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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烈火真情

发布时间:2018-05-09 15:53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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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父母爱情

珠江在呜咽。枪声稀疏了,父亲镇静地往八旗会馆附近的驻地走去。来广州后,他一直租住在一处民房里。路上,他看到一具具的尸体,刺鼻的血腥味儿让人窒息。在一个路口,遇到商团对过往行人搜身,把父亲随身携带的钢笔等物品抢走了。父亲表现得异常冷静沉着,始终没有吭声,因为他不会广东话,一张口就没命了。父亲终生都没能改变他的四川口音。

回到住地的时候是半夜,他没敢叫房东的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他一直在楼梯口等。天亮了,房东开门之后,他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啊。”父亲说:“是啊,不知道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

我的母亲在部队撤退之后,躲藏在一个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家里,那位海员也是共产党员。应该说母亲非常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而且他机警过人。他让母亲换上他妻子的衣服,然后把母亲穿的军装拿出去埋了,从而躲过了搜捕。三天之后,他告诉母亲,已经接到党组织通知,要她去香港,并且告诉了她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

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起身就要告辞。那位同志拦住母亲,跑出去买来一套绸缎旗袍,把母亲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他亲自陪送母亲到码头,一路上应付敌人的盘查,直到把母亲送上船,才放心地回去。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母亲一直记着那位海员同志。遗憾的是,他当时用的是化名,即使想寻找他也无从找起。一次,母亲念叨说:“唉,也不知那位同志怎么样了……”

父亲也是三天后到的香港。广州留给他最难忘的印象,就是那里的木棉花开得好艳好艳,就像烈士们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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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香港,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和内地相比,香港相对安全一些。右倾的陈独秀下台后,李立三和他的“左”倾主义又统治了党内。一到香港,他就气呼呼地指责广东省委,广州暴动工作没搞好,简直无能。他让我父亲立即去追叶剑英的教导团,通知他们往海陆丰转移。父亲说,撤退时他已经通知教导团撤往海陆丰,没必要再去通知,而且他对这一带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那里又是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去了肯定是送死。父亲并非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他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着可以多为党工作,为什么不想办法保护?

大概李立三也觉得派一个四川人去不合适,又提出让黄锦辉去。结果黄锦辉一去无回,被敌人杀害于花县。黄锦辉是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父亲和他感情很深。父亲说:“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位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以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父亲就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他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那一时期,令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李立三及其继任者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问结果,只求形式,不停地派干部到各地做一些用处不大的工作,比如去发动群众贴标语、撒传单、上街游行等。很容易把我们的人暴露,惨遭屠戮。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明共产党仍然存在。父亲对此表示反对,说,起义刚失败,敌人盘查很严,周文雍长期在广州从事活动,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很多人认识他,几乎是家喻户晓,敌人重金悬赏抓他,他去了无异于自投罗网。但是,李立三坚持要他去。结果,忠实地执行党的命令的周文雍刚去了没几天,就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同被捕,他们慷慨赴死,演出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陈二人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香港,父亲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他与这两位同志都很熟悉,他深深地崇敬他们,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惋惜。父亲把报纸上报道二位志士的文章和照片剪下来,一直珍藏着。不久,周恩来来香港,父亲拿出剪报给他看,他也是一声叹息,流出热泪,然后是久久的沉默。

多年以后,父亲对我说:邓颖超听说周文雍和陈铁军的事情后,更是难过。邓颖超和陈铁军很熟悉,是一对很要好的革命姐妹。周恩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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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示,将来革命胜利了,要把他们的事情写成书,拍成电影。


大约是1980年前后,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父亲曾在家里四次接见该剧的编剧张义生和导演蔡元元,父亲说:“陈铁军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这样的女同志是不多见的,她斗争英勇不怕死,被抓去以后还那样顽强,到了刑场又表示了爱情,你们演员一定要把陈铁军演好。”

我感觉那段时间父亲为这部电影特别操心,他居然替编剧设定情节,他强调:表现陈铁军在秘密机关等候外出的周文雍归来,要让观众看出她焦虑、担心,包含着同志情与少女爱,一种复杂的心态。他还说,全剧高潮的处理要让观众落泪,否则就是失败。

有一天,他午睡醒来,随手在一张《参考消息》上写下:“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活动中。”特别嘱咐,把他这句话转告剧组。

那部电影放映之后,周文雍和陈铁军,这两位先烈的名字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

当时,我的母亲也看到了登载周文雍、陈铁军英勇就义的报纸,为此她还哭了好一阵子。像周文雍、陈铁军这样的爱情,也许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爱情,足以让人一辈子忘不掉。

母亲到香港后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递情报。父亲母亲为周、陈二位革命志士的悲壮爱情深深折服。殊不知,他们也悄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到香港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父亲算是母亲的上级,有时母亲还听父亲讲课,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让母亲感到既好玩又亲切。但是,那时母亲并没有想别的。此时的父亲已接近而立之年,从欧洲回来后一直孑然一身,与家中久无联系,音讯皆无。他注意到那个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意志坚强,胆大心细,吃苦能干,而且机灵秀气,于是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终于有一天,父亲来到母亲的住处,略带羞涩地说:“张瑞华同志,我想找你谈一谈……”

母亲并不感到吃惊,她以为是谈工作。她就说:“我今天没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父亲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

父亲说完就走了。关于父母的爱情,在我长大之后,从来没听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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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过。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只零零星星地提到一点。我所知道的这些,大都是从出版物上看来的。有人采访过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得到的资料也并不算多。母亲去世前的那几年,家里的保健护士们趁母亲高兴的时候,曾笑问过:“老奶奶,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


母亲也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了。”

护士们又问:“怎么见得呢?”

母亲就说:“我们在香港时,有段时间他常来看我,找我聊天,我还不懂吗?”

大家嘻嘻哈哈笑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想,父母的爱情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它不可能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它是简单的,质朴的,却又是持久的,珍贵的,是打着革命印记的爱侣。

父亲过了几天,又找到了母亲。他们面对面坐着,忽然都脸红了。父亲毕竟更成熟一些,他镇定片刻,于言谈中流露出对母亲的爱慕之情。我的母亲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满脸通红,心跳加剧。她很可能是捏着衣角,手心里全是汗,低着头说:“我想想,过两天再告诉你,行不行?”

在母亲的脑海里,她最难忘的印象是,广州起义最关键的时候,父亲掐着腰,指挥人们抵抗从观音山上冲向指挥部的敌人,他毫不畏惧,镇定而沉着。这个形象母亲是永远也忘不掉了。

前面说过,父亲的身材算是比较高的,比一般的南方人都要高,他身材挺拔而匀称,不论是在广州,还是在香港,都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他长方形的脸膛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嘴唇的弧线给人一种坚毅之感。母亲还注意到,这个人特别爱整洁,衣服虽破旧,但从来都穿得干干净净,大热的天,风纪扣仍然扣得紧紧的,显得有条理,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含蓄、深沉、儒雅。

好像他不苟言笑,看上去挺严肃,挺严厉的样子,但又没见过他发脾气……

那两天,母亲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严肃一点,严厉一点,又能怎么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

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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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搬出住处,提着一只盛放她所有物品的小箱子,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这时父亲29岁,母亲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这是急风暴雨年代里弥足珍贵的柔情与蜜意,我的父亲母亲太看重这份感情了,所以他们总是为对方着想,谁也不去惹对方生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忠贞不渝,一直这样携手前行。

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很快就迎来了客人。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登门贺喜。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他。母亲后来回忆道:“一见到他,印象就非常深刻。他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他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父母亲有了一个小家,温馨、充实。但生活相当拮据。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这么点钱,又是在香港,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是非常地困难。母亲记得,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他们住的地方,有几十级台阶,母亲在窗口就能看到父亲归来的身影。他一进屋,总是满头大汗,爱干净的他脱下上衣,母亲帮他洗净,或者是他自己动手洗净晾上,他只能穿一件背心在家里呆着。母亲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件,为便于掩护,乘船要坐好一点的舱位,穿着也要符合身份,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当时时兴的旗袍。

有一次,母亲提出让父亲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父亲以为母亲想买衣服了,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母亲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父亲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又拧不过,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母亲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母亲匆匆离开店铺。等母亲明白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父亲说:“就那点钱,留着给你用吧。”这话让母亲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192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经香港时,父亲知道了,抽空把他拽到家里。自从在法国认识后,他一直称呼我的父亲“老兄”,这个称呼一辈子都没变。那天,母亲倾其所有,做了一餐丰盛的饭菜招待小平,刚刚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贺昌和妻子作陪。他们聊得开心,吃得也很开心。邓小平当然不会知道,为了招待他这一餐饭,他的老兄和嫂子需要过几天苦日子,因为一下子用去了半月的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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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兴头上,突然传来了警笛声。几个人面面相觑。搞地下工作的人,感觉最刺耳的,就是这种声音,它仿佛是魔鬼的呼唤,令人心惊。



8 在“地狱”中奔走

警笛声远去了,几个人定定神。父亲和贺昌向邓小平继续介绍广西方面的情况。那个时期,广西党的各项工作,受广东省委领导,父亲他们向广西派遣了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一些。

说实在话,在白区工作,随时都会面临被捕的危险。被敌人捉住,要么是坚贞不屈,其结果是,十有八九被敌人杀掉;要么是当叛徒,背叛良心,回过头来与自己曾经的同志为敌,下场也不会好。这两种结果,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白区的岁月是恐怖的,它使人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在白区,职务越高目标越大,就越危险,因为敌人千方百计想捕获“大头目”,想“钓大鱼”,叛徒、特务盯的就是那些高层领导人。不像在双方敌对的战场,高级领导往往受到严密的保护,安全反而有保障。父亲有一次曾对我念叨,当年在白区牺牲的那些同志,如果他们在苏区工作,大部分都能活下来。

父亲在香港就曾经数次历险。

一次是结婚前,父亲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父亲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父亲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父亲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父亲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住址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写了一张小纸条。恰巧那会儿父亲不在,躲过一劫。而与父亲同住一室的军委委员杨剑英却被抓了起来。幸好杨剑英会说广东话,字条上写的又不是他的名字,几天后把他放了。这个突发的事件教育了父亲,以后他轻易不留字迹给人。他变得更加谨慎。

可惜的是,过了两年,父亲的这位好友杨剑英还是在香港被捕,被敌人枪杀。

又有一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父亲也要与会。他去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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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这个时候,父亲又意识到,如果他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如果他再一张口,必暴露无疑。他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就这样他脱险了!


遇到叛徒,是最要命的。在白区工作,怕的不是特务,而是叛徒。特务不认识你,你机警一些是有可能摆脱他的。如果遇到叛徒,那就麻烦了,因为他认识你,你再镇静也没用。

这一次,父亲果真遇到了叛徒。是在电车上。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父亲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父亲脑子一炸,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认出了父亲,居然还冲父亲点点头。父亲知道不妙,如果那家伙上前动手,就麻烦了。父亲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跑远了。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后来看反映白区生活的电影,经常能看到戴礼帽穿西服的地下党跳电车的镜头,我就联想到,我的父亲也跳过电车啊!到了晚年,父亲的双腿不能行走,只能坐轮椅,我有时望着他萎缩的双腿发呆,父亲意识到什么,就咕哝道:“人老先老腿啊。”

恐怖的岁月,让人变得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丝。父亲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葬送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敌人是凶恶的,而“左”倾盲动主义者很多做法往往“投其所好”,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父亲善于思考,性格沉稳,脑袋很少发热,比较实事求是,这就决定他与“左”倾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发生冲突也是在所难免。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实权仍握在李立三手中。这年五一节,李立三下死命令:香港党组织要在五一这天搞大规模游行示威,显示我党在香港力量强大。当时邓发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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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省委决定我的父亲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


父亲到了约定的集结地点一看,有点傻眼。来的人全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有的还是各区委的负责人,根本没有什么群众。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很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安定下来,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不高。父亲看这阵势,越想越不对劲。他来到邓发身边,使个眼色,悄声说:“我请你喝茶。”

邓发疑惑地跟着我父亲来到附近的一个茶楼。父亲要了个单间,关上门,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

邓发问:“为什么?”

父亲说:“你没看到吗?全是党员和干部,一闹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他们会把我们一网打尽!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赶紧把人打发回去!”

邓发也意识到此话有理,但他为难地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待?”

父亲说:“你是总指挥,你去报告,说明情况嘛。”

邓发想了想:“我下命令取消。你去给中央报告行不行?主意是你出的嘛。”

父亲心想,只要相信自己是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就答应了。

不久,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汇报。李立三虽然恼火,但他不直接跟我父亲谈,他让向忠发出面谈。父亲以前多次顶撞过李立三,可能是李立三不愿意再碰钉子。

向忠发本来是个驳船上干粗活的工人,没什么文化,他能当上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的结果,可以说是个闹剧。向忠发把我父亲叫到他的房间,瞪着眼睛一拍桌子 ,说:“聂荣臻,你胆敢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我看是临阵脱逃!”

这是一顶很大的帽子。父亲有理有据地说,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父亲又说:“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下来的,你们这样做,不顾党的损失,只为了交卷,是蛮干,我坚决反对!”

向忠发说不出什么道理,烦躁地挥挥手,把父亲打发走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日后每每想到自己的这个主意保护了香港党组织,父亲就颇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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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约半年后,于1930年6月底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不久,母亲也由天津来到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都是被叛徒出卖,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以及处决叛徒特务。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在特科,顾顺章的权力非常大。此人过去是个耍魔术的,在上海开了家魔术店,本是个流氓无产者,靠坑蒙拐骗过日子。后来混到党内,因为胆子大,敢干,心狠手辣,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认为有魄力,就青云直上,进入党的政治局,负责特科具体工作。他有了权力,更加胡作非为,他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日益腐化堕落,而且在同志面前趾高气扬。

中央调父亲来特科工作的意图,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李立三亲自找父亲谈话,让他化名李松涛,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做掩护。父亲找顾顺章报到,他可能意识到父亲是对着他来的,当下就不高兴,以后就想各种办法刁难父亲。父亲后来回忆道:“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你小鞋穿,你有什么办法。他晓得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学习回来,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初来上海,人生地疏,经验不足,就专门派给你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你能说不去执行吗?不过,并没有难倒我,交待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偏偏革命低潮时期叛徒特别多,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叛变了。

捕捉和审讯叛徒,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就会如获至宝,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有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难保。那时候,特科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叛徒,杀叛徒,虎口拔牙。当然也随时有可能被叛徒带来的特务和军警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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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让我父亲负责搞行动,就是想看看父亲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下手杀叛徒。那是一段血腥的历史,说起来是很残酷,但是,那个特定的条件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不下手敌人就会对你下手,不干也得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父亲又说:“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到很晚才能回来,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母亲回忆那段生活的时候,说:你的爸爸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在5点以前,我要给他做好早饭,一直到晚上12点钟才回来,有时甚至到凌晨3点钟才回来。他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啊,总是听着动静,你爸爸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了,因为你爸爸的皮鞋声跟别人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边等着、听着,等着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信号,轻轻地敲几下,对上了,就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真是提心吊胆啊!

父亲嘱咐母亲,随时做好他被捕、牺牲的心理准备。父亲说:“如果我天亮还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这种话父亲每天出门的时候,几乎都要说一遍。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母亲得了神经官能症,常常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头疼心慌,焦躁地睡不着觉。这个病症伴随了她一辈子。

可以设想,他们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一般。一到困难的时候,父亲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和周恩来等人面对巴黎公社社员墙所发出的誓言。因此,他是无畏的,他的意志和信念是坚定的。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火里炼出的金子才是最纯最真的金子,我想,那些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凡是坚持下来的,对党和革命而言,都有一颗纯真的金子般的心。

顾顺章不时地涌出胆大妄为的念头,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去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声势”。父亲发现后,及时报告周恩来等人,制止了他。

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思想仍然在党内兴风作浪。他不考虑在白区积蓄力量、隐藏待机,幼稚地认为1930年下半年,革命就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对全党发出决议,要在全国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革命高潮的中心”。他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进攻,要打长沙、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刘伯承,只带领一个叫刘云的同志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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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红军会师武汉。结果一到武汉,刘云被捕牺牲,刘伯承一个人回到了上海。李立三同时要父亲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


父亲他们去了镇江,找到地下党。父亲问:“起义有什么力量?”

回答说:“医院里有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

父亲哭笑不得。既然组织起义,就得熟悉地形。他到街上买了一张镇江地图,回到旅馆,远远看到他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父亲知道出事了,立即走开。后来得知,是镇江市委书记被捕,机关被破获,有人叛变了。

天已傍晚,老在街上危险,住店也危险,父亲就到了一家澡堂,用洗澡来消磨时间。那时,镇江的澡堂通宵开放,父亲出了这一家,又进那一家,一晚上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次日坐火车回到上海。李立三见父亲这么快就空着手回来,十分不快。父亲说明,镇江根本没有起义的可能。李立三不相信,顾顺章又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市委机关确已被破坏,书记被捕,这才了事。

父亲从镇江回来不久,就离开特科,到中央军委担任参谋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父亲给他当助手。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由他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父亲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多灾多难的白区地下工作,形势才有所好转。

193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党中央在上海又面临着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

4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自称是钱壮飞朋友的人,急如星火从南京赶来,急慌慌找到父亲、陈赓和李强,说出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顾顺章叛变了!

事后得知,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路过汉口,路遇一个魔术队,他手痒痒了,竟上台表演魔术,被台下的叛徒认出,当即遭到逮捕。

顾顺章立即就叛变了,被连夜秘密解到南京,蒋介石欣喜若狂。万幸的是,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他立即派人坐火车赶到上海,最先见到父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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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人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这个变故实在是太可怕了!情况万分危机,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父亲满头大汗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一见邓颖超就说:“小超,顾顺章叛变了,恩来同志呢?”

邓颖超吃惊得张大了嘴巴:“恩来,他不在家……”

父亲说:“你马上准备搬家,我去找他。”

据说,顾顺章叛变后,恶毒地向敌人献计,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他还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恽代英,恽代英随即被杀害。恽代英一年前就被捕了,但他化了名,敌人一直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在上海,父亲他们很快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一场闪烁着血光之灾的行动,父亲和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连夜分头出动,迅速销毁了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领导人转移,凡是顾顺章认识的人全都搬了家,切断了与顾顺章的全部联系,废止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父亲后来说:“那两天,他就没有合眼,别的同志也是这样。那是太紧张了。”

在敌人没有动手的时候,父亲他们还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一封他写给蒋介石但还没有发出的信,说明这家伙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来到上海,带领大批特务四处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应该感谢钱壮飞,如果不是他,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大批负责人,很有可能集体蒙难。对于我党来说,那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父亲的晚年,每每提到地下斗争时期的生活,他总是攥着拳头,愤恨地说:“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父亲他们搬家后,虽然平安无事,但活动大受限制,他们与顾顺章打过很久的交道,彼此太熟悉了,为防止被他指认,以后就经常待在家里,轻易不敢上街。

几年后,敌人见顾顺章没什么用处,还是把他杀掉了。可耻的叛徒,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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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向忠发又出事了。此前他一直隐藏在周恩来的寓所内,可他擅自外出找姘头过夜,遭叛徒告密被捕,随后便叛变了。

向忠发的叛变,又引起一场震动,形势越发紧张,上海地下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了。1931年12月中旬,中央决定父亲离开白区,到苏区去。

这个时候,我已经1岁多了。父亲此去,是把我和母亲一块带走,还是把我们娘俩留下呢?



9 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

母亲随父亲来上海后,仍然担任党的机要交通 员。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是照顾父亲,操持家务。

这时候母亲已经怀上了我。她挺着愈来愈大的肚子,忙来忙去。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她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来到我家,找父亲谈工作。母亲一早到菜场买了菜,点了两个煤油炉,又是炒菜,又是做饭。他们谈完工作,她已经做好了一桌还算丰富的饭菜。

吃过饭,三个男人出去了。母亲收拾完碗筷,突然感到阵阵腹痛,她盼着父亲快点回来。到半夜父亲才回来,母亲已经痛得快坚持不住了。母亲满脸是汗,头发都汗湿了,说:“今天夜里可能要生了。”

就要做父亲了,我的父亲这才把脑子从工作转到面前的母亲身上。深更半夜的,他们住的又偏僻,怎么办?父亲硬着头皮下楼。还好,居然找到了两辆人力车。父亲搀着母亲下楼,坐到车上,来到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住进了产房。

安顿好母亲,父亲便怀着歉意走了,夜里还有工作等着他做,特科的工作,往往是在夜里进行。

1930年9月,母亲生下了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产。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歉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挺好吗?”

父亲把目光投在我的小脸上。初为人父,面对陌生的孩子,他居然有一点羞涩。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他,他亲了亲我红红的小脸蛋。然后,他对母亲说:“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

可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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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细心人,事情往往考虑得很周到,唯独对小时候的我,关心太少。


没说几句话,父亲又走了。

关于我小时候的生活,都是我长大后母亲、父亲,以及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刘伯承伯伯等人告诉我的。我把那些线索串起来,试图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一个礼拜后,父亲把我们娘俩接回家,他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照顾母亲和我,便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

父亲给我取名李丽,小名丽丽。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母亲身体瘦弱,没有一滴奶,而我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忍不住就过来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要去看一看哪!”

母亲道出实情。房东太太出主意:“你给小囡找个奶妈呀。”

母亲摇摇头。按照中央的规定,来领导人家里工作的佣人,也必须是地下党员,这是秘密工作的基本要求。到哪里找一个正值哺乳期的女共产党员?母亲连想都不敢想。她想尽办法给我喂牛奶。父亲若是晚上回来的早,就抱着我,在楼前走来走去,一直拍到我睡着。我养成吃牛奶的习惯后,父母亲的这个苦恼才算是去除了。

搞秘密工作,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严格防范。父亲对母亲传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从来不问,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情况也是知之甚少,不该见的人不能见,不该知道的不问。

有一天,父亲临时要见一位同志。可我睡着了,外面天气又不好,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到哪里躲?父亲想了想,就说:“你就躺到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悄声说,你也听不到。”

只能这样了。那个同志进家之前,母亲钻进被窝,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半个钟头后,那人走了,母亲才掀开被子,她喘着粗气说:“真把我憋坏了。”

我一点一点长大,也许是我长得还算可爱,也许是长辈们都喜欢孩子的缘故,父亲的同志每逢见到我,都要抱一抱,亲一亲。尤其是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他们没有孩子,却又非常喜欢孩子,见了我就亲得不得了,口口声声让我叫他们“干爸爸”、“干妈妈”。

说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小时候,除了周伯伯和邓妈妈,抱过我的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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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刘伯承、叶剑英伯伯,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诸位叔叔,以及李富春叔叔、蔡畅妈妈。母亲后来告诉我,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曾经和我们家是邻居,他们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买吃的,我1岁生日的时候,蔡妈妈还特地找裁缝为我定做了一套花布裙子。


我长大之后,常常想,他们逗我玩,抱抱我,笑一笑,是不是也想松弛一下整天紧绷着的神经?白区的生活,令人压抑和窒息,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磨损。对于地下党员来说,白区就是地狱,他们就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

1931年的除夕之夜,邓妈妈、刘伯承伯伯来我家串门,进来后自然又是抱一抱,逗一逗。把我放到摇篮里后,邓妈妈意犹未尽,便又去推摇篮,她没有注意到,摇篮旁边放着马桶,不小心就把马桶碰翻了,尿液顺着楼板缝隙往下流淌,这下可就热闹了。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气急败坏跑上来:“李太太!李太太!你们楼上干什么呀?屎尿都弄到我们神仙桌子上面了!”

大家伙吓得直吐舌头。我的母亲赶紧跑下楼,看到房东一家正在祭祖拜神仙,求祖宗保佑一年的平安。把人家的好事给冲了,而且是这样一种冲法,房东一家就是不发火,母亲也深感对不住人家。她连忙赔礼道歉,自然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小孩子不小心踢翻了马桶,大过年的,实在是罪过。母亲好话说了一大堆,抢着把香案和地板上的尿液擦干净,在香炉里插上三炷香,又磕了三个头,房东一家的气才算消了。

母亲回到楼上,众人舒了一口气。邓妈妈说:“我闯了大祸了!”

直到1973年,刘伯承伯伯住院,母亲带我去看望他,他还记着这事,他说:“你小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闯了一个大祸,害得你妈妈给人家磕头哇。告诉你了没有?”

我蹒跚学步。我牙牙学语。我会跑了。我会说话了。我和爸爸也越来越亲了。据母亲后来讲,每当爸爸要外出,他一穿外衣,我就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牵着母亲的手,要到衣架上帮爸爸拿帽子,一直送到楼梯口才作罢。每当爸爸回来,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我就跑出来,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起爸爸的手,拉他进家门。

可是,爸爸却要离开我们了。

爸爸走之前,周恩来伯伯、邓妈妈和刘伯承、叶剑英伯伯相继离沪。周伯伯邓妈妈走前,我的父母亲抽空请他们吃了顿饭。母亲知道周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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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虾仁、鸡腿、冬笋三鲜馅的饺子。他们如约来了,母亲煮了一大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几个人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周伯伯抹抹嘴巴,连连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又过了一个年。”


直到半个世纪后,邓妈妈见了我母亲还在念叨这事:“你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那天吃罢饭,父母亲送二位出门,“干爸爸”和“干妈妈”最后抱了抱我。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抱我,亲我。我再次见到他们,已是解放以后。

十天后,父亲也要走了。

考虑到我还小,父亲去苏区,要穿过重重封锁线,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上海。

母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临走前,爸爸在家收拾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到我身上。妈妈知道他牵挂孩子,就说:“荣臻,你放心走吧,我会带好丽丽的。”

爸爸说:“瑞华,你们多保重啊!”

妈妈扭过了脸,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感情的闸门,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神色平静地帮爸爸整理他惟一的那只箱子。妈妈是坚强的,是勇敢的,这是她留给爸爸的最初印象,爸爸对她的这个印象一辈子没变。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你的妈妈很坚强。”

分别的时间到了,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冷风萧瑟的清晨,妈妈抱着我,送爸爸出门。据说我的手里拿着爸爸的礼帽。到了巷子口,爸爸蹲下来,我帮他戴上帽子,爸爸一把抱住我,亲亲我的额头,站起来,整整帽子,理理长袍,提起箱子,坐进黄包车里,他冲我们招招手,远去了。

再见了,爸爸!

兵荒马乱,世事难料,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相见?

爸爸后来对妈妈说,当初他是抱着“不一定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

从1928年开始,父亲在白区生活了4年,这是漫长而艰险异常的4年。很多他熟悉的同志牺牲了,还有些他熟悉的人叛变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便是金子。父亲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那些死难的同志,我就想着多干点事,替死去的战友多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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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甚至改变了父亲的性格。父亲一生惜言如金,平时不爱讲话,能不说就不说;父亲一生谨慎,处处小心,组织观念极强,保密观念极强。我常常想,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白区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而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说,你的爸爸以前不是这样的,在老家的时候,在法国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可是后来,他怎么就变了呢?

父亲走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父亲走了后,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两寸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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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母亲和杨庆桂得到内线传递出的消息后,临危不乱,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她们刚忙完,敌人的便衣也到了,进屋搜查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找了个“托”,来指认我母亲,那人穿着工人的服装,走到我母亲身边,小声说:“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

母亲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共产党,你看错人了。”

无论怎样,母亲和杨庆桂阿姨都坚决否认,敌人无奈,又不甘心,便把我们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反复提审。敌人想从她们的嘴里挖出中共中央机关的情报。母亲和杨阿姨死不承认。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根本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敌人见母亲就是不屈服,扬言要把我送到孤儿院去。母亲一听急了,猛地抱住我,死不放手,说:“要死死一块!不许把我的孩子弄走!”正是由于母亲以死抗争,我才没有被送走,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当然也见不到父亲了。

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的时候,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正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他突然动情地对我说:“丽丽,你在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啊!”

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幸运的是,我们进的是英租界的监狱,如果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十有八九活不下来了。英帝国主义分子提审时,国民党的特务穿着警服陪审,但他们不能问话,只能听。一个月后,我们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的结论回到家里。杨阿姨问我母亲:“瑞华大姐,现在我们怎么办?”

母亲说:“先等等,我们不动声色,这可能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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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机会设法逃走。”


国民党的特务果然在日夜监视我们,母亲和杨阿姨耐心地等待时机。大约过了一个月,一天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外面街道上的路灯也熄灭了。母亲一看机会来了,她从后门溜出去,直奔离此不远的一个汽车行。这个汽车行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年顾顺章叛变,所有的联络点都取消了,顾顺章唯独不知道这一个,周恩来伯伯决定把它保留下来,没想到,它又成了我们的救星。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地下党员刘仲华,刘仲华连夜想办法,帮助我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逃出了虎口。

后来,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那时节,我已经4岁多了,开始懂事了。我有个存钱的小罐,只要有零钱,我就往里塞,不让母亲动,我说:“存钱给爸爸,将来买枪打反动派。”

1935年春天,上海党组织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党决定尽快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央红军也随之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说:“张瑞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你离开上海。”

母亲问:“要去哪里?”

毛齐华说:“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

与中央红军会合,自然就能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母亲那一瞬间高兴极了。但是,她立即想到什么,就问:“我的女儿丽丽怎么办?”

毛齐华说:“你孩子太小,这一路上不知会遇 到什么事情……还是留下来吧……”

母亲的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孩子留下,我怎么放心?……”

毛齐华说:“组织上就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安全。你女儿留下来跟我老母亲、妻儿一块生活,你就放心走吧。”

母亲无话可说了,骨肉分离,让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又是秋天,中秋节前后,本是团圆的季节,我和妈妈却要分别了。当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太小,不记事,现在,我已经记事了。爸爸走时,妈妈没掉泪;现在,她却泪如雨下。她紧紧地搂着我,泣不成声。

再见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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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身影消失了,我凄厉的哭声渐渐弱下来。太阳落山了,归家的燕子在我头顶徘徊。我死劲咬住嘴唇,久久望着暮色苍茫的远方……

爸爸妈妈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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