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报

《抗敌报》创刊初期，办报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办公桌，战士们坐在乡亲们的门槛上，伏着膝盖写稿、编报；没有汽灯，便用麻油碗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拣字、排版、印刷；没有床，就睡在土台上，战士们吃的是土豆、蔓青草和乡亲们送的咸菜。在重重困难面前，报社的同志们“发奋挥笔剑”，艰苫创业，终于把报纸办起来了。聂荣臻对报社的同志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赞不绝口，并从各方面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他指示军区后勤部为报社分配了驮运印刷器材的骡子，为编辑记者购置了轻便电台，还特地将自己喜爱的一匹好马送给报社社长邓拓。

聂荣臻对报社的重视和关怀，使报社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在战争年代，面对日本侵略军残酷频繁的“扫荡”、“封锁”、“围攻”、轰炸和破坏，新闻工作者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五台山、恒山、太行山、燕山地区游击出报，常年与敌人周旋。尽管敌人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是那么的危急，斗争是那样的残酷，但《抗敌报》从未停刊过。广大新闻工作者冲破千难万险，源源不断把报纸送到党政机关、团体、学校和广大读者手中。这些报纸版面清晰，在内容和编排上讲究通俗、新颖、活泼，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日激情。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所有这一切，都和聂荣臻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抗敌报》成为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聂荣臻十分喜爱这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也格外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编辑、印制工人及发行人员。他说：“邓拓办报是有功的，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反‘扫荡’期间，他们经常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简得很，敌人始终找不到这些‘游击报社’的踪影。”聂荣臻的评价是对抗敌报社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抗敌报》不但要面对日本军阀和汉奸的破坏，还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言论钳制和发行封锁，其斗争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是巨大的。在《抗敌报》发行十余年的时间里，聂荣臻不但为报社把舵引航，而且还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报社撰写文章。报社凡有重要社论赶着发表，起草后哪怕是深更半夜，邓拓也要单枪匹马赶到司令部，送草稿给聂荣臻审定。《抗敌报》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聂荣臻亲自撰写的,如《彻底粉碎敌寇扫荡，永远保卫晋察冀边区》、《以新的战斗精神，粉碎敌人一切进攻计划》、《全面开展整顿之风的学习与检查》、《我们坚定的方钎和不可动摇的政策》、《什么是日寇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及其结局》等社论。他多才多艺，利用战斗间隙亲自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有时，他还替报社修改一些文艺作品，使《抗敌报》真正成为晋察冀边区人民的喉舌。

《抗敌报》创刊之际，聂荣臻亲自题写了报名。在《抗敌报》创刊一周年，他又为其题写了“民族的号筒”。当日本侵略军向平山县、滹沱河两岸大肆烧杀和掠夺时，聂荣臻针对日军的暴行，及时在《抗敌报》上发表谈话，号召边区军民用我们的汗和血来保卫边区，保卫我们的丰收成果。当报社的同志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五台山、恒山、太行山地区游击出报、游击送报遭到敌人破坏时，聂荣臻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重视报纸发行工作，把它看作是输送子弹到最激烈的战场上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我华北人力、物力、资源的掠夺。聂荣臻及时在报上发表社论，戳穿日军的阴谋。他指出，日军以大东亚战争来代替解决中国事件，这个不祥名词号召进行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其目的是欺骗亚洲和中国人民，但这是徒劳的。一年来的太平洋战争，日军军舰被击沉502艘，四个月损失飞机2200架，远远超过了它国内的生产补充能力。因此，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打击下，日本侵略军必败无疑。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暴行，聂荣臻指示报社写了皖南事变真象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发动战争的评论文章。他还同晋察冀其他高级将领一起通电抗议国民党，向党中央请缨驰援新四军。2月4日，他与《晋察冀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对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表示万分愤慨，他的谈话发表后，根据地军民反分裂、反投降的浪潮顿时席卷了春寒料峭的晋察冀边区。为了继续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准备应付意外事变，聂荣臻在这一时期对《抗敌报》的工作抓得很紧，事无巨细。他还根据当时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结合晋察冀斗争的实际制定了《抗敌报》的办报方针和办报原则，使《抗敌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提高群众觉悟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堡垒作用。

《抗敌报》是我党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一张党报。在国内，国民党蒋介石害怕它，并想方设法破坏它。在国际上，欧美各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势力，均从《抗敌报》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也从《抗敌报》中了解到中国革命进程及其经验。在抗战时期，《抗敌报》是党的喉舌，民族的号筒。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抗敌报》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了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热情讴歌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业绩，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人心的作用，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深受群众喜爱。《抗敌报》始终不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也不时地刊登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并于1940年5月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抗敌报》是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创刊，伴随着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它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坚强地战斗了10年零6个月，共出报纸2854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党报之一。《抗敌报》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石印、铅印的报纸，印数也由开始的几百份、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1948年改出《人民日报》（华北版）。《抗敌报》的诞生、发展、壮大，浸透着聂荣臻的心血。

望着这份质朴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抗敌报》，不禁使我们想起聂荣臻重视发挥报纸作用的许多往事。

早在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聂荣臻就注重从一些进步刊物中获取政治营养。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向导》等著作和刊物后，思想发生了飞跃，在现实斗争中，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最终抛弃了“实业救国”的愿望，毅然踏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由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黄埔军校时期，聂帅也十分注重发挥报刊的重要作用。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军事月刊》编辑部主任时，就采取了多种形式，紧紧围绕军事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组织稿件，把《大革命军》、《黄埔潮》等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除此之外，他还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稿，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10月，聂荣臻撰写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军队要在战斗中取胜，除了物质上的保证外，政治思想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他还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一文知道了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这些深刻的道理，鼓舞了斗志，激励了土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4年初，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导致红一方面军接连受挫。红军经历的凤翔峰。三岬峭、乾昌桥等一系列战斗，有的打成顶牛，有的中途撤退，只有三岬嶂战斗打得出色。我一军团以一营的兵力，顽强地反冲锋，与敌拼搏，在全团只剩下108人的情况下，与敌激战，终于打垮了敌人94师多次进攻，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写下了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聂荣臻抓住这一典型战例，撰写社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发表在《红星报》上，号召部队向一军团学习。这篇文章鼓舞了红军战十的斗志，使士气低落的红军战士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聂荣臻不仅积极地在报刊上撰文，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士兵斗志，而且还注重从报纸上吸取信息，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1935年9月，在红军长征途中，聂荣臻与左权指挥红四军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后，进驻哈达铺，细心的聂荣臻从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阎锡山的部队正在“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才知道陕北还有块根据地，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此时毛泽东也看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报纸，这消息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带着这支不足万人的红军队伍向陕北进发，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聂荣臻同志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一生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每天不读报，不听文件，就感到政治饥饿。1987年，戎马一生的聂帅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由于年高多病，很少外出，但他仍坚持几十年养成的关心国家和人民大事的好习惯，每天上午读报，下午听文件，始终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心连心。在聂帅逝世的5月14日这天，他精神尚好，上午与往常一样，安静地听工作人员念《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下午又继续听工作人员念文件，到21时30分，聂帅在临睡前还在问秘书，《军事文选》编辑出版工作进展如何，“八一”南昌起义、红军诞生等几篇重要文章是否收进去了？秘书告诉他正在印刷，今年八一建军节一定出版。聂帅高兴地点点头说：“这就好。”22时43分，聂帅带着对报刊工作的无限眷念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共和国的最后一位元帅与世长辞了，但他对报刊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动人事迹却长留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