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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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黄埔到北伐

1925年9月中旬，父亲跨进黄埔军校的大门，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一切。这所军校虽然只成立一年多，但已成为令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广州当时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各派政治势力暗中较劲，黄埔军校当然是各方下力角逐的舞台。

十几天前，在上海，父亲他们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学在王若飞引见下，见到了赫赫有名的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父亲几年前就读过他的文章，对他应该说是很崇拜的。但是见了面，说实在的，他留给父亲的印象并不是太好，远远赶不上对李大钊的印象。陈独秀慢条斯理地说了几句话，把20多个回国的同学分成了两拨，一拨到南方，一拨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至于去了怎么办，陈独秀没有讲。

父亲被分到南方。到广州后，他先见到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老朋友重逢，很是高兴。周恩来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去给汪精卫当秘书，还是到黄埔军校工作。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的秘书，兼任政治教官。

父亲到黄埔不几日，周恩来随蒋介石参加第二次东征，劭力子继任政治部主任。在黄埔的日子，是父亲军旅生涯的开始。他负责安排学员的政治教育，自己编教材，有时亲自上课；他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虽然辛苦，但干得很带劲。他注意到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员，往往是共产党人，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还有主管军事教育的叶剑英，他们都是黄埔很有威望的教官。父亲一一去拜访他们，去看叶剑英时，有人告诉说，叶剑英也随军东征了。

父亲是最早关注军队政治工作的人之一。1925年10月24日，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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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潮》上发表名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除了物质和技术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绝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命令的驱使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他还以苏联红军为例，论述了知道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这说明父亲当时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主席后来谈到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时，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1926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父亲被强制到了中山舰上，暂时被软禁起来，同时遭软禁的，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事后才弄清，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要把他赶走。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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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还提出共产党员一律退出他领导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但是，软弱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向蒋介石妥协了。250多名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这其中有39人经不起考验宣布退党。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父亲也被免去黄埔军校的职务。这个结果直把当时担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发抖，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

这是党成立后遭受的一个挫折，也可以说是国共决裂的一个重要信号，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年轻的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被老奸巨猾的蒋介石给耍了。蒋介石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北伐，我们损失了大批共产党员，为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但胜利果实最终又被蒋介石窃取，使革命陷入低潮。

父亲结束了在黄埔军校半年多的生活，转到广东区委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北伐做准备。

北伐，是那个阶段最振奋人心的伟大事件，父亲积极投入其中。5月1日，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誓师出征。父亲陪同周恩来接见了该团连以上的干部，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发出“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他的话激励着众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武汉。父亲他们也把工作重点转往武汉。父亲负责保持与各部队的联络，传达中央的指示。他经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他数次经过刚刚发生过激战的战场，望着遍地来不及掩埋的尸体，闻着刺鼻的血腥味，既感叹战况的惨烈，又羡慕叶挺等老同学指挥部队攻城拔寨，效命疆场。他盼望着自己也能够指挥一支部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硝烟未散，父亲便从城门下的沙包缝里挤进了城，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在武汉中和里号下房子，和湖北省委军委一起办公。父亲担任了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那时候，不少地方建立了军委，早期的军委并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

张国焘来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有着北京大学教授头衔的张国焘。父亲注意到张国焘和陈独秀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思想都比较右倾，对军队和武装斗争不感兴趣。而那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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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认识到，共产党需要搞自己的武装，偏偏握有重要权力的陈独秀等人并不热心，这是不久之后共产党一败涂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又一天，父亲在中和里的军委驻地，偶遇几个年轻人举行入党宣誓，其中有一个苗条、清秀，中等个头，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引起父亲注意。这个女孩子名叫张瑞华，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10年之后，埃德加 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称她为“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

母亲是河南信阳人，家在鸡公山下的张湾村。她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家境倒是与我父亲相似，家族都是先富裕后破落。母亲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很贫困了，她要求上学，外公不同意：家里吃饭都困难，哪有钱供一个女孩儿上学？性格倔强的母亲就说：“我带弟妹们上鸡公山，砍荆条和竹子回来编筐子，卖了钱上学。”在她强烈要求下，外公只好同意她上了学。以后母亲就利用课余时间编筐子，卖了钱交学费买书本。这也算是一种勤工俭学吧。

岁月匆匆，母亲小学毕业后，提出要到信阳的女子师范上中学。家里自然又是不同意，那个年代，村里没有几个女孩子上学，能让她上小学，已经是父母格外开恩了。我的母亲是那种柔中有刚的人，遇事非常沉着，非常有韧劲，她软磨硬缠，不达目的不罢休，她说：“钱，我自己在外面挣，可以勤工俭学，你们只要给我刚去时的费用就行了。”

这个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个她终生感激不尽的人，那便是她祖母的娘家侄子，母亲称之为表叔的高警予，此人在信阳女师当教员。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母亲经考试进入她朝思暮想的信阳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母亲才知道，高警予早就是个共产党员了。在高警予的引导下，母亲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加上“五卅”运动的强烈冲动，民主革命的思想占据了她的脑海。

北伐军占领武汉，武汉一下子成了新的革命中心，吸引着各地的年轻学生。这时，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信阳来招女生，党组织推荐母亲去报考。母亲挥泪告别亲人和家园，随学校的老师饶辉南直奔武汉。而那位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表叔高警予，却在这之前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到了武汉，母亲才知道饶辉南是共产党员。她向饶辉南提出，自己也要入党。饶辉南摇摇头：“你还小啊。”母亲说：“小什么啊，我都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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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说的是虚岁，其实母亲这时候才17岁。母亲追着饶辉南嚷嚷着要入党，饶辉南给她缠得没办法，就向湖北省委军委作了汇报。没想到，还真的被批准了。那天母亲接到通知，到位于中和里的省委军委驻地进行入党宣誓，与我的父亲不期而遇。

当然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会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母亲只是记得，她进中和里的时候，天空是阴的，像要下雨的样子，而她离开时，太阳突然冒了出来，面前一片红彤彤。

1927年初，母亲考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她一同穿上军装的共约有300名女性，其中有后来成为徐向前夫人的黄杰。

5 南昌起义前后

1927年是20世纪里值得记住的重要年头。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手，这便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四 一二”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事件发生后，在武汉的父亲受中共中央指派，和李立三一起，紧急赶赴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善后事宜。

为了安全，父亲和李立三通过关系，搭乘宋子文的船顺江而下。到上海后，父亲协助周恩来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善后事宜，把大批骨干队员转入秘密状态，或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不久，中央要在武汉召开“五大”，父亲和周恩来都是“五大”代表。他们装扮成学生，冒险登船前往武汉，途中多次遭到盘查，幸好平安无事。但是他们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结束了。这时，武汉的局势也在迅速恶化，中共中央成立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父亲便在他领导下工作，为开展军事斗争做准备。

在各支队伍里开展工作的共产党人纷纷遭到驱逐。那段时间，父亲分管派遣工作，他见到了一个又一个老朋友。先是朱德，他在德国时，父亲就与他认识。朱德从莫斯科回来后，党派他到军阀杨森那里开展工作。蒋介石一反共，杨森跟着反共，朱德在那里呆不住，来到武汉。考虑到朱德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经组织上同意，父亲经手，把他分配到驻南昌的第三军，旋即被任命为公安局长、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朱德为南昌起义立下功劳。

陈毅也被杨森赶出来，到了武汉。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哪里，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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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人不认识他，打发他到叶挺的部队去当兵。还算幸运，他在大街上碰到了父亲在莫斯科的同学颜昌颐，父亲听说这事后，立即把他找了来。两个老乡见面，除了激动就是感慨，从法国分手算起，他们已经5年多没见面了，彼此都有了沧桑感。父亲把陈毅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党的书记，公开身份是文书。

邓小平也来了，他是被冯玉祥从西安“礼送”出境的。 经父亲等人介绍，他到党中央工作。

还有刘伯承，他是在泸州起义失败后，来武汉的。父亲与他认识了。那时的刘伯承是川中名将，父亲的家离刘伯承的老家开县不过三百公里，他比父亲大7岁，算是个老资格的兄长，两个老乡相见，格外亲热，然而这时候已接近南昌起义的时间，父亲赶紧报中央同意，介绍刘伯承到南昌去，起义时，他担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在这之前，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当然还有军阀，当作自己的敌人，而现在，真正的头号敌人变成了蒋介石、汪精卫，变成了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一对曾经有过密切合作的“兄弟”，变成了“敌人”，两党的厮杀也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党中央决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挽救处于灭顶之灾的党，起义地点选在南昌。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旋即指定父亲、贺昌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父亲为书记。前敌军委的任务仍然是负责起义的联络工作。汪精卫动手后，武汉呆不住了，中央的同志大都集中到九江，策划武装起义。7月20日，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参加，父亲也参加了。会上，李立三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赶紧打响第一枪。父亲提出，起义准备工作并未做好，必须等中央的命令。但是在李立三鼓动下，几个性子急躁的中央委员也主张不等中央命令，马上动手。

父亲发现，李立三这个人与陈独秀正好相反，他们一个急一个慢，一个狂热一个低沉，说白了，就是一个“左”一个“右”。果然，见父亲老是唱反调，李立三火了。他那时候是中央常委，职务上远高于父亲。李立三指着父亲说：“你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父亲就说：“我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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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能擅自行动。”

李立三又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听我们的。”

父亲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的？再说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还好，父亲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会议决定，等中央的命令行动。

搞南昌起义，我党主要依靠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朱德的军官教育团。这些部队都属于位于江西省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周恩来临去南昌前，在九江给父亲交待任务，让他设法把驻九江至南昌之间马回岭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当时他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于是二人约定，起义一开始，立即从南昌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父亲即组织装备和人员开往南昌。

被父亲视为主心骨的周恩来走了，父亲单枪匹马，来到驻马回岭的第25师。这个师部分部队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我党在这些部队中的根基比较扎实。但是，该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要想把这支队伍全部拉走，是不现实的，父亲打算“吃瓜挑熟的”。他紧张地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没合眼，在共产党员、73团团长周士第，75团副营长孙一中大力协助下，把这两个团拉了出来，同时还拉出了74团一个重机枪连。

8月1日下午，一列空火车来到了马回岭。这说明南昌已经动手，父亲笑了。他和周士第紧急安排把辎重装车运走，然后带领部队沿铁轨徒步往南昌走。然而，一列火车从屁股后面追了上来。原来是张发奎带着卫队追来了！见到骨干部队纷纷被拉走，张发奎急红了眼。火车停下，他站在车门口高喊，命令部队马上回去。

隔着一座铁路桥，起义部队与张发奎的卫队形成对峙。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张发奎赶紧退回去。张发奎哪里肯走？父亲于是吩咐身边的一个排长：“往天上放枪！”

一排子弹从张发奎乘坐的列车顶上呼啸而过。也许他认为起义的人都是红了眼的，当即吓坏了，火车不能退，他赶紧下车，只带几个随从往回跑了。跑到安全的地方后，他又派一个参谋来找父亲，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他那个宝贝望远镜慌乱中丢在了火车上，是德国造的，非常的高级。说实在的，父亲真舍不得还给他，但想到张发奎还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就交还了。同时让那个参谋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带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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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他们日夜行军，于8月2日拂晓到达南昌。他看到了南昌城头飘扬的红旗，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舒坦。盼来盼去，就盼望着自己的红旗能够升起来，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南昌起义让共产党人出了一口恶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后来，共和国的10位元帅里，有7位是从南昌起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经过一夜的行军，父亲又渴又饿，他买了个大西瓜，一口气吃下大半个。多少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个西瓜真是甜极了。

周恩来听说父亲拉出了25师的两个团另一个连，3000多人，大为惊讶，高兴地说：“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干得好！”这支队伍继续沿用25师的番号，后来在南下途中失败后，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于次年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起义军南下遭到了失败。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说，如果不在酷暑时节长途跋涉，而是转进到附近的农村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创建根据地，结局会是另一个样子。但那个时候，中央的上层还没有这个意识，中央只想着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南下途中，起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总体上不断失利。那情景多年之后，父亲仍然历历在目。酷暑、饥饿、疾病、死亡；指挥频频失误，不少人员投降、逃亡。两个月后，父亲作为叶挺第11军的党代表，和部队失散后，与叶挺一起到达广东普宁县的流沙镇。

在这里，遇到周恩来等人。此时的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非常的痛苦。父亲后来对我说：周伯伯发作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冲啊……

看到自己最钦佩的人病成这样，父亲心急如焚。然而，没容他们喘口气，敌人又上来了，把起义部队整个冲散了。周恩来身边只剩下父亲和叶挺及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架起他，仓皇撤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他们随时都有被俘的危险，为了缩小目标，父亲和叶挺商量后，遣散了那几个警卫。然后，二人架起不时说胡话的周恩来，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陌生的旷野。

四周都是敌人，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而且他们只有一支小手枪，稍有不慎，就得束手就擒。周恩来是我党的重要人物，他如果被俘，损失就大了。父亲和叶挺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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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差不多要走投无路时，他们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他就是这一带的人，父亲认识他。父亲激动地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

他们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他们抬上周恩来，晓宿夜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陆丰甲子镇，打算从这里出海。却又赶上台风，波浪滔天，根本无法出海，只得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好又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

说起来应该感谢彭湃，是他在这里打下了群众基础，才使得父亲他们没有遭遇更大的意外。父亲一直记得，黄秀文家里只有一张床，只能让周恩来睡，他、叶挺、杨石魂就睡在地上。

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了。父亲他们担心他会死去，冒险把他护送到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老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他们住在海边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当地人传说那房子闹鬼，多年没人敢住了。父亲想，别说闹鬼，就是地狱也要闯一闯。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有好转，他们便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

那条船就像一叶扁舟，真的是太小了。周恩来、叶挺、杨石魂、父亲，再加上船工，一共五个人，根本挤不下。他们安排周恩来躺下，船舱里再也盛不下第二个人，他们四人只能挤在舱面上。台风刚过去，仍然是风大浪急，小船晃得厉害，坐都坐不稳，随时都有掉到海里的危险，大伙焦急万分。幸好船上有绳子，四个人就用绳子把身子牢牢拴到桅杆上。

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贴着浪尖颠簸着前行。这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之旅，谁能知道，他们能不能到达彼岸？

真是只有天晓得了。

6 羊城再举义

那是一次令我的父亲终身难忘的海上历险，他们在茫茫大海中飘荡了两天一夜，人人瘦了一圈。为了保护周恩来，父亲和叶挺几乎耗尽了心血。终于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们都觉得到了天堂一般。

周恩来有救了，父亲和叶挺的心总算踏实了。他们把他送到医院，便去找广东省委机关接头。当时广东省委就设在香港。他们衣衫褴褛，像两个叫花子，又忘了问杨石魂接头的暗号，省委的人根本不理他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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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到商店里买衣服。父亲身上一文不名，叶挺比他有经验，腰里缠着很多面值百元的港币。二人挑好衣服，付钱时，叶挺抽出一张百元大票，店老板打量他们一眼，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急了，拿过票子，气愤地撕碎了。

父亲一看不好，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

叶挺很有历练，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

他们换了个商店，买衣服换上，又洗了澡，理了发。仿佛不认识似的，两人对视一下，然后哈哈笑起来。自从离开南昌后，他们就没这么轻松过。

这年11月，父亲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工作。他一到，就又面临着组织起义，这回是在广州。

说实在话，父亲不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刚失败，广州的革命力量很薄弱，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这个时候想夺取广州，建立苏维埃，根本不可能。但是，中央已经决定搞，谁也否定不了。

省委和省军委的人员陆续秘密抵达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起义的主要领导，但是他不懂军事，依靠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诺伊曼。这是个25岁的德国人，十分傲慢刚愎自用，他提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游行，自然是白天。父亲等人建议，应该采取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诺伊曼不接受。父亲和他争论，他居然指责说：“你反对十月革命！”

偏偏张太雷就听诺伊曼的。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也提出不少好意见，但张太雷只听诺伊曼的，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

父亲后来到达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前，共产国际又派来了德国人李德，那时父亲一下子想到了这个诺伊曼，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果然，李德更是瞎指挥，堡垒对堡垒，以攻对攻，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导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区。这两个德国人的共同特点是机械、教条、固执，由他们来指挥弱小的中国革命武装，只能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扔。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藏在一家米店的大量手榴弹突然被敌人发现，引起张发奎的警觉。正是由于这个意外，迫使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进行。也恰恰由于这个意外，改变了诺伊曼原先制定的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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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计划，初期的战斗进展还算顺利。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叶挺提出，应该适时撤离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父亲和叶剑英等人支持叶挺。但是，诺伊曼却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在这个重大关头，张太雷又站到了诺伊曼一边，下令固守阵地，伺机占领广州全城，然后宣布成立苏维埃。

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一天之后，大批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形势急转直下。11日中午，一股敌人杀向起义指挥部，机枪子弹打碎了指挥部的玻璃，引起一阵混乱。父亲动员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上阵，他亲自来到前沿阵地上，指挥人们拼命阻敌，终于打退了敌人。

这个场景恰恰被从这里路过的我母亲看到了。60多年后，母亲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时刻，她回忆说：“起义的第二天中午，我正往指挥部押送反革命，听到指挥部北面枪声密集，看到聂荣臻双手掐着腰，站在由米袋堆成的沙包后面，在指挥大家抗击由观音山上反扑下来的敌人。在他身旁是一挺机枪，由他指挥，不断向敌人扫射，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无法前进，而他则一动不动，神态威严。”

在这之前，在指挥部里，父亲已经与母亲碰过面。

说起母亲来广州的过程，还是蛮曲折的。母亲到武汉分校上课不久，就遇到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从沙市出发偷袭武汉的事件。武汉兵力空虚，母亲所在的军校紧急动员学生上阵，跟随叶挺将军南下迎敌。母亲当然不甘落后，她要求上了前线，担任战场救护。在弹火纷飞的战场上，母亲受到了实战锻炼，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什么都抢着干，经常弄得浑身是血；她总是冲在女生队的最前面，耳边常有流弹飞过，但她不怕。她鼓励女伴们：“越是害怕退缩，子弹就越是去找你，子弹专找胆小的。”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人心慌慌，母亲所在的军校女生队解散，党组织通过关系，把尚未暴露身份的几名女共产党员，分配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医处当护士，这其中就有母亲。这个教导团是我党控制的队伍。南昌暴动前，军官教导团秘密开赴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起义。但是刚到九江，就被张发奎派来的人缴了械，教导团一千多人被扣留了一天一夜。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站出来，毛遂自荐要当教导团的团长，并且说服了张发奎放人。

母亲后来多次说过，多亏了叶剑英，否则教导团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由于途中处处不顺，母亲跟随叶剑英到达南昌时，已经是8月7日，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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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早已南下了。叶剑英又带领教导团千里行军，七折八转进驻广州。就是这支队伍，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起义的那天凌晨，正式打响之前，母亲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第4军军医处的处长、书记官、军需官是张发奎的铁杆亲信，痛恨共产党，要在起义前解决掉他们，以防走漏风声。共产党员、教导团卫生队队长柯辉萼（柯麟），第4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贺宗霖（贺诚）奉命执行任务，但需要有人配合。柯辉萼问我母亲：“小张，你敢去吗？”母亲说：“敢！”他们骗开军医处长的门，突然冲进去，把那个胖乎乎的处长捆起来，那家伙如梦初醒，破口大骂：“你们跟共产党走不会有好下场。”柯辉萼一挥手，母亲等人七手八脚就把他勒死了。紧接着，他们又如法炮制，解决了书记官和军需官。

然后，母亲抹一把脑门上的汗，把一条红领带系到脖子上——这是参加起义军的标志。不一会儿，城内各处就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喊杀声。

起义开始之后，广州市区潜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他们打冷枪，散布谣言，或者向城内城外的敌人通风报信，危害很大。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说：“组织肃反队很有必要。”张太雷犯愁了：“眼下起义军都在各处作战，谁来干这项工作？”

有人就出主意，说广州的青年赤卫队对当地情况熟悉，可以干这件事。那天我母亲随同别人来指挥部办事，听到他们说话，就走过来对恽代英说：“恽教官，请你也批准我去搞肃反吧！”恽代英是武汉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母亲认识他。军情紧急，母亲的要求居然被批准了。她在指挥部领到了一支驳壳枪，装上子弹，就随青年赤卫队的人出发了。

他们逮捕的第一个反动分子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法院院长沈藻修。他们把沈藻修押上一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打算带到指挥部去，但是到了途中，有人认出了这个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法官，有位愤怒的赤卫队员把他从汽车上拖下来，绑在电线杆上对准他头部就是一枪。母亲既感到痛快，又认为不能随便枪毙人，应该经组织上批准后，再公审他们。

起义的头两天里，肃反队一共抓到了300名左右的反动分子，统统关到指挥部下面的一座空房子里。这两天两夜，母亲没有合眼，甚至不记得吃过几次饭。那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穿街过巷，常常是车厢里塞满了抓来的反动分子，母亲就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一手抓住车门，一手握着驳壳枪。她的这个形象多少年之后还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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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起义失败来得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处理那些被抓的家伙，敌人就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带领军警疯狂搜捕、屠杀革命者。母亲后来每每想起这事就扼腕叹息：我们没有经验，放过那些坏人实在可惜。

起义面临着失败，到处都在打乱仗，起义军占领的阵地纷纷被敌人夺去，然而张太雷却对寥寥几个能够赶来开会的人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说完这话不超过半个钟头，就在回指挥部的路上被敌人的冷枪打死。

许多年之后，提起广州起义，父亲对我说：张太雷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可惜的是他不懂军事。

12日黄昏，父亲和叶挺到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战况，他们看到形势极度危急。父亲就问叶挺：“怎么办？”

叶挺受到诺伊曼“痛斥”后，就不再说话。父亲急了，说：“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否则就会全军覆灭！”

叶挺没有反对。

见总指挥没有反对，父亲马上返回指挥部，和省军委委员黄锦辉一起，分头下达撤退的命令。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叶剑英的教导团训练有素，动作整齐，立即经花县撤往海陆丰，居然保留下来1200多人。工人赤卫队就惨了，他们分散在各处，各自为战，没法一一通知他们，除了战死的，最后被俘的全部被杀。后来统计，有5700多人死于敌人的报复性屠杀。父亲回忆说：“军警四处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

幸好，恽代英、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杨殷、陈郁等领导人及时撤了出来。父亲继续留在指挥部组织撤退，他与他亲爱的同学和战友叶挺挥手告别。父亲望着叶挺结实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与叶挺的诀别，从这以后，他们没能再见面。

那天夜里，父亲留在指挥部组织卫队殊死抵抗敌人，拼命掩护起义军残部撤退。这支卫队主要由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和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组成，他们非常勇敢，几乎全部战死。

然而，该撤的都撤走了，父亲却没能走脱。

我的母亲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竟然也没能走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