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

三年来，在科学战线上，深入进行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执行了群众路线，坚持了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使我国科学事业开始走上了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科学研究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开辟了许多新领域。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水平也有提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增强和改善了设备条件。这些都为我国科学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为走向自力更生的发展，争取了时间，打下了基础。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

但是，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近我们征求了许多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并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典型调查，看来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招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线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二、不少研究工作中有浮夸风，工作做得不够严格，不够踏实，加上研究时间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研究任务变动过多，真正拿到手的重要成果还不多，研究干部的成长也受到一定影响。三、有些研究机构中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得太多，发扬民主不够，有些工作没有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来进行，有瞎指挥的现象。

研究机构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有的则是主观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的是属于我们领导上的缺点，有的则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对于领导上的缺点，我们准备通过机关整风和深入调查研究，切实纠正。目前，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工作的基层中去，帮助研究所把工作搞好。

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这个“意见”是准备作为草案同群众见面的。其中除了规定若干业务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一些属于政策界线的问题，是需要经中央批准后，向党内干部解释清楚的。现在将这些问题抽出来，分为七个方面，报告如下：

第一，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

又红又专的口号，给自然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对于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队伍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是从红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他们。二、红的方面的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的毛病。三、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考虑，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一）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中最根本的两条来确定的。

当然，红不是到此为止的。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党组织要采取积极诚恳的态度，帮助他们；但是，又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一律要求。

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要注意吸收党员，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成为共产党员。有些同志往往用党员的标准、甚至比对党员还高的要求来衡量党外人士，用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家，用青年人的尺度来衡量老年人；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都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要求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修养和组织修养；甚至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主次不分，对于生活作风、脾气性格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求全责备。这样反而使不少人谨小慎微，顾虑多端，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一些人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两条政治要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如果我们不善于使用大量的在业务上有专长、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科学工作者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是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的。

（三）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特征。在目前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经过了十年八年的考验，经历了多少次政治运动，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在研究工作中扎下根来，开花结果，就应当认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定表现，是红的一定表现。即便有少数人，例如某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有钻研科学的积极性，而缺乏社会主义觉悟，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应当帮助和鼓励他们，而不可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是需要很多知名科学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既没有指出红的正确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不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四）关于批判“白专”的问题。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政治上的右派，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右派，就不应当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我们提倡的是又红又专，我们要纠正的是只专不红的和只红不专，这已经是很明确很全面的提法了。

（五）对于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一代，和对于从旧社会来的老一辈人应有所不同，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一方面，在业务上要严格的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虚心地向老专家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力求成长得更快一些；另一方面，又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一项根本政策。这几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招待这个政策，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是，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

（一）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辩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为此，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固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

（二）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互相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

（三）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党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须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急诊，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捉帽子的办法来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五）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做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而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六）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几年来，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始树立一种新的风气，不但使研究工作和国家建设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而且对于各门学科的发展，对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都起了良好作用。根据几年来的经验，一方面要继续防止为科学而科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对理论联系实际作狭隘的、近视的了解。

（一）科学研究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不能有任何疑问的。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凡是承担这些任务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要误大事的。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力争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重大关键问题过科学技术关。当前最要紧的是把研究任务稳定下来，强调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得出结果。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直接为近期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该多投入力量；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两者不可偏废。即使有一些探索性课题，目前还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投的力量可以少一些，但不能丢开不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每一个学科和学科的每一个分支，都要有人去做工作，逐步填补空白。现代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没有理论研究，不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忽视理论研究是要吃大亏的。开展理论研究，不但对于明天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就很需要。现在，许多尖端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理论研究已显得落后于实际需要。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安排，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狭隘地片面强调实用，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做出实际的安排。

（三）关于“以任务带学科”。几年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这个口号，意思是说：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运用这个方法组织科学研究，使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对于科学工作的跃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只提这个口号也有片面性的缺点。主要是，许多学科都有一些理论研究和基本研究不容易用“任务”带动起来，需要从“学科”的角度进行安排，只提“以任务带学科”，这部份工作容易被忽视或否定。事实上，某些科学工作者，从学科出发搞些理论研究，就曾经被不正确地批评为脱离实际。同时，这个口号本身，概念也不太清楚，如“任务”两字，即可以作多种解释。虽然我们曾经几次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具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的方法，在今后，它仍然是应当采取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虚无缥缈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提出进行。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即曾专门做了基础学科的规划。以后历年的年度计划也都注意列入理论研究的课题。但是，这个口号已经在科学界广泛地传播开来，而这些说明并没有同样为人们所知晓和重视。因此，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由此而来的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理解，和忽视理论研究的危险。我们认为，今后应该使用“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准确的说法。至于“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一种方法，应该按照上述解释，加以全面的说明，以避免思想上的误解，和工作安排中的片面性。

（四）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应该有合理的分工配合。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这种大体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应当有所侧重，发挥特色，而又密切协作，相互配合。研究工作和推广工作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研究机构要关心研究成果的推广，但是不能要求研究机构承担全部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工作。工农村农业农村部门，除研究机构以外，还应有从事推广试验机构取消了，或一律改为研究机构，使这类工作无人负责，应当适当调整、恢复。这些合理的分工配合搞好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力量的重复浪费，明确各个研究机构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全面安排、重点突出的要求。

（五）有少数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和新的学术见解，提出一些研究课题，有时和国家计划结合不上。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是，如何处理，很值得研究。进行这些工作一般只要很少的人力物力，会影响整个计划的安排。让少数人在完成规定的计划之外，搞一点自由课题，不但能够进一步发挥这些学者的专长和积极性，而且对于科学探索、繁荣学术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利无害的。因此，拟明确规定，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对于这些国家计划以外的自由选题，应量力予以支持，或列入补充计划。

第四，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

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必须建立一支数最很大的，水平较高的，而且拥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科学技术队伍。几年来，在科学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批判迷信权威专家，倡导群众路线，对于培养这样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还要正确贯彻这些精神。但是过去有些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片面的理解，往往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人才使用上有兵将不分，高低不分的现象。因为害怕个人突出，就放松了研究工作上的个人负责制度。发表论文报告常常不用个人名义，只用机构、集体的名义。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上，不承认个人之间才能、条件和努力程度的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进步快慢、成绩大小的差别，不了解在集体的进步之中有个人“冒尖”，更有利于带动集体的普遍提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当看到，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姓完全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选拔和培养杰出科学人才，需要：

（一）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开出名单，出相关的领导机关亲自掌握，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帮助他们继续作出工作成绩。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不要随便改行。要给他们配备好的助手和学生，把他们的专长继承下来。有些科学家过去在国外做出不少成绩，回国几年却没有多少工作成果，这种情况，虽有各种原因，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二）各研究机构都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和中年科学工作者，也要开出名单，由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亲自掌握，实行重点培养。在政治上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业务上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例如工作方向力求稳定，研究工作和自学的时间有切实保证，给予实习、考察、进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等等。上述两项开名单的工作，每年要进行补充修订，以便不断发现和选拔新的人才。

（三）现在研资所里已经有一批党员科学工作者，有些同志在业务上已有相当的水平，是科学技术队伍的党的骨干。这些同志行政工作负担一般都很重，没有时间做研究工作，这样日子久了，专门业务就会逐渐荒疏。应该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下决心减免兼职。减少其他活动，使他们能安定下来搞研究工作。

（四）认真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机构。现在大学毕业生各方面需要量很大，分配上矛盾很多，但是从中分出一小部分优秀学生，加强一些重点研究机构的若干理论研究工作，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能的。这件事今年就要下决心办。拟在中国科学院和其它各个方面的研究机构中，确定一批重点研究所、重点理论学科。每年从重点大学挑选一定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分配给这些单位。请教育部和各有关学校的党委负责保证质量。为了加速培养科学人才，必须健全现有的研究生制度。

（五）承认并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报告，一定要由参与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署名负责。鼓励科学工作者写文章，著书立说。集体写要鼓励，个人写也要鼓励。在登记创造发明、研究成果时，也要注意证明有关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报刊在公开报道科学技术成果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报道科学工作者的姓名和他们的作用。

（六）五年来，由于工资调整面的限制，研究技术人员晋级面很小。许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七、八年，政治上业务上有很大进步，至今仍是一个级别很低的研究实习员，没有提升过。这些情况不利于科学技术队伍的生长。拟请中央批准，在今年内解决一批科学技术人员的升级问题，并在今后实行定期的考核晋级制度。

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级别的提升，和行政、党务工作干部的提升有所不同，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

第五，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

科学技术机密，必须确保。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发挥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如何促进学术交流，处理不妥善，会产生不利影响。科学研究是，为尖端技术和国民经济重大问题服务的课题日益增多，参与这些工作的人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过去曾经发生不少麻痹大意、泄露机密、用人不当的现象，这当然是错误的。今后仍然要继续纠正。但最近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保密范围过宽，用人条件要求过苟的情况。结果是，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这就使得许多本来可用的力量闲置不用，不少重大课题只能由一两个水平较低的青年去攻坚，很久都过不了关。另外，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相互封锁、耳目闭塞的现象。

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到自力更生，就必须依靠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力量，尽可能多地调动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来参与工作。因此：

（一）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例如：尖端技术要分别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全面和局部，自己独创的和国外公开的，技术工艺性的和理论性的，运用兄弟国家机密资料的工作和自行设计的工作等等，以集中力量确保真正要保的机密。按密级的不同，分别吸收符合条件的人来参加工作。为了正确划分密级，需要吸收有关专业人员参加商讨，并由有关领导机关决定和批准。

（二）要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旧社会出身的科学工作者，家庭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又确有专长。各个研究机构，必须会同干部、保卫部门，根据“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的精神，对他们的情况作认真而有分寸的审查区别，以便安排适合的工作，使之各得其所。有些人，被怀疑有问题，但缺乏证据，应当积极进行调查，早予结案。有些人、经查明确不宜于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就应当调去做其他工作。对个别对象，各有关单位看法不一致时，应报上级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进行审查处理。

对于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的审查和使用问题，必须从速解决。应该由适当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把他们的问题抓紧弄清楚，认真作出判断，凡是能用的，应该大胆地加以使用。

（三）要妥善地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过分地扩大保密范围，提高保密等级的作法，往往封锁自己，妨碍科学进步，而且也不利于确保真正的机密。有些单位，借保密之名，行垄断之实，则应予以批评纠正。

上述三个问题的妥善解决，牵涉到一些具体的规定，准备由有关部门共同商讨，提出办法，以便各研究机构遵循办理。

第六，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问题

一九五六年，中央即作出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去年年底，国务院又曾下达通知，重申这个规定。这个问题，确实关系重大，但又牵扯很多，始终没有切实解决。去年，在很多研究机构中，只能有六分之三的时间做研究工作，有些人连六分之三的时间也保证不了。工厂搞运动，不能停工停产，而研究所搞各种运动，却常常把研究工作停下来；研究工作完成与否，好像是无足轻重，不需要加以保证似的。这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不下最大决心彻底扭转，我们发展科学的其他一切措施都将成为空谈。

为此，一方面，研究机构的领导本身一定要首先关心保证研究任务的完成，克服工作方法上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缺点，要适应研究机构的特点来进行工作，不要简单地套用工厂、农村、行政机关或军队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在向研究机构布置各项活动时，照顾到研究机构的特点，要允许研究机构对各方面布置的活动有机动安排的权力。初步考虑，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经中央同意，由有关部门和地方配合执行：

（一）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有得占作他用。研究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中央特别指示的以外，应该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不得中断研究工作。做法上，力求时间短而得实效。

（二）研究技术人员主要地结合专业实习考察等进行劳动，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

（三）民兵训练在研究技术人员中间不必举行。

（四）地区性的社会公益劳动，群众性的欢迎外宾等活动，不得占用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文艺、体育活动，应完全自愿参加，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五）研究技术人员的业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保证有必要的自修和休息时间。

（六）改善科学器材供应，力求避免停工待料现象，也不要让许多研究技术人员在很多时间去采购器材。

第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一九五七年以来，我们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肉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思想。现在，在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已经进一步加强了。研究机构的党组织不仅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把业务工作的领导也抓起来了，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了。这是党在科学工作领域在所取得的最根本胜利。

为了巩固既得的胜利，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力求把科学工作领导得更好。应当看到，我们领导科学工作虽然取得了若干经验，但还是很不够的。科学工作的规律，摸得还是很不深的。工作中的盲目性还是很不少的。我们还要承认是外行。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向专家学习，认真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而不要安于外行。

党组织在研究机构做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为了做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正确地执行政策，改进工作方法，进行一系列的艰巨的工作。

（一）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在所内起领异核心作用。它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抓大事情，善于发挥科学工作者和行政业务组织的作用，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等毛病。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的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

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拟先按现有的两种分别进行试验，然后总结经验，加以选定。一种是研究所内建立党组或分党组。同时另设机关党委性质的党委；一种是研究所内只设立党委，全面领导所的工作，不另设立党组。初步考虑，前种做法，把对研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的领导，同党的日常工作适当分开，各有专责，似乎更有利些。

（二）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或研究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地类似机关支部，它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党员个人不允许超越自己的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党员应该首先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每一个党员对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人，不管是否党员，都应尊重他们的职权和领导。党员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指示，遵守党组织的决议，但是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党员科学工作者同党外科学工作者一样，应当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平等地参加讨论。

（四）研究机构内，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所内行政业务中的各项重大问题，一般都应能过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讨论决定，再交由有关行政业务机构去办理。这些问题的讨论研究，按照问题性质的不同，有时可以先党内后党外，有时可以先党外后党内，有时可以党内外一起讨论。要注意尊重各级行政领导人的职权，使之有职有权有责。行政业务工作，应当在所长领导下，由所室行政业务机构和行政负责人去处理。在正副所长之间，还可以将学术领导和行政业务领导作适当的分工，使担任学术领导的科学家得以专心领导学术工作。

（五）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在研究工作中，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民主，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单纯依靠少数专家，忽视集中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但是，有些同志把群众路线误解为研究工作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采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从而取消业务领导组织和学术领导人的责任和职权，这也是不对的。目前必须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研究室、组在工作中发生重大争论时，应该提请研究所一级的领导讨论决定。

（六）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同志认为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因而有抵触情绪，不安心工作，或者看不起这种工作，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行政工作干部，使他们认识到：为科学工作者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并没有什么高下轻重之分。并且首先要求担负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安心做好服务工作。在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工作干部之间，还应当提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

（七）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必须不断加强。党组织在这方面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要求得更高了。

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讲究工作方法，更好地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按照中央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批示中指出的：“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

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新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同时，要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科学工作者的具体思想状况，抓活的思想，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力戒空洞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作法。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这是由于我们领导机关过去布置工作时确有许多简单、片面的毛病，政策交代不清楚，要求偏高偏急，对下面具体帮助不够，基层工作中的缺点很多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些同志也缺乏调查研究，不大明了实情。由于科学工作与经济工作不同，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不易很快暴露出来，加以目前许多科学工作者又不大讲真心话，有些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认识不足的。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切实改进工作，提高水平，凡是应该由上面担当起来的事情，领导机关就要主动地担当起来。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着重辩明是非，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不去追究责任。对有关干部，除个别严重违法乱纪者以外，一般不作组织处理。既要保护基层工作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帮助干部深入到工作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实情，肯定成绩，改正缺点，端正认识，改进方法。要反复地耐心地帮助干部学习政策，真正从思想上搞通，取得一致的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领导人要亲自到基层去试点，亲自贯彻这些措施，以取得经验，领导全局。

在实行十四条意见当中，要继续鼓足干劲，注意防止畏难消极情绪。实行这些意见，是为了改进和加强领导，而不是放弃和削弱领导；要是要加紧工作，保证重大的科学技术任务过关，而不是放松工作，遇难而退。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现在正处于攻坚的阶段，要攻破许多硬堡垒才能取得阵地。除此以外，目前还存在某些器材条件和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研究所的领导应该积极地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敢地承担各项艰难的研究任务，埋头苦干，自力更生，把工作做到家，成果拿到手。我们要和广大科学工作者讲清楚，要攀登科学高峰，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的。这正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困难，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都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审批。

*此文是聂荣臻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就当时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请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