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愿中日友谊的花朵永远盛开

在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流落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不只是美穗子一人。现在在中日友好的新形势下，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许多战争孤儿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出现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事例，本书特辑录几个小故事，以表中日两国人民永不再战、永世友好的良好心愿！

我爱日本，更爱中国

陈春红

适逢“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一家来华访问之际，我也幸运地找到了失散三十四年的日本亲人。

我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诞生在北京一个日本人的家庭里。父亲北野敏给我取名叫京子。罪恶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我出生后仅四个月，父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征兵到前线。不久，从战场上传来我父亲战死的消息。母亲依子十分悲痛，万般无奈，就抱着我，领着姐姐敏惠和哥哥雅雄，从北京辗转来到大连，投奔我的姑老爷、内田洋行的董事清水宅下寄居。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母亲，病魔缠身，饥寒交困，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离开人间。当时，姐姐只有六岁，哥哥四岁，我只有一周岁。饥饿时时威胁着我们三个没有父母照管的孤儿的生命。清水先生看我们实在可怜，没有办法只好将我送给中国人。

在我母亲逝世后的第七天，我的养母来到了清水的住宅。一进门，只见我们三个孩子趴在草垫子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心头不觉阵阵酸楚。细瞧我，骨瘦如柴，满头疮痍，奄奄一息。养母抑制不住怜悯之情，忙弯下身来，擦去我脸上的泪珠，抱起我急急忙忙奔出清水先生的家门……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中国妈妈张桂香，她是石道街的自来水工人。

养父养母给我起了个漂亮并充满活力的中国名字—春红。从此，我就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也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他们总是一勺饭一勺奶，精心地抚育着我。不久，我那蜡黄的脸泛起了红润，但因身体太弱，时常有病，养母便抱着我多次翻越石道街的北山岭，到西岗区求医买药……

养父养母对我倾注了无限的觉悟与心血。养父每天下班回来，总给我带点糖果吃，家里有一口好东西，养母也要送到我的嘴里。就这样，我一直生活在幸福和温暖之中。

养父养母认为，“惯子如杀子”，所以对我要求很严。从八、九岁的时候起，便把着手教我做针线，教育我懂道理、守规矩，爱学习、爱劳动。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在中国父母的抚养下，我健康地成长起来。圆满地以全优的成绩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于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分配时，组织上考虑到两位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将我分配到大连日语专科学校（现大连外语学院）工作。

一九七○年的一天，舅舅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使我惊疑迷惘，但我深深地感到，养父养母对待自己胜似亲生骨肉，自己的身上凝聚着中国父母的全部心血和希望。我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中国父母的养育之恩。

时光流逝，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我的养父养母因病相继去世。我是多么怀念抚育我成长的中国父母啊！但也开始思念隔海相望的日本亲人。

一九七九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大连国际海员俱乐部观看故事影片《樱》。影片中，异国母女、兄妹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女主角森下光子的经历使我热泪盈眶。我坐在那里，思绪万千，心潮汹涌……

去年三月，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向外语学院领导提出了寻找日本亲人的请求。学院领导认为，帮助我寻找日本亲人，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事，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要千方百计帮我找到亲人。可是，我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也不知道老家在日本时的地址。大连外语学院派出的调查人员四处查访，在有关部门大力协助下，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查访了三十多人，终于查明我父亲的原住址是大连伏见町十五番地，那里的邻居有奥山、浅野、矢野……

正在大连外语学院工作的日本专家关田范雄先生听到这件事后，表示了很大的热情，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和我手中的遗物，并给我们全家照了像。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寻找亲人的事，通过关田范雄先生很快牵动了日本新闻界。七月六日，在日本《朝日新闻》社会版上，刊登了一条《电熨斗连着骨肉情——留在中国的孤儿寻找失散了三十四年的亲人》这一条新鲜的“寻人启事”，很快引起日本读者的关切。

        大阪的一位读者告诉《朝日新闻》社：“奥山先生的夫人常子现住在东京。”于是记者森本英之马上询问了常子先生。常子告诉记者：当时内田洋行的董事清水先生亲戚的女儿，战后送给中国人作了养女。随后，记者进一步询问了内田洋行的有关人员，得知我的哥哥姐姐都健在，传说已经“战死”的父亲还活着。七月八日深夜，记者连夜赶到石川县金泽市，访问了我的姐姐敏惠。姐姐喜出望外，立即从书架上抽出我的父亲北野敏在十年前住院时写的“有关京子的备忘录”。她同报纸一边对照，一边不住地点头：“没错，没错，完全一样。”姐姐惊喜万分，立即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住在同一城市的我哥北野雅雄。哥哥闻讯后，立即驱车赶到姐姐家。二人仔细地端详着报上刊登着的我的全家照片，异口同声地说：“京子，是京子，陈春红就是京子！”童年时代骨肉分离的情景，三十几年前的遭遇，不时地浮现在他们的面前……

在我被抱走的一年后，清水先生带着姐姐和哥哥回到故土日本，重见到传说“战死”的父亲。幸存者怀念死去的亲人，更加惦记留在中国的我。他们时常盼望着听到我的音讯，渴望着有一天能和我见面……

七月八日深夜，在大连的日本专家关田范雄先生接到《朝日新闻》社记者森本英之先生从日本打来的长途电话。喜讯从日本传来了！这意外的消息简直使我不敢相信。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九日上午，我拍了一份传真电报发往日本，向《朝日新闻》社的朋友们致谢！向亲人们问好……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全家应日本全国金属家具产业劳动组合协议会议长佐藤敬治先生的邀请，乘坐中国民航飞机，跨洋过海，去看望日本亲人。二十六日，我们全家到了故乡金泽市。当我在新地饭店见到爸爸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头扑在爸爸的怀里，痛哭失声，只说了一句话：“爸爸，我可找到您了。”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的泪水滴湿了爸爸的衣衫，爸爸的眼泪流在我的头上……这是幸福的泪水啊！

我在日本，见到了自己的亲人、爸爸的老同事和过去在大连的日本邻居，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另外还受到日本政府部长，参众议员的接见。参观了东京、大阪、京都等七个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我患了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大阪有名的关西电力病院。医院用最好的药和最先进的医疗仪器为我治疗，姐姐闻讯后专程到医院来护理我。同时我收到了大连外国语学院发来的祝我早日康复的电报，我捧着电报，流下了热泪，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始终在关心着自己的女儿啊！住院两个星期，花了一笔巨款。当我的爱人向佐藤议长表示歉意时，他却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友谊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

我的身世是曲折的，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支美好颂歌。我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女儿，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我爱日本，更爱中国。我要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我和爸爸重逢

刘淑京

        我叫米村京子，中国名字叫刘淑京，今年四十岁，现在在北京市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做护士。我的爸爸叫米村光也，今年七十岁，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上町。原来，我和四十年前被八路军救出来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既是同乡，又有着相似的经历。

战前，爸爸在北京满铁做技术工作。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爸爸离别我们母女三人，返回日本。不久，妈妈和妹妹相继死去，五岁的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被送进法国人办的仁慈堂孤儿院。我一个人辛酸地度过了童年。

我在孤儿院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天主教堂念经，回来后就在大房子里做手工活：织发网、绣花、织布。冬天没有棉鞋穿，脚上的冻疮烂成一个个小洞。吃的却是馊饭和野菜，如果生了病更是无人过问。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接管了孤儿院，当时，我正患着严惩的肺病，人民政府把我送进疗养院，治好了肺病，又送我上了小学、进了中学，后来我又考入了北京市护士学校。我在学习期间，一切学费、伙食费、衣服和零用钱，全由国家供给。逢年过节，老师们心疼我这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就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在护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做护士。二十二岁时，我和孟昭毅结婚有了家庭，我们现在有一个孩子，今年十四岁。“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医院和我们全家，被下放到甘肃省通渭县医院。

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我时常想念远在日本的爸爸，不知他生活得怎么样。

粉碎“四人帮”后，中日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县委组织部一位干部知道我的父亲是日本人，就鼓励我写信到日本询问。有一天，我在收听日本NHK“一衣带水”节目的时候，听到国会议员田川诚一先生帮助一个日本孤儿寻找亲人的动人事迹，我就鼓起勇气给田川诚一先生写信，请求帮助。真巧，田川先生正好认识我父亲，经过他的联系，我爸爸喜出望外，立即给我写了一封感人的家信。一个月之后，我惊喜地收到了田川诚一先生的回信和我爸爸的来信及照片。从此我找到了失散三十五年的亲人。NHK广播电台采访了这个感人的新闻，并写信告诉我，要在“一衣带水”节目里为我播送爸爸的讲话录音。

这天晚上，通谓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挤进了我的家，他们和我一样屏住呼吸听我爸爸亲切的呼唤：“京子！你好吗？我是你父亲米村光也……”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医院的同事们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我激动地说：“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啊！”

爸爸说：“当我知道你还活着，心中十分欢喜，希望你快到日本来吧！”

不久，我们全家被调回北京。当时正是各报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新闻热潮的时候。我也每天在想：聂荣臻元帅当年救出的那个小姑娘你在哪里啊？在中日两国人民和新闻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就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梅北町。后来，《北京晚报》以“又一个美穗子”为题报道了我找到了爸爸的事。美穗子和又一个“美穗子”成为人们争相传说的中日友好佳话。

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傍晚，在美丽的北海公园的仿膳餐厅里，中日友好协会正在为应邀来访的美穗子举行宴会。我们在这里初次会面了，当美穗子听说我爸爸的家住在都城市上町时，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咱们住得很近，坐汽车十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手，又一齐向聂荣臻将军的女儿聂力问好。我激动地说：“聂将军在战争年代中救出美穗子，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典范。”我和美穗子一起祝愿聂将军身体健康！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乘中国民航飞机去日本探亲。俯视太平洋中的日本岛，真象一颗嵌在蓝色海洋中的宝石。当我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激动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急切在人群中寻找着爸爸。啊！前面站着的不就是我的爸爸吗？我认出来了，于是我放下了手里的东西，象小时候爸爸下班回家时一样，扑到爸爸的怀抱里。这时，我心中的千言万语一下子就变成了眼泪洒在爸爸身上。爸爸抖着双手拥抱着我，捧着我的脸庞细细地端详着。他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嘴唇颤抖着叫我：“京子呀，我的女儿！"

田川诚一先生也委托了代表到机场来迎接我。许多记者围拢着我们，电视台播放了我们父女会面的实况。我一到上町就看到一条“热烈欢迎米村京子”的横幅大标语悬挂在家门前，邻居们纷纷赶来向我挥动着花束，继母、弟弟、妹妹都出来迎接我，使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爸爸带我到东京国会众议院去拜见田川诚一先生，他微笑着向我们祝贺，我们向他表达了衷心的感谢。爸爸陪我到银座区去玩，还游览了天皇宫广场，参观了浅草寺的大寺庙，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

我在日本生活期间，常给爸爸做中国菜、中国饭吃，爸爸最爱吃饺子和馒头了。有一次，我包好了饺子，爸爸叫我也送一盘到美穗子家，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我还教邻居太太们做中国饭菜，她们最喜欢吃糖醋茄盒和锅贴。

我每个星期日都到宫崎县中国语学院和都城市中国语研修会教中文。在我回国时，还录制了很多中文录音带留给学习中文的朋友们。现在他们来信还说：你虽然回到了中国，可是你的声音还留在我们耳边。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我挥泪告别了爸爸、妈妈，告别了热情的朋友们，乘日航飞机离开日本。我带回了美穗子对聂荣臻元帅的深切问候，满载着日本人民的深厚友情回到北京。我仿佛听见一片欢呼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我爱你，中国母亲

——记延泽幸雄与异国母亲团聚的故事

贾宏图

一九八○年七月八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威街二十一号，这个寂静的小院忽然喧闹起来，日本朋友延泽幸雄来看望中国妈妈了。他一进门，就扑向八十七岁的宿大娘：“妈妈，我是小子，您的小子回来了！”说着，他抱着妈妈哭起来。宿大娘抚摸着他的头，也哭了，“是我的小子，你可回来了！”三十多年来，宿妈妈一直把这个日本儿子，挂在心上。今天儿子真的来了，她怎能不悲喜交加。延泽幸雄也一直想念着中国母亲，三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怎能不感慨万千。

一
延泽幸雄，今年五十岁。一九四四年，他刚刚十四岁就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赶到中国，成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的成员。延泽和一百二十名神户来的十几岁的孩子在黑龙江省一面坡偏僻的山林里，抡着比自己还高的镐头开荒种地。

一年以后，日本侵略者战败了，开拓团里的青壮年都跑了，只剩下延泽他们一帮孩子。八路军来了，给他们每个人分了大米；国民党部队来了，要把他们打死。他们跑进山里，不长时间，粮食吃完了，延泽沦落成了街头乞丐。严冬来临，他那一身单薄的衣服，怎么能挡住大风雪，不几天浑身布满了冻疮。一天，饥寒交迫的延泽倒在一面坡火车站门前的台阶上。

就在这个车站附近，住着一户叫宿寿千的中国贫苦夫妇，他们靠种地和摆小货摊度日。这一天，三儿子焕福对妈妈说，车站上有一个日本孩子要冻死了。宿大娘一听，动了心：“快把他背回来！”当焕福和姐夫把延泽背到家时，他只有一口气了……。

延泽先生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当时我奄奄一息地躺在中国的土炕上，是妈妈给我脱掉褴褛的衣衫，用艾蒿水给我洗身上的冻疮，一勺一勺地喂 我喝苞米面粥……当我病好了能下地了，是爸爸把哥哥弟弟叫到我的身旁，对他们说，他就是你们的兄弟，叫他“小子”吧，谁要敢欺负他，我就揍你们！

延泽永远不能忘记，在他要回国的那一天，妈妈和哥哥到车站为他送行。真是一步一流泪啊，妈妈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路可要平安呀！他身上背的是妈妈连夜给他炒的炒面，他兜里的盘缠钱是爸爸卖了家里的三百斤口粮换来的。火车就要开了，延泽给妈妈跪下了：“妈妈，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您的恩情！”娘三个抱着痛哭……

二

三十三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延泽有哪一天不想起善良的中国母亲。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日本神户市的一家华丽的大饭店里，中国《人民日报》访日代表团刚刚下榻，秦川团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对不起，团长先生，打扰您了！我是神户市小汽车出租公司的司机。三十三年前，一个中国母亲救了我的命，我非常希望团长先生能帮我找到中国恩人！”

几个小时后，秦川团长和代表团团员、《人民日报》外事办公室主任陈瑞卿在市役所接见了这位日本朋友。

这位日本朋友就是延泽幸雄。他对秦川、陈瑞卿说：“是中国母亲把我救活了，给我治好了病，把我抚养了七、八个月，以后我随着被遣送的日本侨民回了国。八年前，我生活安定了，曾给中国黑龙江省一面坡写过信，以后接到日本兵库县民生部转来的宿家儿子的来信，我又回了信，一直没见回音。我每天都在盼他们的信。”

听了延泽先生的叙述，陈瑞卿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帮助你找到中国母亲！”

秦川团长和陈瑞卿回国以后，马上通知《人民日报》驻黑龙江省的记者帮助查找宿家。记者很快在哈尔滨找到了宿家。宿大娘的儿子马上给日本弟弟写了信，交给了《人民日报》记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这封信由《读卖新闻》神户支局转到延泽手里。延泽一打开信，就掉泪了。他先看到了宿大娘的照片，妈妈老多了，可她的眼神还是那么慈祥。中国哥哥在信中写道：全家知道你还健在，都非常高兴。妈妈还很硬实。她老人家流着泪说，小子还在，快让我看看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在临死前还对妈妈说，别忘了，我们还有个日本孩子……

三

延泽先生这次来华探母是很不容易的。去年九月正当夫妇准备一起来华时，他夫人忽患脑病去世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去中国了。延泽先生说：“到中国探望母亲，是我们两个的共同愿望，现在她去世了，我更要去，以完成她的一个遗愿！”

今年七月七日，宿大娘的儿子专程到北京去迎接日本弟弟。他请延泽在北京玩几天，延泽说：“我是来看妈妈的，不是来游玩的，快走，一天也别耽误！”当夜他们就乘上39次列车来哈尔滨。第二天中午，一下火车他们就被接到国际饭店。哥哥说：“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不，我是来看妈妈的，咱们快回家！”当天，他就和母亲见了面，第二天就搬到家里住了。

在幸福团聚的日子，延泽和母亲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早上起床，他先看看妈妈。吃饭时，他坐在妈妈的身边，一口一口地给她夹菜。晚上很晚了，他还坐在妈妈的床头。为了让老人高兴，他打着手势，比划着当年被救时，他瘦得象个“猴子”，临走时又胖得象个“小猪”。他搂着妈妈的脖子又唱起了从电影《樱》里学会的一句歌：“妈妈，看看我吧……”

看到这感人的情景，一位邻居对延泽说：“三十多年了，你还没忘记过去的恩情，真有良心啊！”他马上说：“不，是中国的父母太有良心了！他们不怕自己吃苦，救活了一个战败国的小孩！”

在延泽先生行将告别中国母亲返回祖国的时候，记者访问了他。延泽先生怀着依依惜别的感情说：“和中国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我爱中国母亲，也爱中国。中国母亲和中国人民对我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要让我的后代永远和中国人民友好下去！”

中国父亲抚养我们成人

刘淑珍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来到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里，就连整天埋头于技术研究工作的丈夫也难得放下工作，同孩子们一道安排起节日的晚餐来。孩子们跳跳蹦蹦、兴高采烈地等待着要和我们一起过节的舅舅舅妈和表弟表妹们。十岁的陆为和她八岁的妹妹为华同时冲进屋里，大声喊着：“妈妈，舅舅和舅妈他们来了！”

话音未落，在农机公司工作的弟弟克明和在制药厂工作的弟媳张翠华带着他们的孩子时了屋。孩子们立刻滚到一起嬉闹开了……。

在这欢乐的时刻，我们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在艰难困苦中收养了我们、将我们抚育成人、现在却已长眠在地下的中国父亲刘国栋。

每当想起这位慈祥的老人，我无论怎样克制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只好任凭泪水冲刷脸颊，启动记忆的闸门，让那永生难忘的往事，再在眼前闪现。

绝 路 逢 生

还是在我不记事的时候，父母就抱着我渡过大海，顺着朝鲜半岛，随着“开拓团”，从日本来到中国东北通化住在庆巨街（现在民主路）。据现在还住在那里的老人回忆，我生父的名字好象叫吉田茂夫，母亲叫芳农木子。父亲的名字且不说，母亲的名字作为日本人的名字，显然是不符合日本人姓名的习惯的，也可能是记错了，但时至今日也无从查对了。当时，由于我年纪小，后来又一直用中国名字，所以自己的日本名字也就记不得了。那时父亲在一个学校当教师，妈妈料理家务、照看我。后来又有了小弟弟，一家人生活得很好，同周围中国邻居也相处得很好。不幸的是，在人人诅咒的那场战争快要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爸爸因病去世了。不久，妈妈又被突如其来的一场传染病夺去了生命。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寒秋，秋风刮着秋雨，拍打着门窗，气息奄奄的母亲，一手搂着刚刚两岁的弟弟，一手拉着不到八岁的我。她脸色惨白，手凉得象冰一样。她用绝望的眼睛看着我和弟弟，扇动着嘴唇，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尽管那时我还年幼，但当时的悲痛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里。当时留在通化的日本人几乎都已回国，剩下不多的几家，在侵略战争刚刚结束，连自己也都不知道应当怎么办的情况下，也无力来关照我们姐弟，听到母亲的死讯，周围的中国大爷、大婶替我们料理了后事。

从此，我和弟弟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虽然好心的邻居们常常来看我们，送给我们吃的东西，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收养我们。在那个年头，增添两张吃饭的嘴，对贫苦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

深秋的一天，来了一个右眼失明、收拣破烂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走到我们眼前，伸手抱起哭闹着的小弟弟，拿出腰里别着的收破烂用的拨郎鼓，哄着弟弟玩起来。小弟弟玩着鼓不哭了，他却望着我们叹息地摇摇头，沉思了很久很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中年人站起来，默默地走到门口把筐拿到屋里，将弟弟抱进筐里，又脱下身上的外衣给弟弟围好。然后又将我抱进另一个筐里，摘下头上的破草帽给我戴上，就挑起我们上路了。我心里很害怕，不知道这个人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他在风雨中越过山梁，穿过大街市，走到一座低矮的小房前停了下来。开了门，将我们从筐里抱到炕上。

他没顾上擦擦雨水，就动手给我们做饭了。一会儿，他端着两碗热喷喷的米饭送到我和弟弟面前。好几天没有吃好饭的我们，又馋又饿，不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我和弟弟肚子饱了，身上也暖和起来，疑惧慢慢地消失了，中年人端详着我们俩，欣慰地笑了。

晚上，他把仅有的被子给我和弟弟盖在身上，自己却和衣躺在木板上。

这个中年人名叫刘国栋，当时他孤身一人，靠收拣破烂维持生活。把我和弟弟接来后，我们组成了一个三口之家，从此我和弟弟又有了父亲，我们不再是孤儿了。不久，父亲给我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刘淑珍，弟弟叫刘克明。

费 尽 心 血

父亲为了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不知吃了多少苦，担过多少心。

开始，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他就耐心地、一句一句教我们。为了让我们记得住，他常常拿出实物，一边对照实物，一边教讲话，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能说常用的话了。

记得就在第一年有一天半夜，弟弟突然捧着肚子满炕打滚，又是哭叫，又喊着要妈妈。我陪着弟弟流泪，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父亲也急得在屋里来回直打转。后来，请来了邻居屋的夏婶，才知道是吃多了东西撑的，要想办法泻肚子才行。父亲一听，立刻连夜冒雨出去买回了药，哄着弟弟先吃下去。天一亮，他就抱着弟弟到处请人看，后来听人说用蒜头蒸了蘸白糖吃能治好，父亲就买了许多蒜头回来，蒸熟后和了白糖哄着弟弟连吃了几天，真的就把弟弟的病治好了。

这年冬天，我也得了一场重病，一连半个月高烧不退，昏昏沉沉，人事不省。父亲非常着急，好多天没有出去收破烂，一心照料我，还托人请来了医生为我治病。可是医生见家里太穷，怕我们拿不起药费，不想给我看病。父亲急了，立刻从邻居家借了钱，放在医生手里。就这样，一连打了几天针，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过来，父亲却因此欠了一身债。为了还钱，他没日没夜地干活，省吃俭用，又把自己收留我们以后添置的一床棉被卖了，才把钱还清。

我终于从这场大病的劫难中逃了出来，父亲高兴极了。不久春节又要到了，为了让我和弟弟过个欢乐的春节，父亲想出去多挣几个钱，就把我和弟弟托咐给夏婶，他自己找地方给人家打零工去了。

到了除夕，我和弟弟天没黑就盼望父亲回来。可是到了掌灯时分，还没见父亲回来，我就和弟弟一起去迎他。在大街拐角处，我们远远地看到一个人拎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包包，晃晃悠悠地走着，上前一看正是父亲。我和弟弟高兴极了，立刻飞也似地跑上前。我接下父亲手里的包包，弟弟抱住了父亲的脖子，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父亲打开带回的包包，有给我和弟弟买的新衣服，还有过新年吃的东西。看着父亲布满红丝的眼睛，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感激。我拉着弟弟，按中国的习惯，双双跪在父亲跟着说：“爸爸，我们给您老磕头了。”父亲一见，慌忙来拉我们，他一边拉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咱家没这个规矩。”父亲说着又人衣服兜里掏出崭新的零票，装到我和弟弟的兜里说：“这是给你俩的压岁钱，能驱邪避难，保你俩平安。”

相 依 为 命

        快活、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快。我也好象长大了许多。每当看到父亲风尘仆仆地带回吃的、用的给我们，我就感到很不安。

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见炕头灯还亮着，父亲正坐在灯前，一针一线吃力地缝补着我和弟弟的衣服。看到这，我的眼泪卟嗒、卟嗒地落在枕头上。看到父亲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给我们缝补衣服，我心想，我已经大了，应当帮助父亲做点事了。

第二天，等父亲走后，我就拿过父亲昨晚没缝补完的衣服，又找出父亲脱下的破衣服，找到夏婶，让她教我缝起来。晚上，我把补好的衣服送到父亲面前，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说：“真行、真行啊，我闺女能补衣服了。”

父亲终年在外劳累，顶风冒雪，身体很不好。为了让他多吃点好的，我总是把好一点的饭菜留下来。有一次，不懂事的弟弟非要吃，被我打了一下，父亲知道后，气得脸都沉了下来，他说：“再不许你给我留，好东西吃到你们肚里，我看了比自己吃都高兴啊！”

父亲平时是这样，每到年节更是让我们吃个痛快。过什么节就吃什么。虽然家里很穷，也从来不让我们受委屈。

端午节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屈原的节日，也是我们最喜欢过的。每到这一天，父亲都要买回鸡蛋和棕子。他总是亲手煮好鸡蛋放到桌上，然后剥好棕子，放上糖，笑着对我们说：“吃吧，吃吧！尽够你们吃的，吃足了算。”但他自己却吃得很少。

父亲疼爱我们，也管教我们，但却很少动手打我们。早年有一件错打弟弟的事，父亲一直到晚年还常常为之懊悔。那是弟弟在外淘气，和人打架回来后，父亲见他衣服破了，额头上也被打起了一个很大的疱，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和人打架。弟弟却什么也不说，父亲火了，就打了他一巴掌。这一下弟弟委屈地哭起来，边哭边说出了打架的经过。原来是有人讥笑父亲瞎了的右眼，弟弟才和人拼命的。父亲听了以后，哆嗦着双手，把弟弟拉到自己面前，一边流着泪一边说：“孩子，是父亲错怪了你，让你受委屈了。”父亲拉过弟弟，抚着他头上的疱，大颗大颗的泪珠，成串地滚落下来……

直到晚上，父亲仍旧不能平静，他流着泪，第一次给我们讲起眼睛残疾的经过：早年，父亲为了生活，离开家乡到一个矿上当工人，不想被矿石崩伤了右眼，因为老板不给钱治，终于失明了。老板见父亲不能再给他卖命了，就一脚把父亲踢出门外。从此父亲只好挑起破筐，以收拣破烂为生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更加尊敬和热爱父亲了。

走 向 新 生 活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通化市。我们一家三口和通化市人民一道，欢呼跳跃，庆贺通化的新生，也庆贺我们的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父亲进了一家公私合营商店，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有了保障，弟弟也开始上学了。弟弟上学的那天，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当了一辈子睁眼瞎，你们可不能再这样了。”他亲自给弟弟买好书包，送他到学校去。

不久我也参加了通化市立医院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又被组织保送到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仍旧回到医院工作。记得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把钱双手送到父亲面前时，父亲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逢人就说：“我闺女能挣钱了，我得她的济了。”我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力量鼓动着，在工作上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自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过地区和市里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父亲听到这些事，比我自己都高兴。每当我领回奖状，老人家总要珍惜地将奖状拴好挂在墙上，并且经常乐滋滋地向别人说这是他闺女得的。

我和弟弟虽然是日本血统的骨肉、遗孤，但我们却感到中国义父就是我们至爱亲人，父亲也从来没把我们当外国人看待。可是，在我们个人生活问题的选择上，父亲却存着一段心事。那是在我们开始考虑个人问题时，父亲才向我们吐露的。

弟弟从技校毕业后，有一天晚上，父亲和弟弟谈起了这桩事，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虽然不是同一国人，但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了。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多少中国家庭家破人亡。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你们的父母远离故土来到中国，结果客死他乡，丢下你们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我当时收留你们时当然恨日本侵略军，但是我觉得孩子是没有罪的。所以不管怎样，我也要把你们姐弟拉扯大，希望你们长大后，中日两国人民能友好相处，再也不要打仗了。现在你们已经长大了，我能亲眼看到你们成家立业也就放心了。我想给你选一门中国人的亲事，你同意吗？”

我和克明为老人家这段语重心长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弟弟十分同意父亲的意见，在父亲的介绍下，同一位叫张翠华的中国女工订了婚。婚礼按哪国风俗举行呢？父亲说他完全尊重我和弟弟的意愿。我和弟弟都说：“虽然我们亲生的父母是日本人，但是是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父亲把我们抚养成人，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故乡，所以一切都按中国的风俗办吧。”为了筹备婚事，父亲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给儿子和未过门的儿媳买了里外三新的衣服，又置了家具，热热闹闹地让他们成了亲。

不久，我也经人介绍和在地区电业局工作的一个叫陆先德的技术员结了婚。几年后，我有了两个孩子，弟弟克明也有了三个孩子。家庭热闹起来了。这里，最高兴的是父亲，他常常看着一大家子人，又是笑又是唠，把围在跟前的孩子们，抱过来亲亲，举到头顶逗逗，屋子里总会响起一阵阵欢笑。

永 远 的 怀 念

父亲一生劳苦、勤奋，无论多大困难，不管多么辛苦，从来也没有躺下过。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发觉父亲吃饭少了，还常常咳嗽，心里有点放不下，就请了假领父亲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几天后诊断结果出来了，只见病历本写着“肺癌”两字，我顿时脑袋嗡地一声，眼前发黑险些栽倒。

我偷偷地把弟弟找到医院，把病历给他看。弟弟怔怔地盯着本子，看了很久才哭出声来。他说：“父亲的病都是为抚养我们累出来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想法治好父亲的病。”

尽管癌症是很难治好的，但我和弟弟却从来也是没有想到父亲会真的离开我们。为了治好父亲的病，我们想方设想找了许多偏方。我和弟弟跑遍了市内所有的药店和医院，不管多少钱，只要需要我们就去买。

后来听说通化市四十六医院有一种试治这种癌症的新方法，我和弟弟就将父亲送进这家医院。为了照看病人，我和弟弟轮流守护。由于日夜照顾父亲，我和弟弟都瘦了。父亲心疼地对我们说：“对治了，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你们都成家立业，我也就放心了，别为了我多花钱，把身体累垮了。”听了这话，我和弟弟都难受得流下了眼泪，我们姐弟俩能有今天，怎么能忘记是谁把我们拉扯成人的呢！我和弟弟哭着说：“父亲，我们不能没有你，就是花多少钱，我们也要给你治好病！”

但是千方百计的医治和全家人盼望父亲能够快些好起来的虔诚祝愿都没有拗过病魔，父亲的病终于日趋沉重了。他已经再也不能起床了。孩子们围在爷爷的床头，一颗颗晶莹的泪珠落在爷爷的手上、脸上，谁也不肯离去。

一九七0年，父亲和我们永别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一天，我和爱人、弟弟、弟媳和孩子们，全都守在父亲床前。父亲喃喃地对我说：“我和你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你和克明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这些年中，我没有能为你们找到日本的亲人，我对不起你们。希望你们以后能找到他们……”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用恍惚的目光，慈祥地望着我们，话没有说完，他老人家就含笑长辞了。我和爱人泪如泉涌，弟弟、弟媳抱头大哭，孩子们趴在老人身上，声声叫着爷爷，喊着外公，使人心肝俱裂。

我们的生活虽然越来越好，但我们总觉得在这幸福美满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也是从那以后，每到清明，孩子们都要和我们一道去为逝去的亲人祭扫灵墓；每到年节，孩子们又都将一双筷子和碗摆放在桌子的正位席上，祈救爷爷到来共享家宴。

看到孩子们越来越懂事，我们也越来越想念我们在日本的亲人。不知道我们亲生父母还有没有亲属？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他们，能和他们见面。我们有多少话要对他们讲啊，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姐弟俩的遭遇，中国父亲的抚养，我们现在幸福的家庭……

电视寻亲人

赵起越

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六时，在北京民族饭店十楼东翼大厅，灯火通明，两部电视摄相机正在紧张地移动着，这是日本朝日电视采访队正在向在华的日本战争孤儿进行摄相采访，参加者有哈尔滨市的史奎、刘玉斌、石金峰、郭新华；长春市的苏兰英、王玉梅；辽宁省的陈春红、李玉芹、竹井澄子；西安市的刘玉忱；还有抚顺市柏德全一家……他们的眼睛里充满兴奋和期待的神情，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形象和名字将要出现在广大日本电视观众面前，其中也包括自己要寻找的亲人，但是否能够认到亲人，却还难以推测。

与此同时，日本朝日电视在东京安排了日本寻找孤儿的现场，就这样将隔山隔水的两个采访现场通过电视通讯卫星，经过导演将电视镜头衔接起来，把在北京的日本孤儿和在东京的寻找孤儿的日本亲人的两个电视采访现场，当即在电视台播出。无线电波把中日两国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电视在顺利地进行着……

当电视摄相机将在华日本孤儿的每个人的形象反映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电视观众凝视着，安静得几乎只听到人们的呼吸声。看呀！屏幕上出现了编号为四号的在华日本孤儿史奎（日本名为佐藤初男）的特写镜头，正在东京电视采访现场寻找亲人的佐藤八藏，当即认出了亲人。反应灵敏的日本电视导演把佐藤初男和佐藤八藏两人面部特写镜头同时放到电视屏幕的一个画面上，电视观众看到两个相貌相似，神态相似，令人惊叹不已。佐藤初男人电视屏幕上看到佐藤八藏时，不由自主地惊喜呼唤：

“爸爸！您认识您的儿子吗？”

“认识。你就是我的儿子！”佐藤八藏回答。

“您有什么证据说明我是您的儿子呢？”

“我还记得你右腿上有一块伤疤！”

这是记者们拉起史奎（佐藤初男）的右裤筒，果然，右腿上有一块伤疤。

接着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佐藤初男的右腿上伤疤的特这与镜头。儿子流着泪水叙述了幼年时在日本家里烫伤的经过，老人连连点头，这时，父子俩泣不成声，电视观众被感动得潸然泪下。

史奎（佐藤初男）年已四十六岁，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公社农机站的副站长，他的爱人刘淑兰是焊接工人，现在他们有五个子女。史奎回述在中国的成长过程时说：“一九四四年，我随父亲佐藤八藏作为日本农业开拓团的家属来到中国东北，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失散，我作为日本孤儿在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夕被中国农民史万有、王立群夫妇所收养。那时养父母家里很穷，养母当时连名字都没有，还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起的名，虽然家很穷，却给了我无限温暖，中国的父母待我就象亲生儿子一样。……”中国农民史万有夫妇为日本孤儿取中国名为史奎。还节衣缩食供史奎上学读书，直到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农业技术人员。史奎的养父已经去世，养母王立群尚健在。

当电视屏幕逐一介绍在华的日本孤儿镜头时，在东京电视现场寻访亲人的日本朋友，有的拿着照片和电视屏幕的特写镜头相对照，有的互相研究讨论，急切地盼望能认出自己久别的亲人。……

在这次有意义的电视卫星实况转播过程中，还有在华的日本遗孤陈春红（日本名为北野京子，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工作）和在日本的父亲北野敏、姐姐水桥敏惠、哥哥北野雅雄；在华日本孤儿刘玉忱（日本名为井上政春，在西安市某研究所工作）和在日本的姐姐新井照代、堂兄井上初太郎等，通过电视屏幕互相见面，并进行了亲切地交谈。

已经回到日本的原在华孤儿木内正行在这次电视卫星转播中，和在华的养父柏德全夫妇见了面，彼此畅谈了别后的情况。柏德全是抚顺市的一个鞋厂工人，一九四五年前后，在抚顺市街头将正处于病难中的日本孤儿木内正行领到自己家里精心抚养，一九七九年，木内正行偕中国夫人回归日本。柏德全充满激动的心情介绍说：“木内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他。他十七时多报了一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表现很好，被评上了优秀战士，受到了部队领导上的关怀和培养……木内回到日本后，也没有找到日本的亲人，现在仍然是孤儿，他和他爱人办了个小吃店谋生……”

日本朝日电视选择“八一五”三十五周年的日子进行这次电视卫星转播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日本朋友说，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是反对日本军方侵华战争的，战争的受害者是中日两国人民。在华日本孤儿也是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战争使他们骨肉失散，造成日本家庭的悲剧。进行这样的卫星转播就是要记取历史的教训：中日之间永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次电视播出在全日本得到了强烈地反响。在播出过程中，日本朝日电视本部接到日本各地的电视观众纷纷打来电话，表示积极支持这样的电视节目；有的日本朋友还表示愿意捐款希望把这个有意义的电视节目继续办下去。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遗孤有数千人，到一九八○年为止，已经找到日本亲人的有五百余人。

八月十六日，十来位参加电视采访的在华日本孤儿和日本朝日电视采访队，从西苑宾馆出发，驱车到万里长城的游览。大家坐在一个旅行车里互相交谈着，欢声笑语和车轮的节奏形成一种令人难忘的气氛，人们似乎随着时代的车轮在前进！因为明日就要分别，因此在游览和聚餐中，彼此倾吐着心中的嘱托，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当问起史奎感想时，他极为兴奋地说：“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通过这次电视卫星播出，能找到我痛别三十五年的父亲。对此，我首先要感谢中国有关方面和日本有关方面的努力和合作。过去，战争将我们父母儿女拆散，现在，友谊使我们父母儿女相见……”史奎喜形于色，大家向他表示祝贺，称他为“幸运儿”。

在华孤儿一边游览长城，一边畅谈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的，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正象这万里长城一样牢固、伟大。忽然一曲赞颂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优美旋律在人们耳边萦回共鸣：

我登上长城呵，

遥望富士山。

我唱一支友谊的歌，

随着白云飞蓝天。

声声唱不尽，

情意随风传。

越过东海层层浪，

歌儿飞到富士山。

啊——

中日人民手挽手，

一衣带水紧相连。

在中日友谊的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泛起一朵绚丽的浪花，这浪花象日本富士山的樱花一样美好动人，永远开放在人们的心头。

编后记

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十周年之际，《将军与孤女》一书在中国和日本，分别用两国文字出版了。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

《将军与孤女》虽非鸿文巨著，但却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它在颂扬中日友好佳话的同时，如实地记载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暴行。

近半个世纪之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也给日本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今天，中日两国早已化干戈为玉帛。在畅饮葡萄美酒，欢叙友好情谊之时，要不要冷静想一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子孙万代幸福，怎样永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呢？

中国有句古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是记住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作以后行事的借鉴。周恩来总理生前常常喜爱用这句出自《战国策·赵策》的千古名言，赠给日本朋友。以正视历史，不忘前事，共同努力，增进友好而相勉。

近读日本《每日新闻》晚刊，载有日本著名画家、《原子弹轰炸图》的作者丸木位里、丸木俊夫妇对中国女画家周思聪画的《王道乐土》（这是《矿工图》组画中的一幅，描绘了日本占领军蹂躏下中国矿工悲惨生活的真情实况）的反应。丸木夫妇表示，等到周思联组画完成以后，我们要扛着它走遍整个日本。丸木夫妇的见地，我以为是很正确的，反映了广大日本人民的心声。

周思陪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矿工图》所描绘的，是当时日本军方的行为。她怀着要和日本人民一道不使那样的悲剧重演的心情，画了那个组画。周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我也是怀着同样的思想和感情来编著《将军与孤女》的。

我同情美穗子童年的遭遇，更憧憬中日友好的前程。我题赠美穗子诗中这与道：“悲欢离合辛酸事，化作中日友谊篇。”中国人民是向前看的，相信深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人民，将永远汲取历史教训并把它化为增进日中友好的力量。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感谢日本萨伊玛尔出版会社长田村胜夫先生亲自访华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毛振珉先生商谈，感谢田岛 淳先生的辛苦翻译，使《将军与孤女》这本小书，得以奉献给中日两国人民。

                                                                                                                            姚远方

                                                                                                                                                         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