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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参与领导研制核武器

发布时间:2019-11-19 16:57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周均伦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共造成死、伤各10多万人。显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发生了朝鲜战争,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很快将美国侵略军赶过“三八线”,使美军遭受了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伤亡。其间,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毛主席对原子弹保持着辩证的看法:一方面讲它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它;但同时又承认它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139页)。因此,他一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泰然处之,但另一方面,有了机会,他对中国研制原子弹抓得很紧。

1954年9月10日至26日,彭德怀率领由11名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原子弹实弹爆炸试验,回国后彭老总对聂帅说,中国也应该研制原子弹。聂帅表示完全同意彭的意见。正好,不多天,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周年活动。聂帅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参与接待工作。他在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交谈时,试探苏联能否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布尔加宁说: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用上,也不足以研制原子弹。婉言拒绝。

1954年,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会议,聂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笔者注:对聂帅是否出席这次会议?过去有不同意见。认为没有出席的,主要根据是周总理在日历上写的通知出席会议的成员名单上没有聂帅。但出席会议的当事人钱三强、刘杰回忆有聂帅,见《毛泽东传》287页。这次会议,除了周总理的那页日历而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文字记录,只有当事人的回忆。我认为有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是可靠的。)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作了汇报。钱三强、刘杰回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汇报时他们作了操作表演,将铀矿石带到会场,用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人员都高兴地笑了。毛主席询问了有关发展原子能的问题,李四光、钱三强、刘杰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毛主席听后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见《毛泽东传》287页)

周总理在这次会上说:1951年10月,杨承宗(著名核化学专家)先生从法国回国时,法国著名核物理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告诉他,要他转告毛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现的。”这席话,更坚定了与会人员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毛主席说的“这件事”,就是指研制原子弹。翌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原子弹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主席的两次讲话,是重大的战略决策。聂帅作为领导军队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的军委副主席,他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决策。1955年7月,他与陈云、薄一波被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3人小组成员。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具体工作,是由以薄一波为主任、刘杰为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的,重大事项由3人小组负责。

1955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实验型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10月,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决定派钱三强率领彭桓武、何泽慧、黄祖洽等13名科技工作者访问苏联,参与“一堆一器”的设计审查并联系派人赴苏学习使用技术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聂帅与陈云、薄一波一起,来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与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赵忠尧、彭桓武等科学家座谈,探讨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是要掌握好“一堆一器”技术和调集培养人才。聂帅等表示:同意科学家们的意见,掌握技术和人才培养,主要靠我们自己,也要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6年3月起,聂帅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中国第一个长远科学规划。在他直接领导制定的《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热核子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的研究”。(注:这个“意见”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附件,同时上报中央。)以后在他与陈毅、李富春联名上报的“12年科学规划”中,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12项优先发展重点科研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这样,发展原子能成为中国科研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使核武器的研制获得了巨大动力。

1956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等为副部长的核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这使核武器的研制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自中央决策研制核武器以后,铀矿资源的勘探开采,进度加快,形势喜人,建设生产高纯度浓缩铀235的汽体扩散工厂提上了议事日程。1957年3月28日,宋任穷向聂帅写报告,希望将预定在兰州新城建设的航空发动机厂厂址,转让给二机部,建设汽体扩散工厂(即铀浓缩厂)。聂帅接到报告,立即批示同意。兰州浓缩铀厂1960建成。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要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前夕,这个厂的建成,出乎苏方预料,迫使他们按协议规定将有关设备运交中国,这对中国日后研制成原子弹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兰州、酒泉、包头等西部地区,建设7个核工厂。聂帅得知后,立即召集赵尔陆等开会,要兵器工业部为二机部抽调急需的技术人员,以加快这7个厂的建设进程。此外,二机部在初创时期,急需解决警卫、保密力量,以及充实行政、政工队伍,要抽调兵员充实技工队伍、基建队伍等,只要报到聂帅这里,他总是给予积极支持。

调集和培养人才的工作,经周总理批准,由刘杰、张劲夫、钱三强、黄松龄、蒋南翔等组成领导小组,筹划这项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在清华大学开办了工程物理系、在北京大学开办了技术物理系,另在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办了原子能相关专业。后来经聂帅批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开办了原子能系,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核子物理、射线生物学专业。国家又派出部分学生到苏联、东欧国家学习原子能专业。日后,这方面大批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补充核工业战线,成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力保证。

1957年9月,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聂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经1个多月谈判,达成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共22条,其中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有5条,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2、氢弹技术资料。3、建设生产原子弹核燃料的工厂。4、建设原子弹试验靶场及储存仓库。5、帮助建立研究设计院。另有1条关于派遣技术专家的,与派遣导弹、航空方面的专家混在一起。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起步,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尽管后来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出尔反尔,毁约停援(以后将提及),但许多苏联专家的真诚帮助,使“一堆一器”于1958年及时建成,苏联提供的某些重要设备,使生产核燃料的工厂得以建成,这些都对中国掌握核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仍然应予肯定。所以聂帅在回忆录中肯切地说:“五十年代,苏联曾给予我国相当大的援助,很多苏联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在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的长期教育下,在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步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637页)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国防新技术协定关于核武器方面的援助,第一项行动是帮助建设核试验基地。1958年1月,苏联帮助基地建设的专家来华。1月27日,聂帅召集赵尔陆、宋任穷、刘杰等开会,在会上说:核试验基地与核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考虑由军队找适当的人选负责勘察选址、工程设计、建设施工和建成后的管理。2月15日,聂帅同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听取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关于核试验基地勘察选址拟遵循原则的汇报,李觉还转达了苏联顾问的意见:选择核试验基地时应尽可能选在导弹试验基地的附近,以便铁路、机场、电站等设施可以共用。会议同意了这个意见。彭老总在这次会上指定聂帅负责基地建设工作(以后由黄克诚负责)。4月14日,聂帅召集宋任穷、刘杰等开会,商谈核试验基地及核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问题。聂帅最后在会上说:这两项工程的设计,由一机部第四设计院组织一个单独的设计机构承担;勘察、定位、施工由军队基地建设委员会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和管理。以上请宋任穷向彭老总、周总理写报告,请求批准。5月3日,周总理在宋任穷的报告上批示:“我和彭总均同意由军队建设管理。请聂总、黄克诚同志阅后退宋。”

此后,核试验场的选址工作随即开始。在新疆、内蒙、甘肃沙漠地区考察后,初步选定的地址是甘肃省敦煌西北16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但后来发现,这里的高空风向不理想,由西北吹向东南,敦煌正处于下方向,离著名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莫高窟也太近,不宜进行大当量的核试验。1958年12月,聂帅正在武昌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万毅(时任国防部五部部长)向他汇报,拟组织队伍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另选新的地址,并说明,苏方专家也有这个意见。聂帅听后,表示同意派入到罗布泊地区勘察,查明建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建场方案,以便与敦煌地区的方案作比较后作最后决定。后来,经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万毅、张蕴钰等到实地考察后,由陈、万向彭德怀、黄克诚汇报了在罗布泊地区建核试验基地,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5月15日,国防部正式批准了在罗布泊建核试验场的方案。经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率数万官兵和部分科技人员,在大漠戈壁深处,经常在漫天风沙中,冒严寒酷暑,忍饥挨饿,含辛茹苦,奋战了4个年头,初步建成了核试验基地。这是研制核武器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援助,理由是当时苏联正与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怕西方知道苏方对中方的援助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这明显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中苏两党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岐。聂帅接到宋任穷7月4日的报告后,通知宋,要他与刘杰、万毅到庐山汇报。7月14日,宋、刘、万到达庐山。他们先向彭老总、聂帅作了汇报,彭老总因为正在受批判,没有表示意见,聂帅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以后聂帅与宋等一起,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传达中央的指示,决心自力更生,用8年时间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

听了中央的指示,聂帅要宋任穷、刘杰很好研究,做出一个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规划来。

1959年9月26日,新的中央军委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10月14日,中央军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上,宣布聂帅分工负责主管国防尖端技术和新武器的研制工作。领导研制原子弹,成为他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1959年12月13日,二机部党组拟出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设想”。聂帅于12月17日,听取宋任穷、刘杰汇报,听后表示,同意二机部提出的研制核武器的奋斗目标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并说:需要军队选调的党政干部,军委一定支持,调优秀的人去。在原子弹研究中需要解决力学方面的问题,可以向钱学森出题目,给予帮助。原子弹科学研究的成果,要注意绝对保密。21日聂帅接到二机部手抄的《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草案)报告,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同意向中央报告。由于是绝密件,聂帅在文件上批了“存办公室保密室”几个字。

1960年1月6日,二机部党组正式向毛主席并党中央上报了《原子能事业八年建设初步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核武器)”的奋斗目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为达成这一目标,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建设在建的和计划建设的原子能工业,以尽快获得原子弹核装料;加强科技队伍,猛攻技术关。在这两方面,“设想”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个报告与聂帅21日收到的报告,只是标题变了,文字完全一样。)因为报告提出了经费、设备、化工材料、金属材料、电力、交通运输6项保障条件,都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关,所以这个手抄的绝密报告首先发给了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李富春批:“抄发(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毛主席等都作了圈阅,这个报告获得中央批准,明确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奋斗目标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八年规划设想”批准了,二机部等于向中央立了军令状,压力可想而知。据宋任穷回忆说:为“千方百计地尽快把原子弹的核装料生产出来,把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搞出来,我们调整了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在建项目分成一线、二线。一线就是铀生产线,其中包括5个铀矿山和水冶、元件、六氟化铀、浓缩铀、铀冶金5个工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首先把铀生产线建起来,研制原子弹就有了核装料。二线是钚生产线,建设刚起步,设计、设备等条件比较差,一时也上不去,就暂时调整下来,继续积极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创造条件再上。同时,为了争取时间,铀生产线在正式工厂尚未建成投产之前,先利用研究所实验室搞了8个简法生产装置,因陋就简,摸索前进,很快生产出合格的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而且通过实践验证了工艺原理、条件、参数、设备性能和操作规程。”(《宋任穷回忆录》第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由此可见,二机部的这个报告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60年2月20日,聂帅写了《关于国防部五院、二机部需解决的问题的报告》给中央书记处。报告中提到,二机部需要从今年高校毕业生和留苏归国毕业生中选调8937名理工科学生。报告说:“二机部所需数目虽然较大,但是考虑到我国原子能工业正在初创,为了加速开展这项工作,及早突破这套技术今年下决心多投入一些人是很必要的,对我国迅速掌握和发展这门科学技术有重要作用。因此,希望中央能予批准。”3月8日,中央书记处讨论聂帅的报告时,邓小平表示:“五院、二机部所需的人才、物资要尽量保证满足需要。有矛盾时,其他项目应该让路。请李富春负责统一考虑解决五院、二机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问题。……二机部所需的8900多名大学生,要如数抽调。有关院校必要的师资要留下,但不应留下过多,应尽量保证五院和二机部的需要。五院、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待遇要高些,工资要高些,生活安排要好些。”正在外地视察的聂帅,得知这一决策,要秘书转告宋任穷、王诤(时任五院副院长):中央大力支持,你们更要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做好工作。深入做好科技人员的思想工作,借中央决策的东风,把劲鼓起来,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计划拿出成果来。

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聂帅在广州出席第六次军委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全面安排,突出的重点就是林彪同志所指示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加速发展无线电电子技术。”后来军委正式的发文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力技术。”这是又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

此后,“两弹”的研制进程加快。在邓小平3月8日批示聂帅的报告后,二机部由李觉、吴际霖领导的核武器研究所,很快调进了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龙文光等大批科技专家,核技术的科研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3月8日,宋任穷向聂帅写报告:为迅速开展原子弹设计所必须的物理爆炸试验工作,和自动控制部分的设计工作,急需向军委军械部、通信兵部、五院借用快速照相记录器和部分电子仪器设备,请军事工程学院有关专业分配10名1960年的毕业生。接到报告后,即面示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二机部的要求要尽量满足。

鉴于苏方对原子能技术援助方面态越来越消极,二机部提出,拟派人去苏联谈判,要苏方切实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4月5日,聂帅与军委领导人林彪、贺龙、刘伯承、罗荣桓等一起,听取宋任穷的汇报。聂帅在会上表示,如果谈判顺利,二机部要抓紧这次谈判后的有利时机,力争尽快把我国第一座石墨反应堆设计和建设起来,以尽早获得钚239核装料。这次谈判没有获得积极成果。中国的第一座重水石墨反应堆1960年3月兴建,由于苏方停援,不久被迫停建,到1962年6月恢复施工,1966年建成投产。

7月3日,聂帅就中苏科技合作的新形势,向中央并毛主席写了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应对措施,及时作了准备。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7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毛泽东年谱》第4册431页)

在新的形势下,聂帅8月17日在与安东谈话时说:国防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保重点,各项工作,要在实实在在的基础上抓落实。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至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二机部的全部233位苏联专家。如果说,宋任穷4月去苏联谈判,还抱有一线希望,想以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能力争得到一些技术和设备援助,至此,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10月11日,聂帅同罗瑞卿、陈赓等一起,听取宋任穷、刘杰关于二机部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后聂帅说:二机部的运输任务属陆地的请张爱萍办,属空运的请刘亚楼办。到二机部参观要严格控制,请公安部拟出具体办法。苏联专家撤走了,今后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干。要鼓科技人员的干劲,要争口气,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改变会议过多的现象。让老专家过多的参加锄草锄地的现象,让知识分子参加平叛等活动,这些做法值得注意,不宜这样做,要向中央写个报告。

由于政策上的失误,中国发生了1959至1961年的3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国防科研系统的广大科技人员,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威胁到“两弹”的攻关进程。1960年12月,聂帅报经周总理批准,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海军和各大军区募集部分副食品。向各科研单位分发的时候,聂帅专门关照国防科委,注意要发给二机部的科技人员。时隔1年之后,1961年11月8日,聂帅在一次国防科委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中央决定对副教授以上的知识分子生活上多照顾。这些人是国家的宝贝,身体垮不得。总后勤部对二机部、五院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和过年过节时,生活上给一些补助。二机部的厂、矿和研制基地分散、偏僻,困难很多。今后国防科委要多抓二机部的工作,多帮助他们解决些困难,力争提前研制成原子弹。

1961年1月21日,听取刘杰(此时己任二机部部长)汇报时,聂帅针对二机部提出的问题,说:1、原子能工业搞到现在的规模,很不容易。今年要继续把现有资料摸清楚。对苏联援助的一套,在没有掌握好以前随意修改图纸,是不对的,搞不好要出大事。2、二机部的基建工程是很节省的。关键工程要按设计要求办,不要过多考虑节省。多花几个钱,质量有保证。今年投资不减,但没有把握的工程不要上。原子工厂不同于一般工厂,一出问题危害性很大。你们要彻底抓工程质量,这实际上是快。3、你们提出“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4句话作为建设核工业的方针,这很好。但自力更生,还要借鉴外国技术,我常说,自力更生还要无孔不入,只有无孔不入,才能更好地自力更生。4、清洁度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中的一大问题,你们也要重视这个问题。5、甘肃原子能企业生活供应紧张,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可以调出一部分人。要大抓厂矿生活问题,可以找兰州军区张达志司令帮助解决些副食品。6、可以从部队调部分团以上干部给二机部,你们写报告,但要重质量,不在数量多。要下决心自己培养提拔一批。7、质量、技术、生产方面的问题,要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不搞献礼,质量第一。提倡说老实话,实事求是的作风。8、二机部的设备找国防工委安排;无线电和科研项目由国防科委安排。

二机部于5月8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核工业建设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聂帅看到报告后,于5月20日,召集刘杰等开会,研究原子能工业建设问题。聂帅在会上说:1、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发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你们能马上改,这是好事。与其日后返工,不如现在改,不然不仅造成浪费,还耽误时间。2、科学研究靠少数人不行,必须广泛协作。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就是为五院、二机部服务的,要很好利用中科院的力量。3、请国防科委派人与中科院谈一下,要明确为五院、二机部服务的思想。要搞好技术科学,理论研究要与尖端项目的科研相结合。尖端突不破,还谈什么基础理论研究呢?(注:不久,经国防科委与中科院领导协商,决定建立原子能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组成;导弹攻关协作组,由王诤、钱学森、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4、二机部要几个条件好的工厂,用以制造专用设备问题。工厂、学校不宜要得太多。否则,一方面分散领导精力,另方面也影响人家积极性。因此,大量问题要靠固定协作关系,用交任务的办法解决。培养原子能专业干部,主要也采用向有关高校交任务的办法。5、在玉门地区的反应堆要加速建设。6、为开展放射性卫生和医疗防护工作,可以拨一个综合性医院给二机部。同时在这方面加强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协作。7、对科学家就是要求他钻研,集中力量搞科学研究,不要进行批判。8、遇到困难要敢于攻关。现在有些人开始劲头大,真正碰到困难就退缩,不敢攻关,这不对,科学研究就是突破困难的过程。

6月20日,聂帅主持国防科委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说:国防科委要直接管五院、二机部、十院(刚成立的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并表示,“二机部的工作由我亲自管。”

7月16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采取以下4项措施:1、从全国抽调科技、工业技术骨干和行政领导加强核工业。指定几所重点院校新设专业培养所需专业干部。2、拨给二机部几个基础好的机械、仪表工厂,同时指定几个工厂协作,以解决所需的仪器、设备。3、卫生部成立放射卫生医疗防护管理局,拨给二机部一所医院,以加强二机部的放射性疾病的医疗和防护工作。4、二机部运输列为军事运输,以加强保密和运输效能。

1961年夏天的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发生了“两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主张“下马”的论点是:赫鲁晓夫毁约停援,国内面临3年严重经济困难,我国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常规武器研制缺门多,所以主张“两弹”要“下马”,集中力量研制常规武器。甚至有人提出了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甩我的手榴弹”的说法。聂帅是力主“两弹”继续“上马”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聂帅除了在会上讲话中,说明要继续“上马”的理由而外,于当年8月20日,向毛主席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在提到原子弹部分时说:“原子能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报告还说: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力量得到加强,各种保证条件也将得到改善,“力争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可以完成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任务。”这个报告同时抄送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贺龙、罗瑞卿。上述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圈阅同意。

北戴河回来后,聂帅对能否及时获得合格的铀235核装料这个能否研制成核武器最关键的问题,心里还不太摸底,所以要刘杰陪同张爱萍、刘西尧去二机部有关厂矿深入调查。11月14日,聂帅接到张爱萍、刘西尧对调查情况的书面报告,心里就踏实多了。

9月,二机部朱光亚(核科学家,时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拟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文件,明确了中国首次核爆炸采用地面塔爆的方式,塔爆成功后再进行飞机空投原子弹的空中爆炸试验。这个思路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9月30月,聂帅听取刘杰汇报二机部的工作。聂帅在会上表示:1、二机部与中科院成立了协作组,这样好,力量集中,可以加快解决问题。2、二机部需要的阀门,可由西安航空发动机厂协作生产。3、下去检查工作,要抓工程质量,抓大胆提拔干部的工作,使有本领的科技干部有职有权。还可以从部队调一些师职干部担任厂长或党委书记,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去做组织工作,事情就办不好。4、专用雷管的研究,不要委托中科院研究所研制,要自己搞。5、科研工作在时间上不能要求太急,要保证科研人员的时间,不要分散他们的精力。

中央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以后,二机部在抓核爆炸理论等研究的同时,狠抓了兰州铀浓缩厂的建设,力争尽快获得浓缩度达90%以上的高浓缩铀235核装料。聂帅对此给予了积极支持。1962年7月18日,聂帅在听取刘杰汇报兰州浓缩铀厂建设和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时说:二机部的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你们一定要稳步前进。我们有好多事情是欲速则不达。二机部要趁现在全国各行各业调整之机,申请调入一些5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另外再要几个下马的工厂,这样可以不建新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3者职责不同,一定要配套。有的科学家要单独研究,应该允许,还要给他提供条件。赵忠尧(实验物理学家)政治上没有问题,回国时还带回了加速器部件,二机部的有些工作可以请他挂帅。

10月10日,聂帅同罗瑞卿、国防科委领导一起,听取刘杰、朱光亚汇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设想。聂帅在会上表示:1、二机部应该搞两个规划,一个长远规划,一个炸响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后一个规划同意二机部的设想,力争1964年国庆15周年时炸响。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现在主要是炸响,采用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二机部要搞出一个分阶段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2、目前最重要的,一是干部问题,一是设备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务必落实。技术力量的补充,按二机部的需要,请张爱萍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设备、材料,请刘西尧抓一下,凡军队有的,尽量给;能在国内调剂的,向中央提出予以调剂;国内实在解决不了的,向国外买一点。基建问题,请国防工业办公室安排。3、协作问题,一方面抓紧同三机部(航空工业部)、一机部(民用工业部)协作,另外请钱三强直接抓同中科院19个研究所的协作。4、需要的大学生,由国防科委归口,必要时可全国调整,满足二机部需要,请钟赤兵(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抓一下。5、为及时了解情况,要建立汇报制度,二机部今年年底汇报一次,明年每季度汇报一次。6、同意张爱萍建议,近几天再开次会,对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报中央批准。

10月19日,聂帅列席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听取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国防工业的计划执行情况。会中提到导弹、原子弹的有关情况时,刘少奇说:“导弹、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调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刘少奇年谱》下卷562页)

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并毛主席写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争取1964年爆炸原子弹,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调度需要的人力、物力,协调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11月2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核阅。”3日,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决策。

随后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此后,领导协调解决研制核武器方面(后来加了导弹、核潜艇、卫星等各类尖端武器)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都由中央专委决策。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协调下,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各类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都得以举全国之力,目标明确,协调一致地顺利进行。

聂帅是中央专委成员之一,又是分管科技工作、尖端武器研制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央专委成立后,他仍然积极参与领导核武器的研制工作。除了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而外,聂帅对二机部等单位向他汇报有关研制核武器的事,他总是给以积极支持或向周总理报告。11月17日,聂帅出席周总理主持的第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从此中央专委正式开始工作。对中央专委会议,聂帅只要在北京,他都与会。

在中央专委成立后的几次国防科委领导人会议上,聂帅对有关问题表态说:首次核试验用何种方式,由二机部研究提出意见。核试验的具体组织准备工作,研究好后,报告罗总长批准后分别下达,我们要抓紧检查落实。“两弹”方面的工作要分秒必争。原子弹争取1964年炸响,核试验基地要抓紧建设,抓紧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机部与中科院协作,要注意尽量不要调中科院的人,中科院办一个研究所很不容易,可以用向科学家交任务的办法,同时提供他所需要的条件。二机部需要的新材料,由国家科委解决。核武器的科研、设计、试验、需要的重水,由国防科委归口呈报。

11月22日,国防科委领导写报告给罗总长:经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等单位研究后,首次核试验拟用地面塔爆的方式。罗瑞卿批示“报告聂总同意后,即照办。”聂帅接到报告,当即批示同意。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地面物理爆轰试验、中子源、引爆控制、结构设计等纷纷突破技术难关。聂帅非常高兴。他在1963年7月13日的国防科委领导干部会议上说: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原子弹的研究设计,一开始就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开头困难多些,但基础比较雄厚,比较扎实,如果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后的发展就可能快些。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下一步要抓“两弹”的结合,以及研制氢弹的问题。

8月28日,聂帅在听取张爱萍去核试验基地及核武器储存仓库检查情况的汇报时说:1、核试验基地场区的布局方案先这样定下来(注:试验场区布局方案曾有争议,地面爆炸、空投爆炸试验场区是基本合在一起还是分开建?,张爱萍主张基本合在一起的方案。聂帅曾顾虑合在一起,在地面爆炸试验后地面放射性污染严重,怕影响空投爆炸试验。后经专家论证,因两次试验的间隔时间较长,不会受大的影响。)2、第一次地面爆炸试验的鉄塔,能不改就不改,只要能把原子弹装置吊上去,撑得住,就行,反正试验是一次性的,铁塔要被炸掉。现在要争取时间,不要议而不决。3、基地条件艰苦,干部调整军衔级别,应当照顾。4、五院与二机部协同,即原子弹装到导弹头上的问题,要着手考虑了。5、二机部的核武器研究所要发展扩大,技术队伍要很好组织起来。

9月3日,聂帅听取刘杰、刘西尧(此时己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朱光亚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展情况的汇报。1、当刘西尧说,周总理曾派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传达,鉴于法国爆炸成原子弹后,很久未装备部队,因此能否考虑我国不忙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使爆炸成功到装备部队的时间缩短些。另外,我国首次核试验能否就采用地下核试验方式。聂帅听后表示:看来中央的意思是不要过早暴露我们在发展核武器。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的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2、同意二机部当前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所作的部署,按你们的计划去办。地面、空中、地下这3种试验都要作准备。地面试验容易拿到数据。地下试验可开始准备。

1961年,完成了兰州铀浓缩厂扩散机组的安装。1963年,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了合格的4氟化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出了合格的6氟化铀。这就使兰州铀浓缩厂有了可靠的原料供应。冶金部、二机部、中科院、纺织部、上海冶金研究所吴自良等科技人员,经过近4年的努力攻关,研制出了技术上极其复杂的铀分离膜,提供给兰州铀浓缩厂,使中国于1964年1月,获得了可用作原子弹装料所需的高纯度浓缩铀。1964年5月,加工出了第一套原子弹所需的高浓缩铀合格部件,至7月,加工出了3套合格部件。周总理、聂帅等领导人得知不断传来的喜讯,都非常高兴。

1964年8月,经中央专委批准,由35人组成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和党委,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党委书记,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党委副书记。9月16、17日,周总理主持第9次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现场情况的汇报,得出可以在10月中旬进行首次核试验的结论。试验用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0月4日运到核试验基地。周总理很慎重,于21日向在外地的毛主席书面报告:“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见《周恩来年谱》中卷667页。)

9月21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就审阅了罗瑞卿9月20日、周总理9月21日分别写的报告,两个报告都建议最好1964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爆炸试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希望及早决定试验的时间。毛主席当天批示:“已阅,拟即办”(《毛泽东年谱》第5卷409页)22日下午,毛主席就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李先念等(聂帅办公室记事本记载)。听了周总理的汇报后,毛主席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据此,中央专委作出了早日炸响原子弹的有关决定。(《罗瑞卿传》416页,《张爱萍传》下卷77页)

10月11日午夜,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赖奎来到聂帅住地,当夜正是我值班。赖奎对我说:今夜送的文件,必须由他亲手送给聂帅,并且看着聂帅看完文件后,由他取走。我知道赖奎是位老红军,毕生默默无闻地做党的机要工作,传送特别重要的机密文件,我对他很尊敬。约午夜1时半,我叫醒聂帅,赖奎亲手将文件递给聂帅,就在卧室里聂帅看完文件后,由赖奎取走。后来知道,这是份周总理亲笔写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的绝密传阅件。传阅件的内容是:“送上张爱萍、刘西尧两同志从现场经飞机送来的十月十日三时报告,请予审阅。现一切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诉他,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另外,送上刘杰同日报告,请阅。防空方面请罗总(罗瑞卿)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关于起爆有效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准备,当另报。”(见《周恩来年谱》中卷675页)

10月16日上午,我们办公室刘长明主任对我说:今天下午可能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你到里面(指聂帅客厅东侧的小办公室)帮聂帅接听电话。下午约2点半,我赶到客厅,不一会,聂帅过来了。他在客厅里来回走,我守着红色的专线电话机(当时习惯称“红机子”)。3点刚过两三分钟,刘杰来电话,叫请聂帅接电话。我只听到聂帅在电话上说:成功了,那太好了!随后聂帅要总机接通周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上互致祝贺。接着,聂帅口述给张爱萍、刘西尧的贺电,我快速记下他的话:“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 1964年10月16日15时30分”。后来我到核试验基地,据基地的同志告诉我,聂帅的贺电,是基地接到军委领导的第一份贺电。

当天下午,聂帅办公室的同志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晚饭后我收听当晚7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但没有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心存纳闷。晚上,我陪聂帅在庭院散步,不由得问聂帅,为何中央台不播这个喜讯?聂帅说:刚才与周总理联系过,总理说,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待西方证实后,我们再正式公布。不长时间,西方各大通讯社都播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我是收听当晚11时的新闻联播听到这一特大喜讯的。接着听到天安门方向锣鼓喧天,看到大街上人流向天安门涌动。我那时年轻,骑上自行车,来到天安门,正赶上流动宣传车在散发《人民日报》号外,我拥上去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我将这张红色号外送给聂帅看。聂帅浏览了一下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作存档。我随后于办公室在号外上用毛笔写了“首长(当时我们习惯这样称呼聂帅)指示,此号外留作存档”。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聂帅参与领导研制核武器完成了一个重要阶段。接着,他参与领导研制核弹头小型化、核弹头与导弹结合和氢弹的工作,我们将用另外的篇幅来写他这些方面的经历。

 

                                                                       

(本文写成于2013年11月,共约15000字,2014年6月刊登于《星弹主帅聂荣臻》一书上,2015年又刊登于《帅乡潮》第5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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