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启示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反映和体现，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作风最好的时期之一，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一系列举措，为党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夯实了基础，也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

抗战时期，随着环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系统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形成了一整套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明确提出“党风”的概念并揭示其科学涵义。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最早提出“党风”概念的是毛泽东。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这里所说的“党风”，还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党员及党组织在组织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逐渐形成了更为广义的“党风”概念。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这里所说的包括“学风和文风”在内的党风，就不单指党员及党组织在组织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也包含了全体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这进一步丰富了“党风”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随后，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并把这三大作风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二是把党的作风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党风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党风问题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内生活和党群关系上的生动表现，而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党的三大作风，表现了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正确对待人民的态度，正确对待自己的态度。同时，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又是个党性问题。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最高利益的集中表现。党性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基础，是党风的内在根底，而党风是党性的反映和外在表现。

三是把党的优良作风看作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保证。如果党风端正，党就能在贯彻实施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中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能坚持走群众路线，及时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反之，如果党风不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盛行，即便有最好的政治路线，也不能贯彻实行。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3]

抗战时期，正因为我们党对党的作风重要性认识到位，始终不渝地抓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才使党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党员干部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明显变化，但树倒根存，一些穿着隐身衣的“四风”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党的作风建设始终是摆在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顿，要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二、必须把握有效抓手，做到教育、整顿与监督相结合

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其中教育、整顿与监督相结合，对改进党的作风影响极大。

一是坚持教育为先。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作风问题的实质是思想意识问题，是政治品格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改进他们的作风，首先在于教育。抗战时期，针对在大量发展党员中出现的一些新党员对党的性质认识模糊，对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纲领、基本理论知之甚少，有的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意识等新情况，针对有些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等实际情况，全党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纲领教育、党性修养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等，帮助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与理论素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变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

二是扎实开展作风整顿运动。抗战时期，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作风整顿运动，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延安整风是我党建设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端正了全党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延安整风实质上又是一次对全党进行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它创造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对推动党员教育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为这之后通过整党整风加强作风建设提供了参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4]

三是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监督。抗战时期，初步形成了党内外和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体制，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参议会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党外人士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七位一体”的监督体系，以促进党的作风转变。如在党内监督方面，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设立党内监察机构的具体条件和职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在各解放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又明确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在党外监督方面，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的“三三制”，这一制度确保了党外人士可以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经济生活，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批评和检举。

实践证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抓手，教育、整顿与监督三管齐下，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清除党内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及其他党派的联系。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同样需要采取教育、整顿与监督相结合的举措。通过教育，不断提高全党对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明确作风问题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通过整顿，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顽症，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形成监督的强大合力，使党员干部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保证权力能够正确行使。

三、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

领导干部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其作风如何，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抗战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是党中央对领导干部及时提要求。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明确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5]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尖锐指出，要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 [5]，给全党敲响了警钟。随后，毛泽东又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二是党的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带头奉献，不求索取，不搞特殊化，和群众一样过艰苦的日子。如在陕甘宁边区，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都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每月薪俸为180元，而边区的县长每月津贴仅为2.5元。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八元，各县行政工作人员生活费普通都在十元左右，一切个人的应酬、膳食、衣服且均为自备，而许多廉洁的县长还节约其生活费之一部捐助于抗战或群众团体”。 [7]在大生产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人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打柴烧炭、开设作坊，努力解决衣食供给和办公费用，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的山沟开垦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

三是各级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学习、调查研究、批判与自我批评等各个方面都能以身作则，给全党树立好榜样。在学习方面，自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要求和任务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迅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央领导率先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历史，并注重改进学风。在调查研究方面，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挂帅，开始组织具体的调研工作。中央机关、边区政府与各群众团体立即行动，组团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顾花甲之年，率领20多人，分成若干小组，对延安甘泉、富县进行调研。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如在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非常深入、直率的自我批评，他还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抗战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廉洁奉公、不搞特权、关心群众等好作风，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人民群众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同样需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都是在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8]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并通过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四、必须发挥制度威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抗战时期，针对一些制度不严密、不健全等问题，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及时从政治组织、廉洁从政、干部管理、财政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制度规定，使沾染不良倾向的人无空可钻，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在政治组织制度方面，鉴于张国焘分裂党、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教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相违反的意见；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党员应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避免任何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1941年6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树立大公无私、忠实朴素的道德品质，形成实事求是、力戒肤浅的工作作风，以此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这些制度规定，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优良作风的形成。

在廉洁从政制度方面，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作为重要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8月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该发放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十种行为均为贪污。1941年5月1日又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要求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严明政纪，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于1943年4月和5月先后颁布了《政纪总则草案》和《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包括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惩贪条例》或《暂行办法》，规定都十分清楚而严格，使反腐倡廉有章可循。

在干部管理制度方面，1939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1943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各机关内部干部调整的规定》等。这些制度对干部的选拔、培养，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任免权限均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规定干部考核分平时、定期和临时三种，考核内容之一就是是否廉洁奉公，考核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在财政经济制度方面，为了开源节流，保证经济上的廉洁，应对财政经济日益困难的考验，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特别注意认真严格地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发扬艰苦作风，厉行节省。为了堵塞财政工作中的漏洞，各根据地还强调必须统一财政，健全统筹统支制度、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村概算制度、税务制度、金库制度、仓库管理制度以及各机关团体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这些制度既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又利于集中一切财力和物力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总之，依靠制度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抗战时期我们党总结的一条重要经验。各项制度的健全与落实，有效扼制了不正之风的蔓延，造就了各抗日根据地朝气蓬勃、清正廉洁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9]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依旧需要发挥制度威力，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等问题反弹。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党建工作系主任、教授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3］《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7］《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第3卷第2期，1938年10月30日。

［8］《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