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关怀《刑场上的婚礼》

张义生

院内那棵硕大的白果树，墨绿的叶子已经变得金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当我仰望那棵百年大树，想起1999年l2月29日是尊敬的聂荣臻元帅百年诞辰，不由得思绪起伏。20多年前，聂帅在百忙中曾4次在家中亲切接见我与导演蔡元元，对我们的剧本《刑场上的婚礼》给予指导，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使我终身难忘!作为一个入伍从艺50年的老兵，此时此刻，我要向他老人家致以怀念的军礼!

（一）

事情的由来要追溯到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时，动情地讲述了广州起义后革命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悲壮的刑场婚礼，他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周总理还谈到，当年他即想把它写成戏，但一直没能如愿。

我是听传达报告时才知道周总理这一指示的，当时非常激动，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由于“四清"运动开始再加上““文革”"的干扰，我的小说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被湖南出版社出版。同时，我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这部剧本相继得到了邓颖超同志、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的亲切关怀。 l978年3月28日，作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聂荣臻元帅，接见了我与电影导演蔡元元。聂帅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很高兴，他说：“很好嘛，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周文雍、陈铁军在广州牺牲的事，是我从香港到上海时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他们很感动，他们在广州期间与两位烈士有来往，邓颖超与陈铁军感情比较深，陈铁军当时搞妇女和学生运动。邓颖超听到陈铁军牺牲流泪了。"

聂帅当时不但参加了广州起义，而且是张太雷牺牲后负责军委工作的领导人。他与周文雍很熟悉，聂帅说：“周文雍第二次从香港被李立三派回广州，我是反对的，因为周文雍在广州很有名，回去很危险。当李立三决定后，周文雍态度很好，服从组织决定。他临走前我曾与他彻夜长谈，没想到这是我与他的诀别。"聂帅还回忆说：“周文雍与陈铁军赴刑场，当时香港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合影，我看到非常难过，流泪了，同时把报纸剪下来揣进怀里。后来，我进入江西根据地，又参加长征，天天打仗跑路，那张报纸丢失了。"

聂帅看过我们的电影剧本后说：“他俩同时入狱，在赴刑场时要求反动派给他们拍张合影，表示了爱情，走出监狱赴刑场时又一路高呼口号，直走到黄花岗，当时感动了很多人。剧本名字想过了，还是用《刑场上的婚礼》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你们选这个故事来反映广州起义，选对了。你们要写他们到群众中搞宣传，当时革命处在低潮，白色恐怖很厉害，斗争很艰苦。写他们从接受任务假扮夫妻，到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来不及更多时间去谈个人事情而被抓入狱，直到赴刑场，又当着群众宣布两人的爱情，这很好。到刑场的戏要达到高潮，要让观众流泪。我一直为他们的牺牲感动!你们要尽快把电影拍出来，我祝你们成功!”

（二）

此后，聂帅3次在家中接见我们，他反复指示：“要让当今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聂帅告诉我们：“周文雍是广州有名的工人领袖，陈铁军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斗争中很英勇不怕死，被抓后又那样顽强，这样的女同志是很少见的。陈铁军和周文雍是忠诚、勇敢、热情的一对。烈士有千千万，像他们这样赴刑场的没见过，这个戏拍出来很有教育意义。剧本没有意见了，快拍出来，我要约邓颖超一块儿去看。”

我对聂帅说：“徐向前元帅接见我们时介绍当年白色恐怖非常厉害，在广州起义前夕，工人赤卫队只有徐帅有一把手枪，其他人都是拿的大刀片和长矛。后来一位化装成卖菜的女人，用布捂住嘴，只露两只眼睛，悄悄从菜篮里拿出两支枪和几颗手榴弹，这个人正是陈铁军。赤卫队就用这点儿真家伙从敌人手里夺来不少枪支武装自己……”

聂帅说：“那时白色恐怖是很厉害的。陈铁军、周文雍是本地人，我们这些人一说话就听出来是外地人，外省人被抓去就会被杀头。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广州一问住房秘密住了3天处理事情，后扮成商人才离开广州的。"

为了将剧本改得更好，聂帅提出请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在澳门镜湖医院当院长从事秘密工作的柯麟担任影片的顾问。

为广泛了解广州起义前后澳门、香港的一些相关情况，柯老又介绍我采访来京开会的马万棋先生和何贤先生(何先生为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谈些背景材料。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年何贤老先生见我采访时用笔记录很辛苦，主动提出要送我一个收录机。不久，真的由柯老转来何贤先生给我的小型日本索尼收录机。在当时这是很少见到的新鲜礼物。作为军人我不便收此大礼，立即回送何贤先生一些礼物。这个收录机至今我还在使用。

1978年7月31日，聂荣臻元帅第3次接见我们。聂帅身穿一套新军装，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军节纪念大会。聂帅显得非常威武，我望着眼前这位转战南j匕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队老首长，现在又正在领导指挥我国的国防科技研究，心情格外激动。就在元帅住宅大院那棵白果树下，聂帅与我及蔡元元合了影。聂帅还与他身边的秘书、警卫、炊事人员一起合影，共庆八一建军节到来。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以寄托对元帅深深的思念!

“四人帮”倒台后的两年间，我先后推出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及数篇报道，还和剧作家任萍合作推出了一台大型歌剧，大力宣传讴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事迹，落实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遗愿和指示，这其中凝聚着聂帅、徐帅和邓颖超同志的关心和激励。

（三）

1986年，我在参加征集汇编军队文艺工作资料时，采访了一批老红军，进一步了解到聂帅是一位非常尊重知识分子和关心部队文艺的老首长。

早在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政委时，就积极倡导部队开展文体活动。

1933年春节，他动员军团领导都来参加大型活报剧《庐山雪》排演。罗荣桓、李卓然、罗瑞卿等高级干部都上台演戏了。聂帅扮演剧中的政委。这对红军坚定反“围剿”的必胜信心起到鼓舞作用。

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苏区举行盛大阅兵和会演，当时仍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帅，第一次把南昌起义用戏剧形式搬上舞台。他担任编剧兼演剧中党代表，在苏区军民中产生很大影响。聂帅还被邀请为1929年至l935年的战士剧社名誉社员。作为红军指挥员，聂帅以身作则推动了军队的文化活动，提高了红军战斗力，狠狠打击了反动派。抗日战争时期，聂帅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不但有为革命做出特别贡献的剧社、剧团、宣传队，同时造就了大批颇有成就的艺术家。

1978年完成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拍摄之后，当年佛山市政府曾专门派人来京搜集有关情况，我告诉他们，聂帅、徐帅和邓颖超同志接见我们的全部记录材料已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夕阳映红了大街两侧一棵棵新栽下的白果树，随着白果树的生长，我更加怀念、敬重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和邓颖超同志!

(原载l999年12月24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