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垂青史 大地皆碑——缅怀聂荣臻元帅

周文龙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颗帅星聂荣臻同志与世长辞了。追亿在聂帅直接领导下度过的难忘的日日夜夜，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那谦虚谨慎的品格，那奋斗不息的精神，那运筹帷幄的才干，特别是对我军后勤建设的支持与关怀，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是1933年2月，我任红二十一军作战参谋。当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刚刚拉开帷幕，我红军第二十一军配属红一军团在江西家黄县以南山区设伏。2月27日，战斗在登仙桥打响，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顺利，仅用了一个下午，便全歼了前来进犯的国民党第五十九师一个团，俘虏了敌团长，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凌晨1点，军长秦淮州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信，让我立即动身，尽快和一军首长取得联系。我当即带了两个传令兵，趁着夜色出发了。赶到一军团时，太阳还没有升起，只见一军协和的军兵们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打听，才得知他们在搜山打扫战场时活捉了敌五十九师长陈时骥，军团首长正在同他查询问话。

我按着他们的指引，找到了军团部，推开门，屋里站着一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朴素的灰布军装。我估计这可能是聂荣臻政委，乘他问话之余，我进去向他敬了个礼，把信交给他，聂政委看过信后，请我坐下，详细询问了二十一军的战果情况，伤亡多大。我如实作了汇报：共消灭敌人600余人，自己伤亡160余人。他听，微笑着点点头说：“回去转告你们军长、政委，你们的仗打得很好，要抓紧时间休整，就地待命。对于部队的战斗减员，可以找一些俘虏来补充，要有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这次见面虽然时间很短，但聂帅那平易近人、胸有成竹的言谈举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到聂帅，已经到了1938年秋天，我从红大毕业留在抗大总校校和部任部长。这天，罗瑞卿副校长陪同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来到抗大，他召集一些抗大干部、教职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主要是请聂司令谈谈抗大军事课程的设置。聂荣臻同志深刻阐述了敌后抗日战场的特点，并列举了一些生动的战例，强调提出：抗大的军事课程，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联系敌后山地游击战的实际，把培养学员的指挥作战能力放在首位，切不可搞一般化的军事教学法，要注重实际教学，廖廖数语，言简意赅。临走时，聂司令得知抗大经费比较困难，又代表晋察冀军区送给抗大2500元法币，鼓励我们多为前输送优秀的军事人才。

不久，抗大总校奉命东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建校。聂司令员得知抗大总校路经晋察冀地区，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做好抗大总校物资补充和迁移的护送工作，掩护他们安全度过封锁线，不能损失一个人。

1939年9月20日，东迁的抗大总校到达晋察冀区所在地——阜平，聂司令员在阜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热烈的欢迎总校领导干部会。随后，聂司令员又指示为抗大4千多名学员和干部，每人换发了一套新棉衣。全校人员对军区亲切关怀十分感激。

1948年5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了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我先后任军区供给部部长、后勤部部长，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初，我一直在聂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亲聆聂帅的教诲，受益匪浅。

1948年冬，淮海战役前夕，聂帅派我去石家庄后勤办事处负责工作，郑重地指出：目前，全国南北各地都在展开凌历攻势，华北是连接南北战场的桥梁纽逞，华北石家庄后勤办事处，一方面负责淮海战役物资的有力支援外，还要准备向太原和平津以及部队向大西北挺进的一切支援，同时，也要负担起一部分四野南下的保障任务。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供应的物资要充分，要做到倾库而出、竭尽全力，把最好的东西优先供给友军，不要留着，聂帅一席话，以及他那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坦诚大度的胸襟，给我以深刻的教育，至今难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第一批抗美援朝部队雄赳赳地越过了鸭绿江，奔赴前线。紧急筹措大量作战物资，保障前线供给的艰巨任务，再一次落在了聂帅的肩上，他当时既是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又同时担任了华北局第三书记、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一人身兼六职。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他那“全军一盘棋”的思想体现得更加充分。当时，聂帅指出：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还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供应保障的一部分工作由华北军区后勤部兼做的。那时我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和兼政委。为此，聂帅多次告诫我们：“当前，要尽力满足前方需要。凡途径华北的入朝部队，我们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他们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这些工作每次都由华北局、华北政府和华北军区联名做到了。

部队入朝后，粮食、弹药、冬服、运输车辆、药品问题的电报如同雪片一样催促着我们，忙得我们昼夜难安，废寝忘食地奔忙。聂帅也和我们一样心焦。后来，他让杨立三同志（军委后勤部长）和我搬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旁另一间房子办公，同他的秘书安东同志一起工作。这样就更加便捷对急待请示的后勤保障问题的解决。

干粮是入朝部队急切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周总理和聂帅亲自抓这项工作，并由政务院下达动员令，军队和地方全力保障。一时间从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乃至长沙都架起大锅炒大米支援前线，我们各大军区机关、部队、家属都踊跃参加这项工作，机关科处班组层层有定额，大家夜以继日地炒，不少人抄的手都起泡了，一共炒了几十万斤供应前线，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一把炒米一把雪”的同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部队入朝时值秋尽冬临，瑟瑟袭来的寒风，使部队御寒用的棉服也成为当务至包，仅周总理和聂帅为棉服问题就电话催问我们五、六次之多。我们把军队被服厂、国营被服厂全部发动起来。短短几十天，共赶制出志愿军冬服215000套（其中东北10万套，华北11.5万套），使志愿军战士很快都穿上了棉衣。

1951年秋的一天，我到聂帅家去请示工作，一进门，刚好碰到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总参二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后来任副总长），我和克农同志是在延安认识的。聂帅以为我们不认识，还特地为我做了介绍，克农同志笑着朝聂帅摆摆手说：“不用介绍了，我和文龙同志是老相识。”我问克农这这里做什么，克农不说话，扯着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只见里摆满了各式棉鞋样品，有布棉鞋，皮棉鞋、帆布棉鞋、挂胶棉鞋、大头鞋，还有一些高筒靴……这时，克农同志才告诉我，他是被聂帅请来发“参谋”的。“你到底看中哪种样式？”我问。不等克农同志回答，聂帅已经走进来，指着一双帆布棉鞋，“克农同志认为这种样式好，经穿，耐潮，不怕泥水，跑起来轻快，脚又不臭。你看不是有和有关工厂商量商量，我们就投产这种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聂帅为什么要让我把各种鞋的样式都找来。据说，除了克农同志外，每位从朝鲜线回来的领导，他几乎都征求过意见。这是为了制作棉鞋更加适合作战实际。

为了加强后勤运输保障，聂帅让华北军区从刚组建不久的5个汽车团，抽调了3个支援前线，还让华北军区后勤组建的一个分部也调到了前线。对伤员的后送治疗聂帅也非常关心，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减少致残率，聂帅特地把我找去，再三叮咛：凡重伤员，最好由会北军区和东北军区接收，轻伤员可转到南方的一些城市去。当了解到，北京地区军队医院无力再接收伤员的情况时，聂帅请示周总理批准，特批将北说协和医院腾出部分床位，专门接收朝鲜战场下来的重伤员。对转送到南方去的轻伤员，聂帅也细心关切地告诉我：每一列运送伤员的列车路经此地时，都要有专人慰问作好迎送工作。特别嘱咐给列车上的伤员要有充分的营养品和便于消化的牛奶稀饭等的供应。

聂帅对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为了保障前线的各种后勤物资及时供应，提高工作效率，那时，每天从前线来的电文很多，聂帅对每一封电文都要过目，而且看的很细，除了和总参计划部的同志一起分析，提出作战部署外，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究筹措各种作战物资，大到枪支、弹药、干粮、衣裳，小到水壶、手套、袜子、鞋帽，他都亲自过问，并时常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他每个白天几乎都是在不停地一会、研究工作，看文件，接电话中度过的，经常忙得忘记吃饭。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还要到毛主席、周总理那去汇报工作，紧张的时候几天都睡不着觉，办公室的台灯常常彻夜通明。他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被送进医院后，他也依旧想着工作，经常把我们叫到医院去，了解情况，心系前方将士，指导工作。事后，聂帅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也是最累的一个时期。他对革命事业表现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聂帅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威震一方的赫赫名将，新中国成立后，为加速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聂帅提出：如今大部分部队都安定下来，我们不能再象战争年代那样走到哪住到哪了，部队要搞建筑，要有自己的营房，自己的训练场所，自己的院校。再也不能军民杂居了。

在聂帅的亲切关怀下，华北军区专门成立了建设委员会，抽调了三分之一的部队参加营建。从地点选择、营房设计、工程质量、聂帅都亲自过问、审查，仅两年时间，便完成了300多万平方米的营建任务，为11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炮兵师、4个坦克训练团建造了相应的驻宿和训练场所。同时建成的还有6所医院、8座疗养院。这些营房设施都是经他指示和作出布置的。倾注了他的心血和辛劳。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军的军服，无论颜色还是工样都不统一。为此，1950年春，聂帅趁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开会的机会，让华北军区后勤部制做了十几种服装样式，在春藕斋前厅搞了一个军服陈列展览，请军委和各大军区领导提意见。革命战争胜利后，聂帅对军队后勤建设和战时供应作出了巨大贡献。

聂帅不仅对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大事事必躬亲，对革命后代的培养也很关心重视。早在解放战争年代，他就曾经建立过一座小学。共和国成立后，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如今，革命胜利了，生活安定了，很从干部考虑结婚，结了婚以后要生孩子，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筹建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是关系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临走，他又特别嘱咐我：学校建好后，要优先接收烈士子弟，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对他们要格外照顾好，培养成人。还有，对于那些父母受命出国去执行任务的孩子和军委直属队的干部好女等于也要优先接收。遵照聂帅的指示，我用280匹市布买下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乐家花园，在此筹建了当时被外国友人称为东方最大的小学——“八一”学校，随后又相继建成了“七一”、“育英”“红光”学校。如今，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的孩子们，不少已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材，每逢校庆，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总是格外怀念敬爱的聂荣臻伯伯。感激聂伯伯对他们抚育成人的恩泽。

1955年秋，我奉命从部队调到石油部，直到““文革””后才得重新回到部队工作。这期间虽然与聂帅接触不多，但聂帅对我的教诲却终身难忘。

敬爱的聂帅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高山仰止的崇高思想，那不朽的历史功勋，将永远铸刻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