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聂帅的关怀和教诲

孙 毅

今年5月14日，我最敬重的、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溘然与世长辞，那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回忆起跟随聂帅战斗过的日日夜夜，一件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聂荣臻同志，是1935年10月。那时，红军长征到达套通，部队重新编队，取消陕甘支队番号，恢复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任一军团政委，我从撤销的三军团调到一军团任教育科长。一天，我利用休息时间，搞了一次班攻防演习，前后两个多小时，还刮着大风，聂荣臻同志亲自到场观看。演习结束后，他首先听我总结讲评，然后走到队伍面前，对部队进行了鼓励。他那风趣、幽默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在直罗镇战役中，我随同聂荣臻同志执行任务，紧随其后，亲自目睹了聂荣臻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那天夜里，我军将敌人团团包围，中央红军担任北面、西面和东面的进攻，徐海东的两个师担任南面的进攻。拂晓时，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指挥所，我看到毛泽东走到聂荣臻面前说：“布置好了吗？”“好了！”聂荣臻回答。“开始！”毛泽东一声令下，部队像猛虎下山一样，翻过一几座土山，一下子冲进直罗镇，到上午11时左右，战斗基本结束。敌一O九师除500余人退出土寨负隅顽抗外，其余全部被歼。

1936年12月，我任一军团副参谋长，不久，担任一军团参谋长。1937年1月一月下旬，一军团进驻旬邑县拱河镇一带。在这里，部队的粮食供应遇到了困难，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派我到西峰镇交涉一军团粮食问题，临出发时，聂荣臻握着我的说：“老孙，部队没有粮食吃可是个大事，你一定要克服困难，把粮食搞以手。”我说：“政委，你就放收吧！”我利用老乡关系，妥善解决了部队的粮食问题，受到了左权和聂荣臻同志的称赞。

部队在拱河镇住卫7个多月，集中精力搞训练，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训练开始时，聂荣臻对我说；‘参谋长，这次训练由你主管，你就大胆放手干吧！’“五一”节那天，组织各师团营连进行了军政比赛，左权、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邓小平都上了检阅台。当他们看到战士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个个像小老虎时，对部队几个月来的训练表示非常满意。在检阅台上，聂荣臻高兴地对我说：“老孙，看来部队训练和不训练确实不一样。这几个月真把你累坏了”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为适应抗日的需要，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1937年8月我军进行了改编，一军团编为八路军第一五五师，聂荣臻任副师长，我任三四三旅参谋长。因师参谋长周昆未到职，我仍住在师里，遂行师参谋长的职务。

1937年9月24日，平型关战斗打响。在这之前，我随聂荣臻带军区直属部队，从原平进到阜平，又由阜平进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集结待命。在上寨镇，我们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动员会。会上，聂荣臻作了深入动员，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他讲之后，我补充讲了部队进入埋伏阵地前后的注意事项。25日早晨7时，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我师部队立即居高临下向敌展开了猛烈袭击。在战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我看见聂荣臻拄着个棍子，带着3个通信员，翻山越岭到杨得志那个团坐指挥去了，一直到战斗结束才回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带着胜利的喜悦，立即起草了给毛主席的报捷电报。当天晚上，我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条土炕上，因为胜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就同聂荣臻聊了起来。我说：“政委，你今天够累的吧？”聂荣臻爽朗地回答：“打了胜仗就不觉得累了。战斗胜利，情绪高涨，累了就消失了。”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我更来精神了，我们干脆不睡了，披起衣服，一直聊到天明。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一一五师随营学校改为教导大队，聂荣臻对我说：“老孙呀，你办教育有经验，你还是到教导大队去吧。”我说：“同意。”于是我接替陈士榘，担任了教导大队大队长。教导大人下属于思维的个队，每个队100多人，共1200多人，均是班、排、连三及干部。两天之后，根据聂荣臻指示，我带着教导大队和电台，深入到阜平、行唐、灵寿和平山一带，宣传抗日、筹款和扩大红军。

1939年老3月，我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同聂司令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聂司令公而忘私，为革命几过家门而入，这在当时晋察冀军区传为佳话。聂司令同张瑞华大姐是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结为伉俪，感情深厚。由于当时聂司令正忙于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顾不上个人的私事。一次，司令部值班室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聂司令员收”。聂司令当时外出开会，值班员以为是急办的公事，就拆开看了。原来这封信是张瑞华寄来的，张大姐在信中说：大禹治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你这位司令员是几次路过我这里也不来看我……

聂司令身居高位，工作很忙，但他对干部的思想和生活却十分关心。我和老伴田秀涓的结合，就是聂司令和张瑞华大姐促成的。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是很多的939年夏天在河北省唐县的和家庄，聂司令找我谈话，他十分关切地对我说：“老孙，该找一个对象了吗！边区的妇救会主任田秀涓各方面都不错，是不是代人说一说呀，牵个红线，作为革命伴侣，你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嘛！”

田秀涓在家是田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同志们老亲切地称她“大田”。在聂司令的鼓励下，我给“大田”写了一封信，由张瑞华大姐转了过去，这桩婚事最后真的成了。如今52年过去了，我和“大田”已过了金婚，现在是儿孙满堂，生活美满幸福。我很感谢他们夫妇两个，他们红娘当的好哇！

1940年7月1日接到命令，调我到坑大二分校担任校长兼任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长。到任前，聂司令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老孙，你是军训练专家，到校后，一定要把学校的训练抓上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或军委报告。”到校后，我根据聂司的指示，对学员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1944年3月，聂荣臻在延安给程子华写信，信中说，孙毅在学校呆的时间不短了，是不是叫他出来锻炼锻炼。不久，我接到命令，离开抗大二分校，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担任了司令员。10月，我向程子华提出：“我想趁机到延安学习一两个月再回来。”程给聂司令发电报请示，聂回电同意。10月中旬，我同其他十几个同志，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到达延安。我首先去见了聂司令，他关切地对我说；“先在招待所休息几个月，再到党校去学习。”随后把我安排在军委干休所。

1945年4月下旬，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50多天，聂荣臻是晋察冀代表团负责人。在补选代表时，把我补成了正式代表，把我老伴田秀涓为候补代表。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前，聂荣臻提名推荐吕正操为候补中委候选人，吕婉言谢绝，认为应该推荐老同志。聂荣臻对我说：“孙毅，你帮我做做吕正操的工作。我说：“我来试式。”于是，我几次找到吕正操，反复做他的工作，最后他同意了，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10月我离开延安，原确定到冀察军区任司令员，后情况变化，让我到冀中军区代理司令员。1946年7月，我接到命令，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中旬，敌5000人向军区重镇胜芳进攻，我冀中军区英雄抗击，聂司令及时给予指示，并将掌握的敌人情报提供给我们。在连续9昼夜的胜芳保卫战中，我毙伤俘敌1500余名，击毁敌坦克三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蚕食进攻气焰，振奋了军民反蚕食斗争的信心。聂司令员及时发来电报，通令嘉奖我保卫胜芳的全体指战员。

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春节我都要到聂帅家里去拜访。1962年以后就难以见到他了，那时聂帅受命主持“两弹”的试验工作，春节期间，他总要到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去看望部队和科研人员，同他们的第一线过春节。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凝聚着聂帅的汗水和心血。

1991年5月10日，聂帅在家里亲自接见了《红一方面军史》编辑委员会全体同志，并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聂帅见到我时，幽默地说：“孙胡子，孙胡子，你还是孙胡子！”我说；‘还是孙胡子，就是胡子白了。’聂帅又说：“胡子白了，也还是胡子嘛！”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就是我们后一次交谈。聂帅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对我的亲切关怀、培养和教诲，将永世不忘。他那身经百战的卓越功勋、呕心沥血的突出贡献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亿元人民心中。

（原载1992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