。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一切都很顺利是不可能的，政治工作要加强，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一课，是活的政治工作，要深入教育。这次试验后，在技术上一定会有争论，争论是需要的，争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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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靠试验才能解决问题。研究、试验工作还是要付点学费的。

父亲再次重申：“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

钱学森说：“我是技术总负责人，我有责任。” 

父亲说：“不能这么说，这与贯彻技术责任制不是一回事。”

最后，父亲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在失败的时刻，这个话让钱学森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也更让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

9天后，在国防科委、二机部、五院、六院、教育部等单位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父亲又谈到东风二号的失败。他说——

从这次东风二号导弹试验失败来看，必须一个型号一个型号地摸透，决不能有一点凑合，否则，偶然成了，下一次仍会出问题。东风二号试射未达到理想的目的，不要泄气。作为试验工作，这是正常的现象……天下没有试验一次就完全成功的科学家，总是通过多次甚至几百次、上千次的反复试验，才能取得确实成果。一个好的科学家，必须具备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听到消息后，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觉得是件好事。如果总是成功，我倒有点不放心，倒担心我们的成果是否扎实。从这次试射可以看出，我们在P-2（东风一号）上下的功夫是不够的，很多问题没有摸透。

原因很快查找到了，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飞行中弹体会作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二是火箭发动机改进设计时提高了推力，但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那时候47岁，他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回国后先在哈军工任教，不久就到五院工作，他主管东风二号的发动机研制。他一直清楚地记得东风二号试射失败的前后经过，据他回忆说：发射之前，该型号由于弹体细长，竖立在发射台上随风摇摆，一位领导开玩笑说：“怎么像林黛玉一样，摇摇摆摆，扭扭捏捏的。”实际上，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设计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弹性振动对稳定系统的影响，发射没有成功，人们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

任新民说：“一些同志对自行研制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有人对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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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研制火箭发动机表示怀疑。这时，聂帅出面说，在前进道路上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他鼓励我们科技人员说，‘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负，大家要振奋精神，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争取下一次成功’。”

任新民又说：“聂帅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聂帅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科技人员顽强攻关，后来用较短的时间研制发射成功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导弹。”

东风二号尚在紧张的研制中，父亲就想到了要把它和核武器结合起来。1963年9月3日，他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的进展情况时，就明确提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他热切地盼望着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尽快地飞起来。

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17项大型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7时，全程试射获得成功。

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两发全程，均获得圆满成功。3发3中，对刚刚跨进自行设计门槛的一支年轻队伍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次，钱学森他们见到父亲时，大家都是一脸的轻松，笑声不断。钱学森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

父亲说：“这次东风二号地地导弹试射3发都成功，很好。这是几年来特别是1962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工作的结果。现在更看得清楚了，1962年试射未成功，的确不是坏事，这个‘插曲’很有意义。”

有了东风二号，不久的将来再有了原子弹，若把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原子弹才能真正成为威力强大的威慑性武器，才能有效地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成功三个月后轰然炸响。中国公开拥有了原子弹，并秘密拥有了弹道导弹。中国人的“两弹”之梦，都已成为现实。父亲作为两弹主帅，他的心情也许比常人更复杂，更激动。但他在我和母亲面前，依然是沉默寡言，依然是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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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他还不满足吗？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段时间，他琢磨最多的事情之一是“两弹结合”。

1964年底，中央决定，以五院为基础，成立导弹工业部，对外称第七机械工业部，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七机部”，也就是如今的航天部或曰中国航天总公司。

五院，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它所拥有的辉煌，一直延续到现在……

44 周恩来说：“有聂老总去亲自

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1965年5月14日，在西北的核试验基地，一架轰6飞机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中国核航弹试验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在第一颗原子弹塔爆成功之后半年多一点，中国有了能够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它说明，中国从此有了可供实战用的核武器。

这一次的蘑菇云又让西方的神经抽动了一下。但是，他们仍然嘴硬，认为中国的飞机很落后，靠飞机投掷原子弹，只怕是要把原子弹投到自己的国土上。

这一点，中央领导早就想在了前面。早在1963年9月，父亲在听取刘杰、刘西尧、钱三强、 朱光亚等汇报时说：“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3年底，中央专委研究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问题，认为核航弹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应继续进行研究、试验，但其作战使用价值不如导弹核武器。确定核武器的发展方向，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并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二机部和五院立即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和安排。

中央专委决定待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开发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以配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

有了这种武器，才真正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刻。

“两弹结合”，此时仍然是一个梦想。

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要求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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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提议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二机部和七机部的科学家共同努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的结合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做了多方面的协调工作。

核导弹虽然研制出来了，但要作为一种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行，也就是要进行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

因为这种试验危险性太大，稍有不慎，或者在发射现场爆炸，或者中途掉下来，或者打偏了，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就会轰动世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中国要打，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因此，最初中央专委决定，两弹结合只搞“冷”试验，也就是发射之后，不使核弹头产生爆炸，而将“热”试验放到地下进行。

1965年12月18日下午，父亲同罗舜初、钟赤兵、路扬一起听取国防科委核武器局局长胡若嘏的汇报。汇报说：二机部九院专家们提出，原计划1966年进行的以鉴定东风二号原子弹头核性能为目的的地下核试验，考验不了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状态参数是否符合要求，希望采用把原子弹头装在东风二号导弹上进行全射程的实际飞行状态下的核爆炸试验，但又怕导弹不保险。

听过汇报后，父亲说：进行带有原子弹头的东风二号导弹全射程的飞行状态下的核爆炸试验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下此决心。以上意见，请提到中央专委会议讨论。

12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对这一建议作了慎重研究，责成国防科委会同二机部多做几种设想，进行研究比较，提出方案供中央专委审定。

周恩来说：“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七机部研究一下，七机部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发生核爆炸。”

1966年2月，国防科委邀请二机部、七机部、总参作战部、装备计划部和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有关负责人，研究了中近程地地导弹核弹头的试验问题，并讨论了试验方案。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和地下核爆炸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综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冷”试验方式，也不能结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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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中近程地地导弹（改型）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高的，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起核弹发生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试验也是可以进行的。因此会议商定使用（改型）中近程地地导弹，先进行飞行“冷”试验，作为飞行“热”试验的练兵；飞行“冷”试验成功了，接着就进行飞行“热”试验。同时还就发射阵地、弹着区的位置及射程、爆炸高度、测试项目、任务分工等问题作了具体研究。

此后，父亲主持会议，细心地倾听着各个方面的情况。直到深夜，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

父亲问：“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后，在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沉静下来。

父亲说：“你们放开讲。”

大家都认为，“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还是有的”。

听了大家的发言，父亲沉思片刻，说：

“就这么定了。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我们就可以下决心了。”

2月26日，国防科委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央专委。1966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周恩来开门见山：“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

会议审慎地研究了国防科委的报告，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措施，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的居民绝对安全。为此，中央专委广泛听取了有关专家和二、七机部的领导干部的意见，经慎重研究后确定：由二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落地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下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由国防科委在实施正式发射试验前，组织进行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的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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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装核燃料）；由原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一切准备工作在八月底前完成。二、七机部互派工作组深入有关院、厂进行工作，工办检查落实。”

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两弹结合试验，也一直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秘密进行的。作为他的助手，父亲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承受着怎样巨大的压力。父亲也在寻找机会，想替周恩来分担一些。

参加试验的有关人员学习了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在大陆上进行导弹核武器的飞行试验，世界上是个创举，是我国两弹事业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发动群众，确保质量，要绝对可靠，绝对安全，出了乱子就是犯罪，因此要做到万无一失。

父亲从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两弹结合的准备工作中。按照计划，各项准备周密进行，科学家和有关领导把该想的都想到了。

“真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初夏的一天，父亲的得力助手、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突然非正常身亡！这让父亲深感震惊。

安东是四川阆中人，1918年生。他14岁那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他的家乡，少年安东辞别父母，跟上红军走了。从此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四处征战，屡立战功。1955年，37岁的他就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代将军里最年轻的人之一。

从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安东就跟随父亲左右襄助，1958年成立航委，父亲又把他从总参要来担任航委秘书长。他聪明好学，为人机灵，协调能力很强，深得父亲倚重。在父亲主抓全国科学工作的8年时间里，安东为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一直忘不掉，安东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外出联系事情，他工作热情，任劳任怨，办事细致。

安东之死令父亲深感悲痛惋惜。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了，全国各地的造反运动，使很多国防科研单位受到冲击，就连执行两弹结合任务的绝密部门，也开始乱套了。父亲为此忧心如焚，他的一部分精力也不得不转移到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国防尖端科研部门不受侵害上。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炮轰”父亲。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北京航空学院和国防科委系统几所院校的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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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到处都能看到批判他的大字报。从中央上层到国防科委机关，不断 有人提出要撤销国防科委，彻底清算父亲的问题。

他就在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小心翼翼地协助周恩来抓两弹结合试验的组织领导和决策工作。

9月5日，父亲在听取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汇报时，说：“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试验前要进行一系列质量检查，不光‘两弹’本身，还有外单位的协作件，主要是各种仪表，都要仔细检查。导弹核武器飞行经过的红柳园，试验时13000居民必须疏散，一切工作停下来，以防万一。否则，物资损失事小，出现人员伤亡问题就大了。”

9月24日上午，父亲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国防科委管的几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绝大多数学生是好的，但他们分成派，我们不能讲这派是左派，那派是右派。要多做团结工作，有问题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机关10月15日运动告一段落，以后转向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国防科委机关还是大了些，不能总喊人不够，人数不在多，要组织得合理，才能发挥作用。大家应当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国防科技事业负责。如果从个人考虑，我身体不好，国防科委撤销，我正可以休息。但科学实验是毛主席讲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我不能甩手不管。国防科委与国家科委工作上是紧密结合的，取消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对全国科技工作就更难组织协调了。

父亲特别强调：业务工作不能放松，七机部很多工作停了，令人担心。只想搞运动，心不在焉，技术上稍一粗心，就要出事。国防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飞行试验顺利进行。

10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主持召开两弹结合试验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

先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汇报了两次“冷”试的结果和热试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说：“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

他又说：“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工作检查好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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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伙食。”

他强调指出：“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

叶剑英补充说：“这次试验搞成功，在国内外将引起很大震动，过五关斩六将，热试这是最后一关，一定要检查得更仔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检查到，提出100条、若干条方案，坚决杜绝疏忽大意。”

父亲说道：“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

该说的都说了，会场一时陷入沉默。周恩来环顾四周，好像在问：“谁去主持这次注定会惊心动魄的试验呢？”

也许他盼望着，有人能主动请缨。

这时，父亲镇静地说：“为了使同志们增强信心，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

说完，他以恳切的目光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有聂老总去亲自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人们鼓掌。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临了，周恩来讲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他说：“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父亲记住了这句话。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听他说起这句话。他认为，周总理总结得太好了。

据父亲办公室“工作记事本”1966年10月24日记载：“晚上，去钓鱼台向主席汇报第四次核试验准备情况，同去的有总理、叶副主席。”当晚，父亲和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钓鱼台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当父亲汇报到两弹结合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父亲到现场主持试验，并特别关照、安慰道：“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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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越是这样安慰，父亲越是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大。

事后回忆，我那几天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泰然自若的、波澜不惊的父亲。我们那时和普通百姓一样，对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出发前，父亲几天前所患的感冒一直没好利索，仍然有些发烧。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他当即回答说：“一点小病，已经好了。”

周恩来又问：“能不能去发射场？” 

父亲提高了声音说：“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

1966年10月25日上午，父亲从西郊机场登上专机，飞往酒泉的导弹试验基地。他走的时候，还发着低烧。我和丁衡高带着3岁的女儿菲菲到机场为父亲送行。我们不知道父亲此行去哪里，去做什么，只是一遍遍地嘱咐已经67岁的老人，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45 闪电般的进步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专机到达导弹试验基地机场。

这是父亲第二次来导弹试验基地。6年前的这个季节，他来这里主持我国仿制的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的发射试验。他记得，那时黄沙弥漫，一片荒凉。而现在呈现在眼前的，是处于片片绿洲中的现代化科学试验城。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基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严格按照军委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进行，局势平稳，秩序井然，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

当天下午，父亲顾不上休息，便召集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政委栗在山等人开会，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

父亲向钱学森、李觉、张震寰等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10月24日的重要指示。父亲强调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不要打无把握之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

父亲同意按程序进行转运、加注、发射，嘱咐组织要更加严密，工作要更加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

这期间，为了确保安全，国防科委已经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和参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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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起制定了出现意外情况的应急处置方案和防护措施。铁道部调集了三列火车在红柳园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派出了五百台汽车在安西待命。此外，为预防万一，空军派飞机对预定飞行弹道两侧各二百公里的地区，进行了安全搜索……

“核导弹飞行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安全自毁系统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父亲知道试验的其他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得很充分了，他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

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后，父亲又到各处检查。他还接见了7名在发射控制室的成员。这7人在核导弹发射时，要坚守地下控制室，地下控制室是最危险的地方，离发射台只有100米远，深4米，万一试验不成功，他们最有可能遭致惨重后果。

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20岁的战士操纵员徐虹对他说：“首长，我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上追认我为党员。”

听到这里，父亲禁不住眼窝湿润了，他鼓励他们，一定要沉着勇敢，坚决完成光荣的任务，试验会成功的。

10月26日上午，指挥部研究确定27日9时为发射时间，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下午，父亲批准将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进行通电试验。技术人员正在对接时，父亲来到导弹发射架下，他要亲自坐镇。两弹对接和通电时，是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力劝父亲离开，到掩蔽部去。

谁知，我的父亲却拉了把椅子，干脆坐了下来：“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父亲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操作人员的信心，整个对接、通电过程非常顺利。一切都完成后，父亲高兴地在导弹发射架下，与在场的科技人员、领导干部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傍晚，核导弹巍然竖立在发射台上。各系统操作人员仔细地进行了外观检查，检测了各种仪器、设备，均符合技术要求。紧接着进行了三次全系统总检查，检查结果，各系统协调性良好，头部调温、弹上压力调整、电气参数都符合标准；发动机装置的各器件正确可靠；控制系统零位调整趋于零位；舵机极性和飞行程序完全正确。

再过十几个小时，“两弹”结合发射试验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晚饭后，父亲注意到周围的人个个表情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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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极少，便有意把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请到一起，观看电影《奠边府战役》。散场时，他又嘱咐大家松弛松弛，睡个好觉，养精蓄锐，迎接明天的战斗。

27日上午8时，父亲来到发射阵地附近的敖包山指挥所坐镇。正当发射场一切工作按程序顺利进行之际，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突然接到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到7级左右西南向的强风。

这股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事关重大，父亲立即要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此时，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父亲身上，指挥中心的大厅内静得出奇，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只有倒计时数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闪烁，仿佛在催促父亲早下决心。

父亲这一生，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这回应该又算一次，而且是非常重大的一次。他镇定地与在场的专家们紧急磋商了一下，得出结论：影响不大。于是决定按计划发射。

然后，他重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所传向四面八方。

惊心动魄的时刻终于来临了。9时整，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拔地而起，直插湛蓝色的苍穹。父亲和在场的所有人一起，目睹着核导弹消失在视野中。

按照预定的计划，核导弹要在空中飞行9分多钟，才能飞临远在新疆罗布泊的目标。不论是对于北京的周恩来，还是对于坐镇现场的父亲，以及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来说，这9分钟都是漫长的，可以想象，他们的心似乎在嗓子眼里跳动，他们一定会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当时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聂办主任刘长明回忆说，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那个最后的结果，没有人说话，核导弹飞走了，仿佛把大家的心也都带走了。他注意到，父亲不时地抬腕看一下手表，表情严峻，目光深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终于，从罗布泊的弹着区传来核导弹于9分14秒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刘长明注意到，父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摘下墨镜，眼神和饱经沧桑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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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发射区沸腾了。人们拥抱、跳跃、欢呼。很多人眼里含着泪水。

这次成功的发射，在中国国防科研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父亲立即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了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讯。然后，他脱下防护服，走出指挥大厅，走向欢呼的人群……

事后，父亲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报告中，讲到：“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十三年（1945—1958），苏联用了六年（1949—1955）年，我们只用了两年，比美国快六倍半，比苏联快三倍。”“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27号那天晚上，在导弹发射基地的礼堂，父亲转达了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的热烈祝贺，他说：“国防科学技术，在党的领导下，整整进行10年了，这次试验成功，是对党对人民的献礼，也是对国防科学技术10年工作的最好纪念。”

他又说：“这次试验是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是在过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的试验，是带有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是好的。”

参加庆祝会的张震寰、钱学森、李觉等领导也在会上讲了话。张震寰是国防科委副主任，此次试验的前方主要领导人之一，钱学森此时的身份是七机部的副部长，李觉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这三个人为此次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高兴地对钱学森和李觉说：“你们也讲讲，二机部、七机部，二、七风暴嘛。” 

李觉说：“聂老总你讲了就行了。”

父亲说：“你一定要讲。”

钱学森讲过话后，李觉在掌声中站起来，他没头没尾地讲了两句：“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继续努力吧。”就站不住了，他觉得心脏不对劲，这些天，他太紧张，也太劳累，心脏病又犯了。

李觉一手扳着椅子，一手扶着桌子，父亲说：“你坐下说嘛。”

李觉说：“我没啥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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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想起来，因为太激动，庆祝会上，大家的讲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试验成功的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发了号外，用套红的大字标题，告诉全世界，中国成功地试验了导弹核武器。我拿到报纸，才意识到父亲是去现场指挥试验了。

傍晚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母亲说：“他走的时候，我就估摸着有什么大事，果然是个天大的事。他怎么就不给我们娘俩说一声？”

我说：“他要是说了，就不是他了。”

母亲说：“也是。只是不知道他的感冒是不是好了。”

我高兴地说：“肯定好了。”

母亲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想啊，试验成功，人一高兴，什么病不都没了。”

46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安静的地方了

1966年10月31日，父亲为检查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效应情况，飞往核试验基地。

飞机徐徐降落在马兰机场。父亲这是第一次踏上罗布泊的土地。

当时任基地副司令的张志善回忆说：“聂老总一下飞机就问长问短，问博斯腾湖水是咸是淡，问这里的土地能不能耕种，他鼓励我们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后来我们根据聂老总的指示，提了每人一亩地、一亩林的口号……”

第二天，父亲参加了基地庆祝试验成功的大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试验成功后，10月28日至30日，3天内共有70多万入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机关报喜；世界各国都作为特大新闻，迅速而反复地报道。这说明“中国已有了相当高超的核技术和工艺技能，在尖端工业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在重申了基地的“文化大革命”，只进行正面教育的规定以后说：“你们基地已经建设六年了。六年来你们的经历是不平凡的。基地刚开始建设时，正是我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年月。你们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这个荒凉的地区，建立了革命的家园。1964年以来，你们在各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你们的四次核试验任务。同志们很辛苦，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

11月3日，父亲坐直升飞机到几百公里外的孔雀河畔，专程看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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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参试人员。父亲让飞机在罗布泊的弹着区上空盘旋了一圈，察看“两弹”飞行试验核弹头爆炸投影点地区被烧成玻璃体的地面。

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报告说：这次核爆炸实际爆炸高度，比预定高度仅偏高××余米，实际爆心投影点距预定投影点仅偏近×××米、偏右×××米。

父亲高兴地说：我们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能这样准确，核弹头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得这样可靠，是很不容易的，真了不起。这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后，父亲同张震寰等一起，检查了氢弹原理试验现场工程等的准备情况，慰问冒着巨大风险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参试人员。基地司令员张蕴钰请父亲给大家讲讲话，父亲同意了。张蕴钰赶紧命令人搭个主席台，父亲说：“不用了。”

那天，戈壁滩上刮着五级风，气温降到零下。67岁高龄的父亲，穿着大衣，戴着皮帽，站在放下挡板的卡车上，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他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

“这次试验是在我们国土上，响在罗布泊，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心上，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个伟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强大的连锁反应，强烈地震动着全世界。”

他说：“介绍一下西方世界的反应。他们说：中国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是特等重要事件，使美苏发抖，万万没有想到，这好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也是神话般不可思议……”

他热情地鼓励指战员：“你们参加了这次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夜以继日地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保证了这次试验任务的完成，这是你们的光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在场区工作是艰苦而危险的，特别是到了严冬，困难就会更多。但是，同志们知道，艰苦就是光荣，是对我们革命意志的最好考验。克服了最大艰苦，就能取得最大的胜利。”

在基地的短短几天里，父亲不辞劳苦，到部队、研究所、医院、水库、农场、子弟学校、服务社视察，和基地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广泛接触，对基地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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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原子弹除继续突破大当量的以外，要搞小型化，搞地下试验。我们搞大当量的，要搞百万吨级的，千万吨级的再看一看。运载工具，主要不搞轰炸机，飞机花钱多，不易进入敌空，即使两倍音速的飞机也很困难。我们超越了机载阶段，外国人也看出来了。敌人就是怕导弹，现在不只是政治上、心理上的问题，而是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次响不响是有历史意义的。”

关于在科学研究上要自力更生，赶超外国，父亲说：“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自己搞，这是好事。没有修正主义这一手，我们不会发展这么快。所以毛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苏联专家在时，保密搞得很神秘，对自己人神乎其神，照那样是搞不出原子弹的。”

“不能依靠外援，躺在外援上，过去连石头都从苏联运来。走自己的道路，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外国书籍，不要参考外国技术了，那是蠢人，为什么不利用人家的成果？”

“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国外很震动。美国十年能办到的事，我们两年就搞成了。”

“尖端可以带动一般，两弹研制和试验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毛主席说：要有、要快、要超。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信心更增大了。”

“两弹结合是有历史意义的，要继续突破，加快速度。”

张志善回忆：“聂老总这次来基地住在马兰招待所四楼一层三号。他在这里住了一星期。老  总也像毛主席一样，爱吃红烧肉。他夫人张瑞华天天打电话，问情况，问有没有红烧肉。我就回答说：‘有，但聂总没吃一块。’

“聂帅听了就笑着说：‘没有，说没有。’实际上，一天没有他就问今天咋没红烧肉。每次睡觉前，他都要围着招待所散步，他拿着拐棍，开始握着，走得很快，后来两臂架着，再后来才拄着。

“在这里，聂帅血压降下来了，精神也好，吃饭也多，睡觉也香。他说，在这里真好，没人找，这里真安静，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安静的地方了。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基地文工团也有人开始闹。聂帅就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文化改革嘛！’”

父亲的苦心并没有挡住那场动乱，时隔不久，基地这块安静的绿洲也被政治的冲击波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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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稳定部队，保证氢弹试验顺利进行，父亲在这年年底和第二年又接连两次来到马兰，来到核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