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火与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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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月明星稀，冷风扑面，一匹快马在福建长汀至江西瑞金之间的山道上急驰，马上的人不时地挥动马鞭子，催马快跑。马蹄声在山谷中传得很远。

骑马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聂荣臻。

这一天是1932年1月1日。山野间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对于父亲来说，从这天起， 他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化装离开上海后，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七折八拐来到长汀 ，一路上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幸好还算顺利。整个旅途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 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撤退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算起来南昌起义已是4年多前的事情，想起当年的经历，父亲一路上感慨不已。

每往前走一步，就离中央苏区近一步，他的心情愈发好起来。他本 来是学军事的，到战场上与敌人较量，那才叫过瘾。后来他回忆说：“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

中午，父亲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到了长汀。当时的福建省委设在长汀，省委书记欧阳钦是父亲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 二人见面，父亲真是太高兴了。

当天，他就要求去瑞金。瑞金，是父亲心中的圣地，前三次反“ 围剿”，让中央苏区威名大震，父亲做梦都想到这里来大干一场。欧阳钦叔叔给他找了一匹马，他骑上马 ，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了瑞金。后来他回忆道：“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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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父亲下了马，有人把他领到红军总部。天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群 英荟萃，真是太热闹了，灯火明亮，一片欢声笑语。叶剑英责怪父亲：“老弟你太大胆了，这一路并不都 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毛泽东过来和父亲说话。当年在黄埔军校工作时，父亲就曾数次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他讲课，这个操一口湖南口音的大个子说起话来抑扬顿挫 ，不紧不慢，幽默诙谐，喜欢用力打手势。常常是听他讲一次话，就忘不掉他了。

父亲谈到上海特务、叛徒横行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这里安全。”

父亲又说：“对呀！在白区搞地下工作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指一指墙边的枪杆子：“还是拿这个，痛快啊！”

中央原定分配父亲到湘鄂赣根据地去，几天后又决定，就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说起这事来，父亲又算是幸运的，留在中央苏区，就能够随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学习、请教。中央的这个决定令他很开心。

那些天父亲格外的兴奋，他觉得根据地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人是可爱的，歌声是优美的，饭菜是香的。对他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真的是换了角色，换了人间。他就琢磨着，怎样尽快地适应新任务。

1月底，父亲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主任王稼祥工作。

父亲到中央苏区面临的第一次大仗就是打赣州。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敌人重兵布防，素 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开会研究是否打赣州，父亲参加了这个会议。他 记得很清楚，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装备差，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反对打这一仗 。朱德也不赞成打。但是，最后表决时，因为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 ，结果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父亲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会上没有发言。

战斗打响后，父亲随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司令部行动，帮助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这场战斗果然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久攻不克，整天都是战况激烈，我方伤亡很大，其状惨烈。最终红军无法攻克赣州 城，33天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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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撤出，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是个失败的战役。

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过去在白区，他痛恨“左”倾冒险主义者，因为他们常常瞎指挥，搞盲动，白白牺牲自己的好同志，现在呢？如果高层指挥员决策失误，损失的可能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更多士兵的性命！他 开始琢磨毛泽东说过的话。当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途中，几乎没打过一场好仗，父亲后来曾为此感叹： “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打仗。”赣州攻坚战，又给父亲上了很好的一课。他觉得，打仗是一门大学问，光熟 读兵书没有用，主要的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一种大局观。他认为，毛泽东就有那样的大局观，站得 高，看得远，而且又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他对毛泽东的信服和崇拜，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3月初的一天，有个地下交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交给父亲一个信封。父亲说：“什么东西呀？”

对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父亲拆开信封，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露了出来。父亲惊喜不已。那便是我在公园里照的那张照片，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父亲看到，一片宽阔的草地上， 我穿一件浅色连衣短裙，目光凝视着前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期盼什么……这张照片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母亲和我的强烈思念，他连连向那位秘密交通员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父亲始终把我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儿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15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3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重组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总指挥，父亲为政治委员。这个决定让父亲感到突然，因为事前没有任何人找 他谈话。当然他心中也很高兴，谁都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能 够到这样一支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既是中央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在一个春风送爽的清晨，父亲与林彪见面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到了一起。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县人，离开家乡报考黄 埔时，他改了名字。“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当年在黄埔军校，林彪是第四期学生，父亲是政治教官，那 时候父亲就与他认识，林彪也曾经听过父亲讲的政治课。要说起来，在黄埔时的林彪并不显山露水，不怎 么爱参加活动，也不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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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从黄埔毕业，父亲经手，把他分到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 。按说，父亲是老师辈，林彪是学生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这个不多言不多语的学生，几年之后 ，已成为红军中的名将之一。他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很快就展露出军事上的才华，从连长、营长、 团长、师长、军长，一路当到军团长，这时他还不满25岁。父亲到中央苏区后，就听说了林彪的战功，他为黄埔军校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感到高兴。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红一军团的建制，朱德曾兼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毛泽东兼任红一军团的政委，几个月前给撤销了。红一军团重新成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这支部队深有感情的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那天，父亲穿着一件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显得很精神。父亲站起来先作自我介绍，他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原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现在调来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一军团是 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 为共产主义奋斗！”

从这时起，父亲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英雄部队，南征北战，长达4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主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合作期间，林彪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他对父亲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是父亲坚持原则的意见和建 议，他也能够接受。两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总之，他们之间的配合，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

父亲到一军团上任不久，就面临下一场战役怎么打的问题。王明“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苏区中央局，不吸取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仍然想沿赣江而下，攻打赣江两岸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应 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但中央局命令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走到半路，毛泽东找到林彪和父亲， 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父亲和林彪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两人随即给军委发电报，建议军委将他们的行 动方向改向闽西。幸好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大喜，觉得打胜仗的机会来了。那个时候，红军指战 员都明白，不能老蹲在根据地吃老本，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钱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所以毛泽东来一军团动员时，部队热情很高。

一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经闽西直下闽南，先在龙岩解决了张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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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师的一个团，然后在五军团配合下，发起漳州战役，痛快淋漓地 全歼第49师大部，占领漳州。红军缴获了两架飞机，父亲和林彪觉得新鲜，二人赶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一张合影，这可能是父亲和林彪第一次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毛泽东在漳州给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 ，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这是父亲来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大胜仗，他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策略，也使他对毛泽东更加钦佩。

父亲注意到，林彪兜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 的人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父亲觉得他比较年轻，比较单纯，没多少世故，年轻人看重荣誉，自我欣赏一下，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稍重一 点也是正常的，也就没往心里去。

一军团在漳州活动了近两个月，父亲作为政治委员，非常看重部队的入城纪律，漳州是红军打下来的大城市，在当时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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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侨乡，侨眷很多，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不好影响。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入城后的纪律，比如筹款时，对一般工商业，要通过商会执行， 不能使用打土豪的办法。父亲严格督促执行。漳州市区内，没发生大的违犯纪律的现象。

但是在漳浦筹款时，有些部队做了过头事。有的土豪和商人不肯交款，就把他们拉到大街上，当众拷打。父亲听 说后，赶去处理，一问，说是军团长同意这样做的。

父亲坚决反对，他找到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罚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 会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 ，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

林彪反唇相讥：“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父亲说：“我们既要钱，也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这在父亲的记忆中，是他来一军团后第一次和林彪发生矛盾。父亲后来说：“林彪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这一次，林彪让步了。以后类似的事，极少发生。

一个多月中，红军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上交中央了。

但是接下来， 却又打了一个窝囊仗，那便是有名的南雄水口战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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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它成为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朱德、毛泽东 、王稼祥指挥红一、五军团，于6月底至7月上旬在水口地区与粤军激战，双方又形成了对红军不利的消耗 战，打了半个月，虽然击溃了陈济棠的20个团，但红军伤亡惨重。父亲后来回忆：“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 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 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毛泽 东认为，水口战役“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实在说， 那个时候的红军将领还是稚嫩的，还没有真正学会打仗。父亲认为，那一仗的教训在于，一是敌情摸得不 准，二是没能及时集中兵力。他默默地把这些教训记在了心里。

红军渐渐成熟起来，父亲也在战火硝烟中成熟起来。他把一军团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各级政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不论是思想教 育，还是战场鼓动，改造俘虏，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等等工作，在红军各个军团中，都是比较成功的。他注意爱护干部，关心部下，当年红军中搞肃反，抓AB团，扩大化现象比比皆是，曾经让很多人心惊胆寒， 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父亲到一军团后，没有杀过一个干部。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他大力提倡各部队开展文体活动，亲自动手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更有趣的是，他还上台演出 过话剧。我无法想象父亲上台演出的情景，他那么严肃的一个人，还会演戏？但是，有好几个当年父亲的老部下告诉我：“在中央苏区，你的父亲参加演出过话剧《庐山之恋》《杀上庐山》，还演得挺像那么回 事呢！”

有人说，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红一军团能够成为红军劲旅 ，有人甚至概括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这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绝对是分不开的。

父亲积极参与军事指挥，这从他和林彪共同签发的大量电报就能看出来。从1932年初到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 ”前，林彪和父亲指挥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南征北战，四处出击，大小仗数十次，基本上没打什么败仗， 战果是红军各个军团中最突出的。

1932年8月中下旬的一周之内，在乐安、宜黄战役中，一军团与三军团配合，全歼敌27师3个旅，仅俘虏就抓了5000人，还打下一架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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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上旬，一军团在浒湾之战中，与强敌遭遇。激战中11师师长陈光、10师师长李锡凡先后负伤，部队一度难以招架，紧急关头 ，林彪和父亲赶赴第一线直接指挥战斗，流弹就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站在他们俩中间的一位作战参谋中 弹牺牲，他们毫不畏惧。就这样，终于稳住阵脚，并最终扭转战局，此役击毙敌人2000多，缴获大量辎重 。

1933年1月，蒋介石坐镇南昌，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2月底，在著名的黄陂之战中，林彪和父亲共同指挥一、三军团组成的左翼队，和组成右翼 队的五军团一起，取得黄陂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敌约两个师，俘敌上万人。战斗中，父亲来到杨成武任 政委的32团。后来杨成武回忆说：“团长不在，我感到指挥力量单薄。这时，聂政委来到我身旁，亲自指 导我指挥作战。当敌人进入到伏击地域时，我几次准备出击，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不忙，不忙。直到敌人 全部钻进‘口袋阵’，他才要我们发起冲锋，他也跟着冲下山去。”

仅过了21天，红军又打了一 个大仗——草台岗战斗。此役红军包围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主力第11师，这支部队号称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倾全力突围，敌机赶来助战，鏖战中，一颗炸弹落在父亲和林彪身边，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 令的林彪抛到山坡下，父亲也被掀倒在地，他们爬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最终该师 大部被歼。有趣的是，俘虏身上都带着一条绳子，父亲问俘虏们：“你们的绳子是干什么用的？”

俘虏们回答说：“是出发前上司发的，用来捆绑红军回去领赏，没想到自己成了红军的俘虏。”

黄陂、草台岗战斗，共歼敌3个师，近2万余人，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就 此宣告敌人的这次“围剿”失败。蒋介石给陈诚的手谕称：“此乃本年来未有之惨事。”

8月底， 林彪和父亲又指挥一军团进行了乌江圩战斗，歼敌第80师大部。这是五次反“围剿”前红军取得的最后一 个胜利。

自此以后，局势急转直下。本来，四次反“围剿”后，红军空前壮大，中央红军的主力 部队已达8万人，一大批将领已经成熟起来。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完全统治了中央，在第五次反“ 围剿”开始后，他们命令红军与敌人拼消耗，“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 保卫广昌”等等一系列决策错误，迅速导致红军和苏区萎缩，这使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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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李立三掌权时的情景。他觉得 ，本来已经学会打仗了，可是却打不了胜仗。望着越来越不利的局面，父亲内心很苦闷，他更加思念毛泽 东。

11 长征打先锋

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但是在 当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用父亲的话说，是被逼出来的。

出发前，一军团的总人数 为1.98万，是各军团中人数最多的。军委一开始就把一军团置于先锋的位置上，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军团 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当开路先锋。

领受任务后，在父亲提议下，林彪和他一起去看望了住在瑞金郊外的毛泽东。这段痛苦的时光让父亲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可是自从宁都会议挨批后 ，毛泽东已经赋闲了两年。据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不但 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

一军团长期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一军团的两 个主要领导来家里拜访，让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很是高兴。当父亲得知毛主席也能随军转移时，心里一块石 头落了地，他当时就想：“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 一军团占领粤汉铁路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

令 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接到军委电报后，林彪却不派部队占领九峰山，他的理由是，敌人离这里尚远。为此 ，父亲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父亲的理由是，今天敌人没来，不等于明天不来，我们不能只管自己过去 ，如果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中央纵队截断了怎么办？父亲坚持说：“必须按军委的命令行事。”

他们为此大吵一场。后来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在通往九峰山的乐昌大道上已经发现敌人，林彪半 信半疑。军团部到达一个叫麻坑圩的小镇，林彪机智地用敌人的电话，冒充国民党军官，同乐昌附近的敌 民团团长通电话，得知粤军确已派1个团开往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着急，赶紧派2师4团，连夜抢占九峰山 。

父亲后来回忆说：“幸亏我们没有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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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惨 的一幕。然而，这个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蒋介石调动20多个师麇集湘江两岸，妄图聚歼红军主力于湘桂 边境。但由于敌人指挥不统一，彼此勾心斗角，是有许多空子可钻的。1934年11月27日，林彪和父亲指挥 一军团率先渡过湘江，次日，彭老总指挥三军团也顺利过江，红军的这两个主力军团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 之间30公里地带的湘江，这一区域，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这个时候，敌人主力尚未合拢，中央纵队距最 近的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急行军一昼夜可至。但是，“左”倾主义者愚不可及，他们仍然按常规行军， 舍不得丢掉从瑞金带出来的坛坛罐罐，80多公里的路居然走了四整天！就是这要命的四天，差一点葬送中 国革命。

红一、红三军团的3万多将士为了保住渡口，一连三个多昼夜，与10万敌人展开了一场惊 天动地的大厮杀。一军团守右翼，三军团守左翼，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每天都有数千人牺牲， 鲜血流进湘江，滔滔向北流去，惨状难以形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和林彪商量后，把军团政工人员全部派到一线连队，向全军团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几年前，有 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拍得不错，很多人看过。有个军事专家对我说：“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一军团 出了一个林彪，所以一军团的故事，画面上反映的少。其实呢，一军团跟三军团都是主力军团。过湘江， 光反映了三军团在打，彭德怀在那里指挥。其实当时，一军团对付全州方向的敌人，是中央军和湘军，是 最主要的对手；三军团对付广西的敌人，白崇禧指挥的桂军以保存实力为上，相对好打一些。一军团在湘 江之战中，打得最厉害。”

父亲到了晚年，我也数次听他谈起湘江惨烈的四天四夜。他讲到2师5 团的政委易荡平，在尖峰岭上，年轻的易荡平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夺过警卫员的枪，对着自己的头颅扣动了扳机。

那一仗，如果不是担任掩护的一、三军团殊死相搏，如果不是红军将士危难之际 焕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勇，如果不是彭老总、林彪，还有父亲他们这些军团领导临危不乱，冷静指挥 ，谁也说不清楚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万幸的是，中央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总算让父亲他们松了一口气。林彪和父亲组织部队交替掩护撤退，敌人的一支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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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部队竟然打到了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这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事。警卫员邱文熙向父亲报告：“首长，敌人爬上来了。”

父亲说：“你看错了吧？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

邱文熙说：“没错，是敌人。”

父亲到前面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正往山坡上爬。父亲并没慌乱，他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 ，马上去山后面通知2师师长刘亚楼撤退，然后回到指挥部，和林彪、左权以及指挥部的参谋、警卫人员拿起枪，快速地消失在树林中。敌人的飞机贴着树梢撒传单，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机器轰鸣，林木翻涌 ，我们的战士没见过这么近的飞机，吓得不敢走了，父亲大声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不会下来抓人，要注意地面的敌人！”

撤到安全的地方之后，父亲却又得知，彭绍辉、肖华的少共国际师还在江那 边。父亲又急了：“一帮小孩子，不管他们，那是死定了。”他和林彪紧急商量一下，派出一支部队重渡 湘江，总算把他们接过了湘江。

湘江的水，见证了红军 将士的血。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 。

半个世纪之后，著名作家魏巍来我家做客，向父亲谈起，他去长征路上访问，在当年红军过湘 江的地方，至今仍有烈士遗骨暴露荒野，父亲听后沉默了好久。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在湘江之战最惨 烈的战场——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纪念碑，把烈士遗骨妥为安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原总政治部主 任余秋里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久，广西方面决定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

过了湘江，红军前途仍然莫测。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似乎吓破了胆子，在行军路 上，他拿着一支手枪对着自己脑袋瞎比划，手足无措，父亲遇见他，严厉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 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位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左”倾冒险主 义者，一直是极为乐观的，可是刚才中央纵队过江时，有人向他建议，最好按建制过江，避免混乱，他竟 然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

过湘江后，父亲因脚部的扎伤没有痊愈，只能坐担架行军。有时他和同样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一块行军。父亲在红军原总政治部当副主任时，王稼祥是他的上级，两人比较熟悉。有一天，父亲实在忍不住了，说：“事 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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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王稼祥，说话是有分量的。父亲欣喜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不久就有了划时代的遵义会议。

先是一军团1师1团率先突 破乌江天险，然后一军团2师6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智取遵义城，大获成功。

似 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红军的厄运快要结束了。但遵义会议上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三番两次找父亲谈话，动员父亲在会上支持博古。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听 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与会代表们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领袖。父亲为自己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并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二渡赤水以后，红一、三军团联合作战，再占遵义。敌人两个师来援，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在遵义城外，打退了敌人。林彪一看追歼敌人的时机来了，从一个参谋的包里拿出 一个本子，把这张纸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大大的“追”字 ，分头传达给部队。父亲随部队追到一个叫懒板凳的村子，这时天色已晚，部队打了一天仗，两顿饭没吃 ，全都很疲惫。父亲对各师、团指挥员说：“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惫，难道敌人不疲 惫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部队立即又出发了，一直追到鸭溪以南 乌江大渡口。途中，不少部队超越了敌人，在一个村子里，敌人停下来做饭，红4团的一个战士进了伙房 ，看到一盆热气腾腾的炖鸡，抄起来就吃，敌人的伙夫烟雾中没看清是红军进来了，斥责说：“这是给师 长做的，谁他妈在偷吃？”

红2团动作也不慢，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敌人宿了营，爬到 炕上吞云吐雾抽大烟，团政委邓华带人冲进去缴了他们的枪，他们竟然以为是自己人，咕哝道：“你们开 什么玩笑？”

这一仗，一、三军团联手，消灭了中央军1个多师，黔军一部，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 个胜利，战士们乐开了怀。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来回穿插，这是毛泽东指挥 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得意之笔。可林彪却对父亲说，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 ，走捷径，否则会把部队拖垮的。他说：“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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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领导指挥怎么行！”父亲听出来了，矛头自然是对着毛泽东的。

父亲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根本就没听进去。过了金沙江，在四川会理休整期间，他当着父亲、左权、罗瑞卿等人的面，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 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了他。父亲听不下去， 严肃地指出：“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

父亲又警告说：“如果你 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仍是不听。他写了 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大意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请彭德怀出来指挥，迅速 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他试探着，让父亲在信上签名。父亲断然拒绝了，说：“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 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

最后，林彪单独签名送上去了 。

几天后，在会理城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毛泽 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关于这段历史，父亲是除林彪本人之外的最直接的当事 人，他是最有发言权的。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父亲首次披露了这段历史。

作为父亲来说，这 次和林彪针锋相对地斗争，却是必要的。父亲必须这么做。

红军继续前进，前面就是大凉山彝族 区和天险大渡河。父亲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兼任红军先遣队的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率领一军团第 1师杨得志的第1团，以及配属部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主力北上开路。

1935年5月20日早晨， 刘伯承和父亲率先遣队来到冕宁县的泸沽镇，从这里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冕山、越西到达富林 ，这是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彝族区到达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山路，而且汉人想通过彝族区很难很难 ，70多年前石达开就是走这条路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的。大路是川军防范的重点，而且如果从富林渡河， 正遇敌军主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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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功。刘伯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走小路去安顺场。

父亲后来曾经说过：“长征中 ，我们走了很多险棋，每一步都胜利了。”这一次，他们又走了一步关键的险棋。

途中，工兵排几十个战士被千余彝民围住，器物被抢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刘伯承和父亲早有严令， 没有他们俩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总算没酿成大祸。

刘伯承是个老四川，早年在川西一带活动过 ，懂得当地方言。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二人就在彝海边上 ，杀鸡 饮血，结拜为兄弟。当时父亲在场，见证了这个后来被无数次称颂的历史瞬间。父亲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只知道意思是说，谁要是毁盟、背盟，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死掉。他们二人达成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红军 通过彝族区。

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先遣队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紧接着，小叶丹指派他的 弟弟等族人，12次往返，把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护送出彝族区。一路上父亲对刘伯承深为钦佩，后来他说： “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毛泽东、朱德赶上来后， 说起“歃血为盟”，毛主席好奇地问：“彝族人跪，是左脚先跪，还是右脚先跪？”

刘伯承和父 亲作了回答。毛主席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才赢得了孟获信任，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感动了小叶丹。”

刘伯承和父亲回答说：我们是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化他们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现在我们 对外开放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在当年“彝海结盟”的所在地冕宁县。我们这个基地用长征系列的火箭 ，在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上，把我国的和外国的一颗颗卫星射向太空。这个基地我多次去过，我还参加了“ 彝海结盟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每当到达冕宁，我的脑海里就涌现出刘伯承伯伯和父亲当年率先遣队行进 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

正是由于快速顺利通过彝族区，先遣队才出其不意，急行军70公里突然 出现在大渡河边的渡口安顺场。刘伯承和父亲指挥1营营长孙继先，乘着夜幕一个突然袭击，解决了守敌 两个连，找到一条尚未被敌人破坏的木船。这才有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

大渡河虽然宽约百米，但流速极快，是长征途中红军渡过的最湍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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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次日拂晓，渡河开始了。刘伯承和父亲 站在涛声如雷的大渡河边，望着十七勇士乘坐的小船奋勇向对岸划去，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下，冲向河对岸的敌人阵地，控制了对岸。

父亲记住了那十七个真 正的勇士，也记住了刘伯承站在大渡河岸边的高 大形象。

一天后，毛泽东、林彪等人来到安顺场。毛泽东召集刘伯承、林彪和我父亲开会，指出船少人多，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难以渡完，敌人重兵已经从几个方向追过来，必须迅速夺取大渡河上 游的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跨过大渡河，到那时，才可以说，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做出 两路夹击的部署：林彪率军团部、红2师、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行进；刘伯承和父亲率红1师、干部团从大 渡河东岸行进，两路人马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340里的路，毛泽东命令他们两天半的时间赶到。

那是令人终身难忘的两天两夜，河两岸的两支部队像赛跑似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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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股敌人打仗，一边急速地行进。 半个世纪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

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的红4团，是夺取泸定 桥的功臣部队。他们创造了一天一夜行军240里的奇迹，奇绝惊险地夺下了泸定桥。父亲和刘伯承从东岸 赶到泸定桥时，已是午夜两点。杨成武提着马灯，冒雨陪同他们二人在铺了门板的泸定桥上走了一趟。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们心情都是无比激动。走到桥中间，刘伯承在门板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 ：“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父亲也激动地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说：“全国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的烈士，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他们。”

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后来的打下天险腊子口，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无疑是红军长征途中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父亲都参与了。这是他的骄傲，也是我永远的骄傲。

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军团又走在了最前面。在荒无人烟的川西高原 ，路越来越难走，过一座铁索桥时，从江西一直跟着父亲的一匹骡子陷进铁索中去了，怎么也拔不出来， 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父亲只得忍痛下令，把它推到万丈峡谷中，这让父亲心中非常难过。

夹金山横在了面前，这是他们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氧气稀薄，风雪弥漫，不断有人倒在山上。父亲 边走边鼓励大伙，不能停下，一停下就会没命。他那时正在病中，发烧，脚上的伤又在化脓，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一股劲，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

在懋功，父亲见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30军政委李先念，李先念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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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匹骡子。后来父亲就是骑着这匹骡子到达陕北的。

6 月26日，父亲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上，父亲已经嗅出了张国焘要搞分裂的气息。对于张国焘这个 人，父亲过去曾多次接触过，总觉得这个人野心很大，心术不正，说话阴阳怪气，傲慢自大，给他的印象 实在不好。

现在，对于张国焘来说，机会似乎来了，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而且衣衫破烂，个个 面黄肌瘦，看上去战斗力很差，而他的部队却有8万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这便使他有了想法。

父亲清楚地记得，两河口会议的第二天，张国焘就在住处请彭德怀和他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父亲预感到，张国焘是不会白白“请客”的。 从他那里出来后，父亲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吃饭？”

彭德怀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父亲说：“给，就要。”

张国焘搞分裂的苗头越烧越旺 ，父亲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有一次，张国焘吩咐陈昌浩召集林彪和父亲等人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吃过饭，天尚未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这时一军团刚刚编入北上的右路军序列，陈昌浩是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算是父亲的上级。父亲只好留下来。 陈昌浩问：“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对会理会议态度又是怎样？”

父亲明白了陈昌浩的意思 ，一下子悟到这是张国焘请吃饭的继续，说白了，就是想把父亲拉过去。父亲说：“遵义会议我早已经有 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我的态度不会变。”

那天晚上，陈昌浩东拉西扯，暗示加 诱导，但父亲心里自有主张，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父亲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 ”

他才说：“好吧，你走吧。”

父亲真的让张国焘和陈昌浩失望了。回去的路上，父亲非常的警惕，后来他回忆说：“我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 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 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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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小心谨慎，是父亲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好习惯。

不久，父亲又获悉，张国焘提 出一个方案，在一、四方面军中交换干部，父亲到31军当政委，林彪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父亲提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不以为然，责怪父亲：“ 你这是宗派主义。”

父亲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 我们才几个人？”

父亲有点急了：“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这一次，二人越争越上火，因为父亲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父亲后来回忆说：“这次 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后来幸而有毛泽东的临机决断，有叶剑英及时提供的情报，有徐向前大义凛然的配合，中央和一方面军主力才摆脱了张国焘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这使父亲更加钦佩毛主席了。

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父亲在会上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天险腊子口是一军团长征途中啃掉的最后一块 “骨头”。中央红军北上，腊子口是必经之路，但是，它险峻至极，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 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道隙缝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头筑有坚 固的碉堡，敌人做好了死守的准备。毛泽东、林彪和我父亲亲自部署、指挥了腊子口之战，红4团采用了一部正面强攻，一部迂回和攀登绝壁的办法，终于拿下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战斗结束，父亲来 到腊子口桥头，看到脚下的手榴弹破片层，竟然有半尺深，他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 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叩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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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已接近尾声。在哈达铺，父亲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上面载有一条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从中发现陕北有一块根据地。他如获至宝，马上派骑兵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引着这支不足万人的红军向陕北进发。

1935年10月19日，林彪和父亲率部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而结束了伟大的长征。长征是不朽的英雄史诗，父亲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曾在长征路上做出过一点贡献的指挥员，长征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没有什么艰难困苦能够战胜他了。

12 东征复西征

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长征后期一度取消的一军团番号又恢复了，而这时的 一军团其实是由原一军团和三军团合并而成。林彪任军团长，父亲任政治委员。父亲这时非常注意团结问题，新的一军团成立不久，召开体育运动大会，父亲借机发表讲话谈团结问题，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父亲当时站在一张八仙桌上，用四川话慷慨激昂即席演说：“原一军团的同志要向三军团的同志学习，加强 团结，发扬光荣传统，把一军团建成优秀的铁军……”

新的一军团成分复杂，除了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外，还有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老底子，还有邓小平、张云逸的左、右江起义的老底子，还有黄公略的原红三军的老底子，全是英雄部队。英雄部队有时就“翘尾巴”，谁也不服谁，所以父亲非常注 重团结问题。

直罗镇战役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的第一个大仗，毛泽东亲自指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把东北军109师包围在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直罗镇。战斗发起后，约一个团的敌人冲向一军团指挥所，指挥所只有一个警卫排和少数机关人员，几十人对上千人，形势危急。林彪、父亲和左权参谋长都掏 出枪来阻击敌人。后来警卫连调上来了，父亲亲自带着警卫连冲下山，把企图突围的这股敌人压了下去。 父亲的警卫员孙起峰就是冲锋时牺牲的，这个战士从瑞金参军以后一直跟着父亲，他的牺牲让父亲很痛心 。他牺牲时还背着父亲的图囊，鲜血染红了图囊。以后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带血的图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它献给了军事博物馆。

直罗镇战役以全歼敌109师和106师一个团而结束，给党中央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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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但是，陕北毕竟太穷了。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起东征战役，打出抗日的旗号， 扩大政治影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找”阎锡山要人要钱。自此，父亲又全身心投入东征的准备工作中。

1936年2月19日，东征战役前一天，毛泽东向部队发了这样一封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当时从战斗中缴获来的表快慢不一，为防止扯皮，毛主 席就发了这样一封电报。连父亲都想不到，他的那只旧手表居然成了东征战役的标准表，于是，各级指挥 员纷纷找父亲对表。这件事一时在军中传为佳话。

就要渡河了，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 附近。父亲举起望远镜，第一次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壮丽景色：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 严严实实，到处白茫茫一片，一望无际，真是壮丽异常，与江南的绿色相比实在是崭新的天地。白雪覆盖 着大块大块的浮冰，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像一座小银山，在水里缓缓浮动，一阵急流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碴，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惊起成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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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贴着冰面掠过。渡口两侧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在白雪上可以看到不少黑点，那是敌人的碉堡……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一直忘不掉当初留给他的那个壮丽的印象。

在为期75天的东征中，共 歼敌1.7万人，筹款40万元，扩充新兵约7000人，其中一军团扩红5000多人。

父亲80多岁的时候， 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

他说：“即使我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制。”

东征是成功的，但东征总结时，父亲却挨批了。

5月14日，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 部会，总结东征，动员西征。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会议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

事情的起因在于林彪。东征时，徐海东的十五军团在北线伤亡较大，加上他 们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较少。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和父亲，要他们拨一千到两千新兵给十五军团。林 彪先看的电报，他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骂了一句脏话：“有鸟的几个兵！”

林彪的意思是，扩充的这些兵，一军团自己补充都不够，怎么好再给别人？

父亲拿过电报看了，又找下边的同志了 解一下情况，发现一军团很多连队缺额较多，把新扩充的兵都补上，仍然不能满编。父亲当时也想，基于 这种情况，不拨最好。于是，他和林彪联名给毛泽东打电报，请求免拨。毛泽东便不高兴了，当时在打仗 ，没说什么。

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态度严厉，甚至提出来，要打倒本位主义。父亲怎么也没 想到，林彪在会上低着头一声不吭，仿佛这事跟他无关。父亲便站起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后来，父亲在回忆录中说：“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 。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受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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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大相 寺批本位主义，成了父亲的一个污点。父亲承认，他是有本位主义。不过从这以后，他时时警惕本位主义 。从这个角度说，挨点批评也是值得的。

随后不久，林彪调红军大学当校长，中央任命左权代理 军团长。从1932年初算起来，父亲和林彪共同战斗了4年半的时间，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领导红一军团 ，把这支队伍锻造成红军最硬的一个拳头。林彪要走了，父亲仍是有点舍不得。不管怎么说，他们合作得 还是不错的，矛盾在所难免。军政主官闹点矛盾，争一争，吵一吵，拍拍桌子，太正常了。父亲和林彪， 远远没到合作不下去的地步。

有人对我说：“是你的爸爸脾气好，小事不计较，大事讲原则。”

我笑笑。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让他给说准了。

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西征和东征的目的差不多。但由于西北的马家军骑兵不敢恋战，往往是望风而逃，一军团只打了几个小仗， 战果不大。

7月下旬的一天，一军团正在豫旺堡整训，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这简直是喜从天降，宛若梦境。通信员把父亲从前方叫回来，父亲一眼看到母亲，惊奇不已，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天才说：“你和孩子，好吗？”

是的，他们已经快5年没见 面了，自从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分手后，绝少音讯，不知死活。如今重逢，母亲禁不住喜泪横流。在她的眼里，父亲是那样瘦，那样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瘦弱。但是，她随即发现，自己的丈夫一抬手一投足之 间，职业军人的味道更足了，他不再是当年香港或上海的那个文雅的地下工作者，而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 的果敢坚毅的将领了。父亲的这种变化让母亲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

无风的夜晚，在那间小而又小的土坯房里，母亲向父亲讲起他们分手后的日子。当母亲讲到她与我分手的情景时，父亲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母亲接着说，她丢下女儿，擦干眼泪，化装成阔太太，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天津。在天津 地下党的安排下，住进一个外国人家里，等待机会去陕北或山西寻找中央红军。这一等就是三个月。母亲 实在等不及了，经组织上同意，先奔赴陕西。母亲化装成小学教师，天津地下党员王超北带着她，经北平 沿平汉路到郑州，再沿陇海路到达陕西华山脚下的华阴，改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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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到了澄城县的刘家洼。王超北有个朋友在刘家洼小学当校长，母亲就暂留在刘家洼小学当教师。

这所学校抗日救亡的气氛很是浓厚，母亲 课余时间亲自编写了小话剧《生路》，并与大家一起排练。过了两个多月，在西安地下党的安排下，母亲 赶到西安，女扮男装，化装成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勤务兵，乘坐一辆十七路军的卡车，向北开拔。最后穿过 东北军的防地，到达红军控制下的安塞。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母亲心花怒放。

在安塞，母 亲见到了叶剑英。母亲上前说：“参座，我是张瑞华。还认识我吗？”

叶剑英颇为惊奇地瞪大眼 睛：“哇！张瑞华呀！你这身打扮，要不说，我还真不认识哩！”

叶剑英让人拿来红军的服装， 母亲换上了。她就这样变成了红军女战士。母亲左看右看，自个都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漂亮了。

一天后，叶剑英派人把母亲等人送到保安。人们把她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对她说：“荣臻同志是好同志，他工作很认真，为人很正派，对党很忠诚。”

毛泽东又说：“听说你们5年没见面了，抽空去看看荣臻同志吧。”

毛主席寥寥几句话，让母亲感到亲切又实在。几天后，红军总部副官处给她准备了一匹骡子，由一名战士护送，来到了豫旺堡。

简单述说一下离别后的情况，他们共同 思念起远在上海的我。父亲拿出我的那张早已发黄的照片，在马灯下久久地打量。差不多5年了，这张小小的照片陪伴着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他思念女儿，思念妻子，但他只能把这种思念埋在 心底，因为他无法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妻子女儿身上。

母亲只在豫旺堡住了三四天就回保安了。

母亲临走时说：“啥时候，我们全家才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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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革命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团聚。”

革命什么时候成功？这时候谁也说不清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让蒋介石感到不妙，重新调集重兵围攻。这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山城堡战役。

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进行山城堡之役。但是，一军团的部 队上去之后，其他部队却没有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位置，有些上去的部队也没按时发起进攻。即使一军团 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总之是不想打，理由是敌人筑好了工事，我们的部队又太疲劳。

父亲这下急了，态度坚决地说：“部队都已经展开了，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下后的常规，这种野战工事比较简单，不用怕。”

父亲 接二连三接到不能打的电话。父亲真是急了，说：“你们不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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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军团单独打，把东征、西征扩大的部队作 为代价，来打这个战役。”父亲想想这样也不合适，又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们的部队不仅展开了， 而且已经打响了，如果决心再动摇，即使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

彭德怀表示：“坚决要打，无论如何要打，不能动摇！”

军史上说，父亲的决断，成了决定这一重要战役的重要因素。

山城堡战役，歼敌近一个师，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对红军的追击。此役由此成为结束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