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火箭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运载火箭专家忆聂荣臻元帅

孙学中 刘林宗

长期主管国防尖端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逝世噩耗传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职工们，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与共和国导弹、火箭事业同步成长的不少专家，对聂帅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情不自禁追忆起几十年来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历历往事……

戈壁滩上难忘的一幕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佩了一条黑领带，表示对聂帅的哀悼。他怎么也忘不了1966年10月的一天。他慢声低语道：

1966年10月27日，在聂帅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中国在本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当时聂帅担任试验队临时党委记，我任一分院试验队队长，也是临时党委委员、导弹武器技术协调组组长。发射前夕，发现“落点测量队”虽在安全区，但距靶心还是近了。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真枪实刀的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核导弹在发射场爆炸，或者发射后偏离轨道，中途看掉下来，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聂帅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测量队撤离到更安全的地带，确保“万无一失”。在我的印象中，聂帅工作雷厉风行，非常果断，总是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记得那时正值深秋，弋壁上的风带着丝丝寒意，67岁的聂帅身着一件绿色军大产，仔细地听取发射前的工作汇报。导弹加注前，临时党委特别考虑到聂帅的安全，做出决定让他进防护掩体。眼看加注时间到了，可聂帅还在外边察看。发射团长着急了，问我是否加一。我说：“聂帅不撤至安全区，我们就不加注。”过了一会儿，基地司令员把我喊去，要我去请聂帅回安全区。我说：“这件事该你司令来办，我去算什么？”他答：“聂帅尊重家，你去嘛。”我“奉命”行事，先给聂帅敬个礼，然后说：“该加注了，您在这里，我们只好中止；您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加注了。”聂帅问：“这是谁的？”我回答是党委定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又细心地察看一番才走向安全区。

导弹起飞了，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白烟。很快落区报告：弹头精确击中目标，并成功地实施核爆炸。这时，聂帅高兴地热烈鼓掌，满面笑容地招呼大家一起照像。在西北弋壁阿宝山前，以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为背景，我们在场人员兴奋地与敬爱的双帅合影留念。

说到这里，谢光选拿出一本精致的像册，翻开第一页，说：“看，这就是聂帅！”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专家，静静地端详着珍藏了20多年的合影照片，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深切的思念之情。

深情的信任与鼓励

六十年代初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火箭卫星工程总指挥的任新民深情回顾道：在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创建和发展的风雨历程中，聂帅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特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泄气。有两件事，虽然发生在六十年代，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在发射试验中出了故障。发射之前，该型号由于细长，竖立在发射台上随风摇摆。一位领导开玩笑说：“怎么像林黛玉一样，摇摇摆摆，扭扭捏扭的。”实际上，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设计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弹性振动对稳定系统的影响。发射没有成功，人们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

一些同志对自行研制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有人对能否自行研制火箭发动机表示怀疑。主管发动机研制的我，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而且回国后不久便参加了此项工作，但仍感到压力很大，精神也很紧张。这时，聂帅出面说，在前进道路上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他鼓励我们科技人员说；“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负，大家要振奋精神，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争取下一次成功。”

在这种时候，聂帅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最怕的不是研制中有什么困难，而是组织上是否信我们。聂帅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尊重人家。”聂帅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科技人员顽强攻关，后来用较短时间研制发射成功国产第一枚中近程导弹。

第二件事是：那次试验出了故障后，聂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明确指示。他要离开基地时，我们为他送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还专门对我说：“不要紧，下次好好干就行了。”他这么一讲，一下子把大家的劲都鼓起来了。

元帅与中尉翻译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航天工程学院教授赵之林，在沉痛缅怀聂帅之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

那是1956年的夏天。在聂帅办公室里，以苏军在华总顾问、炮兵上将沙夫琴柯（夏伯阳元帅手下的炮兵主任）为首的代表团，正在与我方就移交我军第一枚战术导弹P-1成套设备举行会谈。总参一位同志和我共同担任翻译，当时聂帅在座，他一言不发，却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苏方关于P-1导弹性能的介绍。

当介绍到火箭动力系统的结构时，许多俄文名词过去我们没有见过，因而无法及时翻译出来。性格急躁的沙夫琴柯上将脸上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这回可把我急怀了，心里“呯呯”紧张地跳个不停，不知如何是好。聂帅看出气氛不对，就对主持会议的安东秘书长说：“会议暂停一下，大家休息15分钟。”然后转过头来，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中尉同志，不要着急嘛，那些不懂的技术名词，可以去查查字典”

聂帅的话，使我们两位翻译十分感动，极端紧张的精神状态顿时得到缓解。这场历时一个上午的会谈圆满结束后，双方首席代表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苏方代表团离去后，聂帅微笑着，用他那浓浓的四川话说：“你们翻译得很好，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火箭技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但我相信，你们这些年轻人善于学习，很快会掌握这些的。”

永志不忘的教诲

火箭技术专家，研究员朴龙套（朝鲜族）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聂帅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196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担负着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任务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已经齐套的中程导弹合练弹要运往发射基地，领导上委托我做为领队，第一设计部吴玉石、院科技部郭绍贵为副领队，执行合练任务。

我们三个“小罗卜头”带着全套装备，致函位于大西北戈壁滩上的酒泉试验基地。没想到聂帅突然来视察，他仔细地观察关瞳品高兴地说，这是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对于那次发射能否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针对这一种疑虑，聂帅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成攻难免，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有了老五院的‘三严‘（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作风，肯定是失败少于成功多。”

当时聂帅已经67岁，我刚刚31岁。聂帅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很高兴。我们的事业有了接班人。他看了塔轲和全部品后，在要离开的时候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旁边一位同志介绍说：“他叫朴龙奎。”聂帅接着立：‘是不是朝鲜人？’又说：“晋察冀有个白求恩，你们朝鲜人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一个是武挺将军，还有一个郑律成。”

我对聂帅解释说，我是中国人，在朝鲜出生，在中国长大。聂帅笑道：“那么，朝鲜是你的生母，中国是你的养母，不管是生母还是养母，都是你的母亲，都要为他们做贡献。”聂帅的教诲，我没齿不忘，是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聂帅的教导使我成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专家。我要继承聂帅遗志，更好地工作，以无愧于祖国母亲。

火箭研制工作的开拓者

长期担任运载火箭研究院技术领导工作者的著名火箭专家屠守得回忆说，我们的导弹研制机构是聂帅亲自筹划组建的，建院方针是 聂帅提出并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的；火箭研制工作由仿制转入自行研制，是聂帅倡导了“爬楼梯”的思想，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屠守锷接着说：1957年2月，我来到国防部五院。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已明确发展导弹和火箭的研究是一个重点。五十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苏联也只同意接受50名留学生，不愿进行具体的技术援助。所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剂、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聂帅认为，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虽然落后，但只要很好地把力量组织起来，还是有可能独立进行研究的。因而，将工作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

1956年7月，因为国际形势的演变，苏联表现出在新技术援助方面有些松动的意思，聂帅对周总理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总理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聂帅就这样及时捕捉住这个机会，积极活动，终于促成了一交中苏谈判。

1957年9月，他与陈赛、宋任穷等率团去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当时，我做为代表团顾问之一参加谈判。苏联答允给我们的援助，虽然只是几个旧的型号和供仿制用的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了相应的专家开展工作，但对我们在较短时间内组织起一个生产导弹的协作网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在仿制过程中，根据聂帅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认真地跟苏联专家学习，掌握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积极设法自行研制符合技术要求的新材料，新的元器件，使全部生产最终能立足于国内。

记得建院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寒风袭来，住在军用帐篷里的人缩成一团。聂帅来到南苑我们住地后，仔细察看，然后说：“如果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命令第二天解决问题。聂帅对于培养人才十分重视。他说：“要像国家培养乒乓球选手一样，使优秀人才能够更快地顺利地成长，并且大力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乒乓球出了庄则栋、丘钟惠，我们科学技术界难道不应该出更多的庄则栋、丘钟惠吗？”

聂帅曾说过：“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这个工作（指行政工作），也就是做人民勤务员的工作，我自己就是个勤务员。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研究工作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保障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是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好好地认真地去做，把这种服务工作当做是我终身的光荣任务。”这朴实的话语中，映照出他多么高尚的品质。

实现遗愿 告尉聂帅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发射“澳星的”“长二捆”火箭总指挥于龙淮，正在紧张地忙于8月间重新发射“澳星”的捆绑火箭生产。谈起聂帅，他难忘十六年代初一次发射的背景：

那时，我身为某型号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第一次来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参加这次试验。由于故障，发射试验没有成功。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天，在部队的礼堂里，聂帅把参试人员召集在一起，告诫大家，搞科学试验失败，不足为奇，不要气馁，要再接再厉。要总结经验，取得成功。

聂帅的这番话感人肺腑，几十年来仍在我的耳畔萦绕。今年3月22日，我院制的“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由于一个微小的多余物，使发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发射失利的日子里，聂帅十分关切故障处理情况。现在，故障原因已完全查清，重新发射在即，我们将铭记聂帅的亲切教诲，用发射成功的喜讯，告慰聂帅的在天之灵。

长期担任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领导工作，在组织型研制和指挥发射任务中做出卓越贡献的老院长张镰斧，含泪写下了《悼聂帅》的文章。他说：“回顾中国现代火箭事业的创建和发燕尾服，火箭研究基地的建设，研制队伍的成长壮大，无一不是他老人家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统率我们取得的。今天，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先列。这是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的硕果。他是我们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我们最尊敬和最爱戴的元帅。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1992年6月《辽源望周刊》杂志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