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 基本经验和历史贡献

聂荣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37年11月他在五台山临危受命，率领3000名武装力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堡垒，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聂荣臻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是以长期的武装斗争和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战胜敌人的，是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被提到战略的地位，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抗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从抗日的形势、任务和我军的实际出发，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向着敌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态。”【2】193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 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3】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出一封电报，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4】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由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日军已经占领的晋察冀边区作为八路军在华北开辟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是由我党和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及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政治条件和日军占领华北后的紧迫形势决定的。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北平至汉口）、平绥（北平至绥远）、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它象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钳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降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5】

1937年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11月18日，军区指挥机关迁至阜平县城），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全区共辖39个县，其中为我军控制的县城有10座。晋察冀军区的成立，振奋了这一地区广大军民的抗日精神。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在很短时间内，各军分区部队发展迅猛，再加上新建的游击队，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与此同时，各区县抗日民主政权也纷纷成立。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在阜平县正式宣告成立，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10月先后两次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围攻，巩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还相继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并妥善收编改造了杂色武装。这样，在西起同蒲线，东临渤海湾，南自沧石、正太路，北至古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山地、平原、丘陵、湖泊相互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80个县，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基本经验

聂荣臻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被誉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7】，其经验“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8】，是“沦陷区民众抗日斗争的导标” 【9】。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电聂荣臻和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指出：“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坚持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0】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说明，地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区，没有险峻的山地，没有天然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群众的依靠，即使有高耸的山岳，良好的地形，也是不能生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屹立于敌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动群众的成功。

要想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党的政策又是决定的因素。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呢？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就客观条件来说，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政治觉悟是党发动群众最有力最广泛的政治基础。从主观因素来说，是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整套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实质上讲，就是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只讲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不讲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要发生右的倾向，农民群众连起码的衣食住条件都不能保证，就无从谈起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相反，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 就会导致“左”的错误，同样会严重削弱抗日力量。依据这样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同时保持基本群众的优势，使统一战线得到日益加强和巩固。由于政策的正确和稳妥，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涣散状态，普遍地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二）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中心问题。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单靠主力兵团也不行，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坚晋察冀根据地实行的是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互配，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

主力兵团是人民的“子弟兵”,它肩负着消灭敌人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保卫晋察冀、保卫祖国的重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及基干游击队，支援主力兵团作战。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坚持了抗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军队依靠人民，建起了一整套通信联络和侦察情报的网状结构，进行了良好的战场建设，军队寓兵于民，寓粮于民，寓衣于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人民武装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各种作战方式，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敌人视根据地为畏途，一旦进入根据地，就成了举步难行的聋子和瞎子，必定在军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敌人妄图制造“无人区”，把我军与人民隔离开来，但是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它的妄想总不能如愿。

（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晋察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对复杂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全区和每一小根据地逐步设立了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全区是北方分局，各地区是区党委（个别是特委）、地委，作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党政军的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战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来，协调起来，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边区各级党，一直把坚固与严密党的组织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边区党组织就遵循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方针，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恢复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随后从纽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并于1942年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使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

（四）积极进行根据地政权建设，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这是因为，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混乱。另一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至于贯彻各种政策法令， 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机构，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

财政建设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财政建设中执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的成功，使根据地经济在最艰苦时期仍具有健康的、持久的耐力，不仅为支持根据地持久抗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力量，也取得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重大胜利，挫败了日军掠夺华北“以战养战”的阴谋，加速了敌伪经济的崩溃，成为加快日军在持久战中必然灭亡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但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为以后党全面管理国家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不仅在敌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机构，而且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政策，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展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雏型，并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准备了条件。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贡献

聂荣臻领导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一面旗帜，不仅成为了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而且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政治上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充分调动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面对晋察冀地区国民党旧政权基本上瓦解，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的局面，聂荣臻认为应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这样才能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同时，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支持才能在晋察冀站住脚，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这个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40多个县的政府代表，有100万群众团体的代表，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和尚、喇嘛等宗教代表和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群众运动、妇女运动等7个决议案，使晋察冀的各项工作有了初步的行动准则。15日，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了边区政府组织法、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区村镇公所组织法及区村镇长选举法等法律、法令。3月，边区政府宣布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边区的一切人, 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外, 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的自由;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武装自卫的权利。边区政府成立后，建立了8000个乡村政权，发动群众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都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这些代表或干部大多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11】

（二）军事上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十分凶恶和异常强大的，只有用武装的革命才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只有3000名武装力量，兵力十分单薄，形势非常严峻。聂荣臻认识到必须发动群众参军，他指出:“除了发动民众之外，显然没有第二条道路。”【12】

通过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抗战热情高涨，踊跃参军。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成立了4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下辖3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一些群众团体，自它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仅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就达1.5万余人，工人救国会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还有“阜平营”、“回民支队” 等。

另外，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根据地创建之初，杂色武装即多又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共产党有八路军，他们自称是“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面对这种情况，聂荣臻针对不同性质的武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到1939年底，经过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销声匿迹。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3个军分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13】

（三）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努力发展生产

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规定了“二五减租，一分减息”的政策，即地主的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的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10%。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还规定军需粮款实行“合理负担”。开始时不分贫富，按每户全部收入折米计算，每户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征，一石五斗至二石的征收3%，二石一斗至三石征收5%，以后每增加一石增1%，直增到20%为止。经营工商业的，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现金或实物。后来在实行中降低了免征点，使负担面扩大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以上的两项措施，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 也适当保护了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 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提高了农村生产力。边区农业的产量很快提高, 普遍获得了丰收, 保障了人民的粮食和部队的给养, 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更加强了边区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

聂荣臻十分重视大力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颁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让根据地的人吃饱肚子, 粮食坚壁起来也容易些。号召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多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边区在1938年初就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济, 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 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 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活动。边区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和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造纸、面粉、文具等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军事工业发展到能翻沙、铸弹、修理枪炮, 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四）文化上大力加强边区的文化建设

聂荣臻认为文化工作可以起到打进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 在对敌斗争中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14】

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指示限期内恢复各地的小学。为此，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到1938年，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抗大二分校和抗战新中国成立学院。到1939年底，边区有大学3所，中学6所，小学1万所以上，中小学生共40万人以上。【15】

边区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救国报》、《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新长城》、《学习半月刊》等报纸和杂志。这些报刊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由最初的几百、几千发展到几万份。这些刊物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成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宣传鼓动工具。聂荣臻高度赞扬这些刊物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6】

此外，边区还成立了“抗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等10多个正规的职业剧团，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演出了大量的优秀剧目，极大地起到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3］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4］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5］《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6］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8］《毛泽东军事活动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1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1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页。

［12］黄艳：《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贡献》，载《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13卷第3期。

［13］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4］《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15］黄艳：《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贡献》，载《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13卷第3期。

［1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