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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共促绥远和平起义

发布时间:2017-09-06 10:26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一、毛泽东阐释“绥远方式”

初春的朝阳,透过古柏的枝叶,细金碎银般地铺洒在庭院里。

沿着古砖铺成的小径,傅作义绕走了十来圈儿,停在花坛旁,扬臂、扩胸、Fill,浑身上下沁出了热气。他做了几个深呼吸动作后,拾级回到客厅,落坐在沙发上。

在平稳的日子里,傅作义习惯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闭177t思想,把待办的事情,在脑子里理一理。今天他想的是绥远问题。

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傅作义向高级军政人员宣布《和平协议》的第二天,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飞抵北平,求见傅作义。

“现在这么忙乱,你来干什么?”一见面,傅作义就问。

“正是这会儿我才来的,,’董其武说:“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里,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绥远的问题,等我见了毛泽东主席之后再定吧!”

“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久拖。”

“这个我知道。这样重大的事情,要认真做好准备。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讲清利害,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r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傅作义认真而严肃地说。

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围坐在一起,倾心交谈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了绥远问题。

“宜生,这绥远的问题,你有些什么考虑,绥远可是你的老根据地哟!”毛泽东扬起剑眉,微笑着。

“主席,”傅作义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这绥远,我有考虑,就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好哇,”毛泽东用力吸了一口烟:“不过,完全像北平这样还不够,还要更宽松一些,更主动、更积极一些,是一种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

“那就叫绥远方式。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绥远的军队嘛,还编两个军。”

见傅作义面带困惑,毛泽东又说:“我们和董其武将军先划个和平线,我们不打过去,他也不打起来,等待董将军先做好内部工作。另外,派个联络处,加强联络,还要把铁路连通,把邮政开通,把贸易搞起来,这样对老百姓有好处嘛!至于起义时间,董其武将军觉得什么时候适宜,就什么时候起义。”

傅作义一听,觉得这样的政策,比北平确实要宽松,绥远的部队通过起义,改编成两个军,尽管要拖一段时间,但却显得更积极、主动。傅作义连称:“好,好!”

接着,毛泽东谈起把被俘人员还给傅作义,让他再送到绥远去的问题。

毛泽东把烟头在火盆边摁灭:“而且,这批放到绥远去的人,以后要按起义人员对待;有功的,我们还要奖赏呢!”

听毛泽东说完,傅作义深感满意,这样既有利于绥远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挽救大批干部,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考虑得这么周到!不过,当时他主要想的是北平的事,因此,也就没有再和毛泽东深谈F去。

绥远,确是他的根据地。自一九三一年一月,所部被张学良编为三十五军,让傅任军长,兼代绥远主席,率部移驻绥远后,十几年间,他主要就驻守在这里,在这里练兵,在这里打仗,在这里实现自己办工业、农业、教育的愿望。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去察哈尔,后来又到北平,统辖华北五省二市,绥远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里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遗憾。

绥远,有他带出来的部队,有他带出来的一大批军政干部。国民党驻绥远的部队,是华北“剿总”所属的九万多官兵,其中包括八个师、八个旅、三个警备区和地方保安团队、蒙旗各王府的武装等。这些军队番号众多,成员也复杂,但主要的六个师旅中,大多为董其武信得过的军官所控制。其中人数较足、武器较好的独立第七师,是董其武的王牌。而董其武是傅作义从营连干部一直提升起来的。傅作义到察哈尔后,把绥远省主席之职,让给了董其武。他出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又委任董其武兼任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掌握了绥远方面的军政大权。傅作义了解董其武为人,视其为心腹、臂膀。董其武知恩图报,对傅作义感恩戴德、忠贞不二。解放张家口战役中侥幸逃到绥远的原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在傅作义部下任职三十多年。傅当团长时,他是连长;傅当师长守涿州时,他是营长;绥远抗战时,他是傅属下的旅长;傅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委他以十一兵团司令官之职,负责察哈尔省军事。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相交中,二人形成了深挚的情谊。绥远董、孙以下的军长、师长、旅长,也大多是傅作义亲自提拔起来的。

“要对归绥负责!要对九万多官兵负责!”傅作义下了决心。如果说北平和平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夕,傅作义是犹豫的、顾虑重重的,解决绥远问题却是果断的、义无返顾的。想到这里,傅作义站起了身。

刚吃完早点,门口响起秘书的报告声。

“这是聂荣臻司令员派人送来的急件。”

傅作义打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油印的文件: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傅作义走进内室,拧开台灯一看,“报告”中专门讲到绥远问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傅作义从抽屉里取出眼镜,戴上。

“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又是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傅作义轻轻地合上文件。

宏大的气魄!只有真正的大军事家,才能将十余万敌军,如细物置于股掌。

深邃的洞察力!只有真正的大政治家,才能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行为,事先分析得如此透彻、深刻。

宽阔的胸怀!只有心存民族、国家的伟人,才能以一种最善良、最真挚的情感,化干戈为玉帛,变仇酋为友人。

傅作义的眼前,浮现出毛泽东的音容笑貌,脑际里幻化出毛泽东在西柏坡那间近乎简陋的平房里作报告的感人情景。

傅作义想起,周北峰向他汇报过的一些情况。

一月十六日,第三次北平和谈,会议快结束时,聂荣臻站起身,讲了对解决绥远问题的一些想法。他说,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至于何时谈绥远的问题,待中央指示后再定。

“我们相信,也请贵方相信,绥远的问题,将会采用一种更加和缓的方式。”聂荣臻说。

“聂荣臻所言,和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精神完全一样。”傅作义自言自语。

放下文件,傅作义站起身,走到东墙的军用地图旁,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绥远”上。

三月下旬,平津战役中被俘的傅军人员全部获释,傅作义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他谈话的精神,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有关论述,接着讲了话。

“战友们,”傅作义还是原称谓:“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路上去。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总算走到正路上来了,今后的学习、工作,一定要听共产党的安排,走人民的路!”

会后,这批人员陆续被送到了绥远。

二、聂荣臻、薄一波领导会谈

三月二十三日晚,北京饭店的小宴会厅里,灯光柔和,气氛宜人。先后步入这里的有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等人。

林彪、贺龙、聂荣臻宴请傅作义,会商绥远问题。

开宴不久,聂荣臻起身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们请傅先生来商讨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以便具体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我方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并输入书报等具体问题,进而促进绥远的和平起义。”

傅作义微笑着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协商委员会,具体商讨绥远事宜。”

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代表。

共产党方面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潘纪文。

傅作义方面代表为: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

聂荣臻又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绥远谈判由贺龙同志主持。”

贺龙微微欠身,双手作拱。

傅作义和随员们轻轻地鼓起了掌。

几天后,原晋绥区划归华北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以后绥远问题的谈判,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领导、主持。

从三月二十五日起,李井泉、王克俊等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开始了谈判。

谈判既是充满希望的,又是充满矛盾的。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天的谈判中,划界上的主要分歧是: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方案经喇嘛湾一线,傅方代表颇有不愿放弃之意;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的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向傅方师以上单位派遣联络员,傅方坚不接受。

三月二十八日,张友渔、潘纪文与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继续会谈。刚开始,即传来傅作义给王克俊的电话,要他去取刚收到的董其武发来的电报。会谈只好暂停。

半个来小时后,王克俊回到会议室,出示并诵读了董其武致傅作义的一封电报。电报称:全面和谈即将开始,如成功,绥远问题自随之解决,如不成功,绥远本边陲之地,亦无关紧要,北平和平实现后,共方不守信义,一般人极表不满,如互派代表处理,恐惹出意外之事,且绥远补给有被断绝之虞,绥远本身实无力自给;交通贸易诸问题,可由人民自行平等互商解决,以人民身份进行交易。

张友渔与潘纪文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站起身严肃地说:“我们这次谈判,是共产党与傅作义先生之间的谈判,与董其武无直接关系。董其武电报的许多观点,与傅先生积极和谈的态度并不一致。”

潘纪文接着说:“傅先生与董其武交往甚深,这是事实。但基于谈判是与傅先生之间的谈判,这就决定了只能是傅先生代表董其武,而不能由董其武代表傅先生。如果把这关系搞反了,则应停止商谈。”

张友渔补充了一句:“商谈是否继续下去,由贵方决定。”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

王克俊涨红了脸,喝了一口茶,使自己平静下来:“二位刚才讲的都很在理,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看法。我们是代表傅先生来谈判的,这点毫无疑义。至于董主席有什么不同看法,那是以后说服他的问题。我的意见,还按原定议题谈下去。”

这么一说,气氛缓和下来了,会继续进行。

这次谈判,在划界上傅方有让出喇嘛湾之意,但在陶卜齐与白塔之间,主张距陶卜齐十五里处划,共产党方面主张距二十里处划;由和林至喇嘛湾,傅方主张沿公路线经过大红门,共产党方面主张经过其北之线。在交通问题上,傅方同意统一管理,但要求董其武有调用车辆权,共产党方面只同意给董以运输上的方便和运费上的照顾。

四月七日,双方会谈一开始,王克俊便提出解决分歧的具体意见:原来傅方提出的发还布匹问题,不作谈判内容,直接与聂荣臻、薄一波商洽;交通问题,维持统一管理、照顾绥远的原则,以共产党的方案为基础,略加文字修改,但附注须傅方派员赴绥了解情况、进行说服工作后定;划界问题,根据双方草案画一折衷线,作为参考线,暂时维持,防止冲突,正式线待逐步协商后定。

四月八日,双方达成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草案)。因傅方要求待董其武同意后再执行,故未马上定稿。

聂荣臻、薄一波掌握着会谈进展情况,随时向毛泽东汇报。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听取关于谈判的详细汇报后,认为只要争取绥远和平起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多作让步。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命令中共代表全部同意傅方的条款。

傅作义第二天即得知这一情况后,感慨良久:“共产党高瞻远瞩,毛泽东容纳百川,天下归共产党、毛泽东全在情理之中!”

傅作义很快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临时分界图赴归绥,征求董其武的意见。董其武只对个别条款提了意见,其余均同意。五月下旬,董其武派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赴北平,向傅作义专门传达对协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共产党方面对董其武提出的意见,全部予以采纳。其后,双方代表又三次开会,逐条研究,达成完全一致。

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并批准这一协议。

六月二日下午七时,双方再次会谈,决定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敲定签字时间。

会一开始,傅方代表忽然提出,董其武最近来电,说广州方面答应每月给二十三万元的副食费,为此,建议把与军政费有关的条文“人民币在董区流通”,“铁路以人民币为计价标准”等暂不列入协议。

张友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待对方又重复一遍后,他才明白不是自己不明白,而是对方无道理。

“人民币的流通,与军政费有什么关系?怎么能以军政费为由,取消人民币流通的条款?而且人民币的流通,能够促进绥远与外地的经济交流,搞活董区的金融,怎么……”张友渔气愤了。

傅方代表无言以对。

“绥远问题的宽大待遇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全部接受了贵方,包括董其武将军的意见,最近三次会谈,大家对协议都没有意见了,怎么现在又提出这样的问题。”

傅方代表自知理亏,没有再提此意见。

过了一会儿,傅方代表提出:“为防止土匪利用所划界线滋扰人民,董其武将军应积极肃清所辖境内之土匪……”句,有碍董其武将军面子,可否修改。
 
张友渔思忖片刻,提出改为“防止土匪利用所划界线滋扰人民,今后发现土匪时,双方协同剿除之。”傅方代表点头应允。

“贵方提出补助董其武将军军政费问题,不在协议之中,但应予以解决,我们同意。”张友渔说:“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另议。”

六月五日晚十时,双方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再次开会,会商董其武将军的军政费问题。双方商定,迅速派员赴归绥协同研究各项材料后,由董其武将军报请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予以解决。

六月八日,《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举行。

身着中山服的傅作义,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站在栗色的签字桌后。

“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的六名委员李井泉(缺席,由张友渔代)、王克俊、张友渔、周北峰、潘纪文、阎又文,先后在协议上签了字。

一阵掌声后,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等人,还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分乘几辆卧车,直驰中南海。

车到丰泽园门口,刚停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就迎了上来。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会客室:“宜生兄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又办了一件大事,人民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说得动了感情。傅作义心头涌起一阵热浪。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绥远方式,就按你们定的条款办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周恩来说:“协议签订了,打了个好基础,要实现和平解放,还有许多工作呀!”聂荣臻说:“傅先生,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好这件党所企盼、人民所企盼的大事!”

三、傅作义派人人绥

为了加快解决绥远问题的步伐,傅作义决定派王克俊前去工作。

六月十二日下午,傅作义在住处和王克俊商晤入绥事宜。

“克俊,这次你两出绥远,既是我的意见,也是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精神办的。你知道吗?”一坐定,傅作义便问。

“这我知道,我很有信心。”王克俊回答。

“有信心好。有了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傅作义说着,合拢手中的扇子:“不过,绥远当前局势很复杂,不是过去那个可以想象的样子了。”

“不管怎么说,董其武将军是你多年的部属,对你敬重、忠诚,有了这一条,事情就好办了。”王克俊说。

董其武与傅作义的关系,傅系高级军政人员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人看到,董其武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只挂傅作义的巨幅照片,不挂蒋介石的照片。

“董其武和我,那是没说的。另外,还有一大批军政要员,都尊重我的意见。但是,绥远还有不少蒋介石安下的钉子。”傅作义说着,走到北墙前,指着地图,介绍起来了。

王克俊也站到地图前。

傅作义的手指,在归绥、包头等处画过:“国民党省党部设在归绥,其中不少人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走,肯定要破坏起义。包头,西北党务总督张庆恩和不少中统、军统特务窜集在这里。他们和反动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董其武部又拉又打,先是命令董率部西撤,后又停发绥远军政费用,与此同时,不断派要员到绥远活动,欺骗、拉拢、威胁、利诱。”

“克俊,你到绥远后要特别警惕一个人:刘万春!”“刘万春”三个字,傅作义说得又缓又重。

傅作义接着介绍了刘万春的一些情况。刘万春原是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徐永昌的旧部,与徐过往甚密。刘和宁夏的马鸿逵相识,又都是回族。刘自以为掌握着一部分兵权,可进可退,骄横跋扈,目空一切。

“对他该采取什么策略?”

“一是严密防范,二是孤立削弱。”

六月十四日,王克俊带领冯梓(原三十五军一O一师师长)、张惠源(原傅部暂十师师长)、康保安(董其武派来北平了解情况的代表)、孙世荣(原孙兰峰的军需官)、肖如芝(原华北“总部”的总务处课长)、李竭忠(原华北“总部”的政工二科科长)等二十余人,离开北平,奔赴归绥。

到达旗下营后,归绥段不通车,王克俊一行改乘马车前行。

十八日下午五时左右,他们到达归绥东郊南店村附近时,有个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挡住了去路:“你是王克俊吗?刘军长在树林里等你!”

王克俊让马车继续往前走,他随士兵走进附近树林里,果然见到了刘万春。

“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归绥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可公布,否则要出乱子!”一见面,刘万春便煞有介事地说。

见王克俊不说话《刘万春又说:“咱们等天黑再进城,这样安全些!”

王克俊说:“刘军长,傅总司令让我转告你,他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当前处变,唯你是赖!”

王克俊这话棉中藏针,说得刘万春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到了刘万春的住地后,王克俊立即用电话与董其武取得联系。董其武驱车去接王克俊。

“刘军长怎么阴阳怪气的?”王克俊问。

“近来这人就这样子,”董其武说:“接到你要到归绥的电报后,他说对你的安全负不了责。负不了责?我故意让他去接你,就要他负这个责。”

王克俊嗯了一声。

第二天下午,董其武在德王府召集军、政、地方士绅会议。

王克俊宣读了“协议”,传达了毛主席对绥远问题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并宣布华北人民政府的联络人员即将由潘纪文处长率领进驻归绥。

会场上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响起掌声,大多数与会人员对这些是欢迎的。

晚上,王克俊到董其武的住地,二人交谈起来了。董其武说,自他到北平和傅作义谈话后,便坚定了跟着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回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允许群众公开集会和议论绥远问题,改组了绥远奋斗日报社的领导,在报上公开刊登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和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进步文章;解除阻挠起义人员的职务;对中统、军统在绥的骨干分子,集中在“革新院”学习……

“董司令工作有成,绥远形势喜人。”王克俊说。

董其武一脸严肃:“现在困难还很大。”

董其武掰着左手指头,算账似地说:“一是绥远部分要人对和平起义态度并不明朗。尤其是刘万春和他手下部分师长、团长,孙兰峰也还未明确表态;二是财政困难,国民党政府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部队时至六月还换不了单衣,只好把棉衣拆去棉花作夹衣穿。”

第二天,王克俊赶到刘万春住地。二人一谈起来,刘万春颇为得意地说:“王先生这次出使绥远,身负重任。不过请先生放心,有我刘万春,先生就可不辱使命!”

见王克俊面带疑惑,刘万春说:“实不瞒王先生,各师师长都听我的!有了这一条,就能控制住部队。控制住了部队,也就控制住了整个绥远。”

王克俊心里觉得刘万春夸夸其谈,嘴上却说:“那要靠刘军长多为和平出力了!靠刘军长多出力了!”

孙兰峰是绥远军界二号人物,王克俊几次要见他,但孙在千里之外的包头,迟迟未到归绥。

第三天晚上,董其武来到王克俊的住处。王克俊以为孙兰峰要来了,谁知董其武一开口就说:“张庆恩明早要来见你!”

王克俊一怔,继而说:“我是受傅总司今的委派,也是按中共中央的意图来归绥,是来帮助你们执行‘协议’的,决不是与张庆恩谈判的。如果你让他来,我就立即返回北平!”

“我没让他来!我没让他来!”董其武急忙解释。

第二天一早,董其武坐压道车赶到萨县,把张庆恩挡回了包头。

要解决绥远问题,只有联络处进入归绥,才能使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王克俊与董其武、刘万春几次商量,力图尽早确定入归日期。

“联络处入归是件大事,时间太仓促了,怎么能准备好?”刘万春却这样说。

董其武嗫嚅着,怒火中升,却说不出话来。

王克俊看了看董其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驻防归绥的独七师,是一支有战斗力,且为董其武掌握的力量。董其武为防范有人鼓动部队西撤,便将该师调到绥西五原。手中没掌握着部队,便受制于人了。

王克俊想到傅作义的嘱托,依旧在进行着工作。

几天后,王克俊与董其武商议,派李竭忠与绥远地方人士寿耀南一道,到丰镇与潘纪文商量联络处进驻归绥的具体事宜。

七月十一日,李竭忠等人返回,带来了商谈的结果:“联络处一行四十人,将于三天后到归绥。”

刘万春一听,忽地站起来:“他们来了,枪支须集中,由我派人保管;不能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

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当天晚上,多次刊登过主张和平解放绥远的奋斗日报的社址,被人砸了;

第二天,大街小巷都出现了漫骂共产党的标语……

为了联络处人员的安全,董其武亲自安排住新城西落凤街的一幢房院中,并调动可靠部队负责警卫。

王克俊又找到刘万春,商量联络处入归具体问题。

刘万春提出:“联络处务必天黑以后入城,另外,也不宜随意离开住处,否则,安全问题难以保证。”

王克俊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十分明白,刘万春想以此减小联络处的影响,捆住联络处人员的手脚。七月十六日,按原定时间,潘纪文、鲁志浩率“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四十余人,进驻归绥了。董其武为扩大影响,当晚即召集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宴请联络处人员。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配合开展宣传。人民群众,乃至国民党军队的下层广大官兵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产党来了!解放军也快来了!绥远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四、蒋介石处心积虑

浓浓的树荫,呼呼的电扇,似乎都未能缓解燥热给人带来的不适。

蒋介石召来了军令部长徐永昌、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

“说说吧,绥远的形势!”蒋介石近些日子脾气很暴躁,今天也不例外。

徐永昌讲了解放军已逼近归绥,在北平举行的和谈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

“你也说一说……”蒋介石指指毛人凤。

毛人凤讲了董其武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成立“革新学院”,改进报纸宣传等情况,末了加上一句:“看来董其武也要效法傅作义,投降共产党了。”

“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你们怎么处置了。你们还准备怎样处置?”蒋介石脸色铁青。

徐永昌汇报了几个月间所采取的措施。三月初,曾命令董其武率驻绥部队西撤,董以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驻绥部队下层官兵多为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为由,不予执行。其后,南京又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赴绥,要接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董又以局势难以控制,一旦离开,可能出现意外为借口,拒绝了祁、严的劝说。两次碰壁后,南京政府便使出“杀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董其武多次文电申请、派人交涉,南京政府均以“让董主席来”为条件,而董一直未去……

毛人凤汇报说,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地方的特务都麇集绥远,他们制造谣言,组织示威游行,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已成为破坏绥远和平起义的一支力量。

“这些,我已有所闻。你们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毛泽东、朱德四月二十一日发出所谓‘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后,共军其势汹汹。南京失陷,上海失陷……”

“现在有一种论调”,蒋介石打断徐永昌的话:“认为我们的主战场在华东在中南,认为绥远贫瘠,我们鞭长莫及,可以放弃了。这是短视,这是对党国的失职!”

徐永昌、毛人凤低头不语。

“傅作义在北平投降共产党,和曾泽生、潘朔端这些人不一样,不仅拱手交出的军队多,还拱手交出了大片战略要地,交出了一切……搞得人心涣散。现在,湖南、四川、云南,以至大西北,有人都在暗地里与共产党秘密联系,等待时机,搞什么起义。假如绥远再投降共产党,投共风就会形成一股洪水,不可遏止的洪水。你们懂吗?”

“委座所言极是!”

“一定不能让绥远重蹈北平覆辙!”

“你们赶快办,该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军事的政治的……”蒋介石说。六月十六日上午,也就是王克俊赴绥远的第二天,一份广州国民党政府的来电放到董其武的案头。董其武拿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即将召开全国省主席会议,务望前去广州参加。

中午,董其武刚回到宿舍,便听有人求见。董其武一看,原来是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

“马分监到此有何公干?”董其武问。

“报告董主席,我奉命来接你到广州开会。”马良弼说。

“到广州?你不是在兰州催发补给的吗?”董其武好生狐疑。

马良弼解释说,他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接董其武到兰州,然后转道广州参加开会。他是搭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峤派的飞机来的。驾机的是美国人。

“马分监,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去不了。”

“为什么?”马良弼问。

董其武说:“目前前线形势一触即发,我身为绥远最高指挥,不可随便离开。”

马良弼例行公事,不再多说什么。

马良弼是个坚决反对起义的死硬分子,他曾对二十四兵站支部长王度说:“宁跳黄河,也不跟共产党。”

王度积极参加起义,针锋相对地回答:“我宁跟共产党走,也不跳黄河。”

第二天,董其武接到报告,马良弼乘飞机回兰州时,天色已晚,飞机导航不好,撞到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山上,机毁人亡。

董其武出了一身冷汗。

几天后,董其武接到一份电报,说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即将来绥,要他和孙兰峰、刘万春到包头专候。

董其武知道徐、王来绥的用意,也知道为何二人同行。徐是晋军老人,是刘万春的老上司,与刘交往甚深。王与孙兰峰是同乡。董其武思考着应付办法。

又过了几天,从绥西陕坝飞来一架小飞机,接董等三入到陕坝。来人说,徐永昌、王叔铭已于上午到陕坝。

一见面,徐永昌就宣布了蒋介石的命令:命令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命令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要求董将部队交第九兵团指挥,向西撤退。

“明升暗降,夺我兵权,拉一个打一个,制造分裂!”董其武心里暗暗骂道。

不过,表面上他尽量显得平静:“部队西撤,不就将绥远大片土地拱手让给共产党了?”

“该让还让,要从全国来考虑。说不定将来撤到缅甸才是英雄,才是最大胜利。”王叔铭抢过话来。

“撤退可以,我们服从命令。不过我想问一句,北平解放了,怎么就停发了绥远的一切补给?北平是北平,绥远是绥远嘛!”

“这完全是误会,董主席不必多去想它了。”徐永昌说。

“欠饷几个月,部队生活太艰难。要西撤,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绥远当地人,总得有点钱安安家吧,这怎么能不叫我想呢?”

“好好好,补给的事我们回去后马上研究。但部队一定要西撤,不撤即是违抗军令,要军法论处!”徐永昌换了副嘴脸说。

集体见面后,徐、王又分别同董、孙、刘谈了话,无非是分化、瓦解。

徐永昌、王叔铭走后,董其武等三人也回到了包头。董其武公开发布命令:“执行徐部长的命令,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独七师是装备较好、实力较强,又听命于董其武的部队。

暗地里,董其武吩咐师长张世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

徐永昌听到部队西撤的消息后,以为董其武已开始西撤,立即运作,将几个月的欠饷折成一万九千两黄金,拨到董其武部。

董其武立即电告傅作义,傅作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这点钱还解决不了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应该再想办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毛泽东说。

以张庆恩为首的特务分子,活动更猖狂了。

有的特务带着电台渗入到部队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相勾结,极力破坏和平起义。他们大肆造谣:“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年就要爆发了,美国援助有望了;日本志愿空军已经组织起来,国际志愿军就要到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了许多部队,战斗力很强……”有的还造谣说:“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不会要你们,你们再改造也白搭……”企图搞乱人心。

特务组织少数暴徒在包头大街上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布传单,沿街高呼:“傅作义出卖北平!决不能让董其武再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他们蒙骗部分士兵,打伤奋斗日报编辑、记者、工人多人。他们还煽动铁路工人罢工、破坏机车、桥梁,企图中断铁路交通。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等四人,从旧城返回新城,走到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口时,三个穿便衣的特务分子拦住去路,强行搜查。王士鑫等人严词斥责了他们。此处围观的群众很多,特务分子没敢动手。当王士鑫四人回车站时,尾随的特务和事先埋伏在“纯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掷手榴弹,用枪扫射。王士鑫受重伤,抢救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本来已经紧张的归绥形势,顿时更紧张了。

特务分子以为得计,各种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了。

绥东解放区广大军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把联络处撤回绥东,要求抬着王士鑫的遗体游行抗议。还有的给上级打报告,主张打,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

绥远的和平起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面临严峻考验。

五、聂荣臻精心处置

早在一月二十八日,西北野战军八纵在旗下营歼灭了董其武主力部队的一个团,俘敌七百余人,逼近离归绥仅三十余里的百塔站。董其武一面做好乘火车西逃的准备,一面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军委从促使绥远和平起义的战略意图考虑,一月二十九日命令八纵停止向董方的一切军事进攻。二月二十一日,军委又命令纵队主力后撤六十里到卓资山一线休整,以减轻董军的军事压力,防止有人煽动部队西逃。

聂荣臻和薄一波负责领导与绥远的和谈后,按照毛泽东的“绥远方式”的战略部署,妥善地处置各类问题:

——取消对董方的政治攻势。按照军委的命令,改董军为友军称号,报纸、广播停止对董军的批判和揭露宣传,在部队、地方广泛进行统一战线教育,减少敌对情绪;

——停止组织董军哗变与瓦解董军的工作。董军保安第四团团长魏刚、副团长刘金生,三月初举行起义,把部队拉出归绥,解放军没派部队去接应,而且阻止他们开入绥东解放区。归绥骑兵十一旅旅长陈秉义,也曾许诺配合解放军行动,但解放军方面停止了这一行动。董军还有其他的部分团长、营长、连长,也都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有过往来关系,后来也都令他们停止了组织反董活动,并劝导他们积极支持董其武起义。

从四月二十日开始,徐向前、彭德怀共同指挥华北一、二、三兵团和四野炮兵一部,向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发起了第二阶段总攻,二十四日上午十时结束,消灭阎部八.四万人,解放了太原。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领导下,华北解放军对大同敌人实行“围而不打”的方针,迫使守城的国民党军一万三干人于四月二十九日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五月五日,解放军攻占安阳,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人。同日,新乡国民党军二万余人全部投诚。至此,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绥远方式”既麻烦又吃亏。聂荣臻坚决执行中央的意图,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四月十八日,聂荣臻在华北军区直属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绥远谈判问题上的急躁情绪,是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不一致的,不明了这样的斗争方式,更便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这不是由于我们力量小,而正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已是强大的。”

王士鑫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聂荣臻立即与薄一波商量,从实现“绥远方式”的大局考虑,以华北局名义电示绥远省委并转归绥工委,对王士鑫同志牺牲表示悼念,不抬遗体游行,并指示搞清此事究竟系董所为还是反董并反我们的特务所为?如系前者则联络处坚决撤退,如系后者则暂不撤退,但必须逼董下决心逮捕特务并加以镇压。后来,归绥召开了王士鑫烈士追悼会,未搞抬遗体游行,考虑到董其武难以完全驾驭绥远的局势,联络处难以全面开展工作,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证,决定联络处只留下主任鲁志浩等三人,处长潘纪文带其他人员暂时撤离归绥。

这样的处理,使董其武深受感动。他安排留下的三位同志搬到建设厅德王府院内居住办公,加强了警卫;命令刘万春、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追查凶犯,从严惩处。凶犯是二五八师的连长李锡庆,此人是刘万春原来的马弁。刘派部下将其捕获,未经审讯便就地枪决了。这事其中可能有文章,但从和平大局出发,未加追究。

董其武部有些小部队不断袭扰解放军防区。七月三十日,聂荣臻、薄一波电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等人,解放军宜一方面提高警惕,如敌来袭,坚决还击,并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了中共绥远省委和傅作义的紧急报告,一起研究了处置的方针、原则。他们认为,绥远在走向和平的道路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总的形势仍在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和平是绥远群众的最大意愿,出现的问题是违背群众意愿的。董其武处境困难,要理解、支持他。

毛泽东说:“事情总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请董主席多加注意。”

这些精神,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绥远省委、省军区的复电里作了传达。傅作义也给绥远有关方面发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归绥城里的惶恐不安逐渐消除了,董其武等人的情绪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七月十四日,傅作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绥远问题的报告,说明绥远的情况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报告的末尾,傅作义这样写道:“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也就在这时,王克俊发来了请傅作义到绥远解决问题的电报。傅作义把电报连同报告,一起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深感傅作义意见中肯。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充分肯定了傅作义的意见,明确提出按傅的意见办。

王士鑫遇害后,王克俊从绥远回到北平,向傅作义汇报了情况。

八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丰泽园东屋接见了傅作义。

谈了一些绥远的情况后,毛主席说:“宜生,你亲自去解决,同邓宝珊先生一起去绥远走一趟。”

毛泽东转向在座的王克俊、阎又文说:“你们也一起去,去帮助,都有好处。”

谈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毛泽东说:“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把傅作义等人送出了门。

聂荣臻和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积极为傅作义去绥远做准备。

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天,聂荣臻、薄一波即与周北峰、阎又文一起,在华北局会议室研究了傅作义到绥远的问题。

大家先分析了绥远的形势,尤其是各部队的政治态度,确定了具体的处置办法。

研究到傅作义到绥远的驻地问题时,聂荣臻起身,指着地图说:“傅将军可驻到包头、归绥中间。”

聂荣臻解释说:“眼下包头被蒋介石的特务张庆恩和孙兰峰左右的坏人闹得很乱了,归绥方面,刘万春虽表示不再为难董其武,但对刘手下的鄂友三、乔汉魁的情况还把握不住,所以,归绥、包头都不便驻留。”

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分析,选定了归绥与包头之间的美岱召为驻留点。

聂荣臻通知铁路部门,给傅作义准备了一列装甲专车,认真抢修车辆,选派了最好的司乘人员。接着,聂荣臻又通知部队,选调了战斗力很强的一个营,负责警卫工作。他还命令沿途部队,务必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薄一波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给傅作义十五万元现大洋,供他到绥远使用。傅作义则从他原来部队的奋斗基金中提取了五万元,共带走了二十万元。

另外,傅作义还从北平解放时允许其保存的三个仓库中,带走大量布匹,以供绥远部队做军服用。

傅作义要到绥远的消息传开后,有人产生了疑虑,甚至认为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聂荣臻说:“傅将军深明大义,决不是那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人!”

毛泽东说:“要允许别人思想徘徊波动,只要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就争取了主动。傅作义先生就是要去广州、台湾,我们也派飞机欢送。孔明能够七擒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效仿吗?”

‘傅作义闻讯,深为感动:“我这辈子跟共产党,跟定了!”

傅作义、邓宝珊的随行人员有李世杰、王克俊、阎又文、袁庆荣等。华北人民政府派潘纪文陪同前往。

八月二十日,傅作义携带着毛泽东的“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出发了。聂荣臻、薄一波专门赶到前门车站送行。他们把九月二十一日将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通知、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以及经过协商后的预定人选名单,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收阅。

列车缓缓启动了。看着车下挥手致意的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的心头泛起一阵热浪。

六、傅作义殚精竭虑

铁甲车如脱缰的野马,奔驰向前,房舍、树木、田畴呼呼地往后退去。

傅作义靠坐在临窗的软卧上,双目微闭,似作休息状,心里却如前行的列车,时起时伏。绥远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十余万军队、上百万民众,能否免遭战火洗劫?此行至关重要。邓宝珊坐在他的对面。

铁甲车到丰镇、旗下营。高克林、杨植霖、姚韶、裴周玉等军地领导人均在车站迎送。腰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使人心里暖烘烘的。

车到旗下营时,担任护送的解放军把任务移交给了董其武派来的部队,领队的军官叫卫景林,是参加北平起义的傅作义的老部下,带领史国玺营担任警卫。

铁甲车启动后,卫景林来到傅作义的软卧旁报告说:“董主席要我向傅总司令转告,你回来了很好,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只占少数。由于你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乱了,非常惊慌,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听着,不时轻轻地点点头。

行不多久,护兵报告,前面到白塔了。

“到白塔停车,我要检阅史国玺营!”傅作义吩咐。

车在白塔站停稳,史国玺营的官兵立即下车。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动作迅速,队列整齐,情绪饱满,不一会儿便列队完毕,接受傅作义、邓宝珊的检阅。

“战友们辛苦了!”傅作义向官兵挥手致意。

“总司令辛苦了!”官兵们的呼声洪亮、整齐。

接着,傅作义命令发放毛泽东让带来的慰问金,干部每人现大洋十元,士兵每人五元。官兵们数月未领到薪饷了,拿到这慰问金,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检阅完毕回到车上,傅作义对邓宝珊说:“我们此行,首先要造成一种气势、一种威慑!”

邓宝珊颔首称是。

铁甲车缓缓驶进归绥车站。站台上人头攒动,鼓号齐鸣。

车刚停稳,董其武即登上了车,向傅作义、邓宝珊致意,请他们在归绥下车休息。

傅作义、邓宝珊一一见过伫立在站台上的刘万春、赵晓峰、张钦、荣祥、阎肃、于存灏、胡凤山等党政要员、社会名流,然后直奔绥远省政府下榻。

在听了董其武关于绥远各方面情况的汇报后,傅作义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关于绥远问题的意见,转送了捎来的二十万元现大洋及一车皮制作军服的布匹。

傅作义还在董其武的陪同下,分批检阅了归绥驻军,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分发慰问金。每次检阅部队后,傅作义都不多讲什么。但是,官兵看到他精神焕发、红光满面,便知那些关于“傅作义在北平被软禁”之类的说法,纯属谣言。从傅作义身上,官兵们看到了希望。

饱含阴谋、杀机的电波,在和平起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飞到了绥远。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长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头目赵恩武:“傅作义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

赵恩武捧着电报,感到一阵阵颤栗:“傅作义的旧部企盼和平,傅作义绥远之行深得人心,要刺杀傅作义,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特务们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时机。

他们发现,傅作义在归绥住了三天后,就住到了美岱召。这里原为清朝末年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建立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四周为石面土心的城墙,风景幽美,环境清静,尤其易于警戒。张世珍师的一个加强团奉命赶到这里负责警卫,特务们更难下手了。

张庆恩听说傅作义一行驻美岱召,立即乘铁路上的压道车赶去了。

到了火车站,碰到傅作义的随从副官主任张锦涛正在组织搬运东西。张庆恩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张主任,我看傅总司令来了,没车,我搭你的车吧!”

张锦涛不经意地说:“请吧!”

从车站到了住处,张庆恩跳下车,就往召里窜。

此时,阎又文正站在院子里,一见张庆恩来了,大吃一惊。他急中生智,大声对卫士喊道:“张处长来了,快去报告总司令!”

里屋的卫兵们听到喊声,立即警觉起来了。

张庆恩见到傅作义,顾不上寒暄,就拿出几份电报,说是国民党广州政府让转交傅作义的。

傅作义接过电报,连看也未看,便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误了去包头的火车!”

张庆恩明知傅作义下了逐客令,涨红着脸出了门。

九月十日,傅作义一行到了包头,驻南门外的皮革厂。这里属郊区,便于警卫。

特务很快将情况报告重庆。蒋介石向傅作义发来了电报:“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从广州发来“贺电”,“祝贺”傅作义“脱险”到绥,邀傅到广州,并且说:“你在北平的部属来了,也均妥善安置。”

傅作义笑着,把电报扔进字纸篓里。

察实情,做工作,傅作义对解决绥远的问题已经心中有底了。九月十一日,他给薄一波、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薄政委一波兄、聂司令员荣臻兄勋鉴:

中支二十四时三分电敬悉。甲、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乙、目前具体情况:(一)现有军队计第一一一军(下辖二五八赵晓峰、三二。马逢辰、三二六王崇仁三个师);独立师计第七师(张世珍)三一九师(张朴)、三一。师(张副元);原榆林驻绥部队(邓宝珊属)计二十二军两个师(二二八师杨仲璜部、八十六师胡景通部);骑兵计整骑十一旅(陈秉义部)、整骑十三旅(鄂友三)、整骑十二旅(高理亭)、骑五旅(安恩达)、独三旅(乔汉魁)、保二旅(张振基)、保四旅(张汉琏)、保六旅(邬青云)。此外尚有杨作舟部、张飞生部、邵守中部及由榆林来的骑兵一部,总计只骑兵乘马就有二OOOO余匹。直属单位计有战车连一、铁甲车队一、野炮营一、辎重营一,及兵站监护部队;指挥机构计西北军政副长官包头指挥所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一、第九兵团司令部一;(二)除正规部队外,小单位还多,名目繁杂,有些纪律很不好,着手处理极感困难;(三)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服装补给现品或换当时市价发给;(四)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料之外。但因受前由北平回绥干部及前骑四师跑回干部的不正确宣传,影响疑惧心理仍不能完全释然,认为即使现在诚心拥护中共领导,努力学习进步,但中共下级人员仍不会谅解他们,仍不要他们,因此向弟要求保证(甚至背后说,再不要第二次出卖他);(五)因疑惧心理的存在,虽然拥护并实施中共各项决策,但害怕通电发出后,中共政工人员及行政人员大批插入,中共人员看不起原有干部,原有干部惊恐疑虑,如冰炭不相容,可能因小故发生事端。丙:处理原则:(一)坚持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丁: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即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因为他们对我还抱有信心,我处置坏分子,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如中共人员直接处理,其他干部即发生疑惧。所以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除高、杨、潘、姚各同志协同,设计决策外,请再派若干较高级同志协助进行思想教育及检查工作。惟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及省厅内部直接处理事务人员暂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惧心理消除,两个省府合并为一,部队政治制度建立,即可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况,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才不辜负毛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亦可以作全国其他各地一个较好的影响。这是弟目前应尽的责任。以上各节系弟针对目前实况所拟议,而对整个方针,体会容有不同,但此确为处理此一复杂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丑话说在前边,不愿事后再求补救,两兄有何意见,请电示。

傅作义 申真十二时九月十三日,秘书送进一份电报,傅作义展开一看,是聂荣臻、薄一波的复电。复电同意他所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

复电接着说,毛主席指示:不论采取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毛主席说:回到绥远的一万七千人,应全部收容起来,给以适当的安置与教育。还说,由你去处理这些人,比较我们去处理为适宜。

傅作义长久未放下电报。他默念着:“共产党人于人胸怀宽阔,严以自律……”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电报是经毛泽东主席修改和批准的。

七、绥远和平终成现实

九月十五日下午,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军用飞机,在包头机场徐徐降落了。机上走下一个人。迎候的包头军政要员意外地发现,来人是国民党二级上将、军令部长徐永昌。

一出机场,徐永昌很快找到傅作义。

“宜生老弟,我想你不会把我拒之门外的。”一见面,徐永昌便揶揄地说。

徐永昌年长傅作义八岁,都是山西人,很熟悉,说起话来也很随便。

“次宸兄,你看我是那样绝情绝义之人吗?”

“我们都在晋军多年,我知道宜生不是那样的人。才敢在这样的时候到包头来。”徐永昌说完,很不自在地笑了两声。傅作义也笑了。

“宜生,实话实说,我这次前来会晤,就为一个目的,劝阻你在绥远的行动,按委座训示,到广州去。”

傅作义听着,没吱声。

“宜生,你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但是我不明白,你在北平那样干了,现在又到这里这样干……共产党到底能给你什么好处?”徐永昌咄咄逼人。

“次宸兄,我对部属这样说,对共产党这样说,今天对你也这样说,我的行为,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国家为民族,”傅作义努力保持平和的语气,可声调依旧较往日要高要重得多:“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党政府已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即使我去了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要解放,全国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番话,说得徐永昌无言以对,来前想好的一肚子话,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然而,徐永昌毕竟不是一般的政客。他知道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傅作义这样一个极富影响的人物一定会去参加,便心生一计:“我住着不走,你们就不好通电起义;即使通电起义,等你傅作义回北平,我再生办法。”

当天晚上,徐永昌就“病”了。

绥远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傅作义把邓宝珊、董其武请到自己住处,商定起义时间为九月十九日,即赶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

“徐永昌赖在这里,碍手碍脚的,怎么办?”邓宝珊问。

傅作义想了想,对邓、董二人低声说了几句。

第二天早晨,邓宝珊到了徐永昌住处,先是问寒问暖,接着说董其武已为他安排了医院,很快就可以住进去。

邓宝珊接着说:“住下来好,宜生想请你别回广州,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到北平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脸刷地变了色,急忙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

九月十九日早晨,徐永昌果然离开包头,飞往重庆、广州复命去了。

“我想来说服傅宜生,没想到反而让他给我讲了一通大道理,”徐永昌上飞机前不满地对随从说:“不过不要紧,我们三年后再见!”

起义的通电稿电报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看了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事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后,工作人员在电稿上写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然后用虎皮宣纸抄好,待签字后发出。

九月十九日上午,绥远军政要人和地方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部驻包头附近的二十二军的代表,汇集省银行包头分行,举行签字仪式。

董其武第一个签完字后,随手用一个小茶碗扣在签名字的后边。待大家签完后,共三十八人。小茶碗处还空着,那是留给孙兰峰的。

此时,傅作义正在医院里给孙兰峰做工作。

王克俊到绥远后,曾给孙兰峰做过工作。可是,孙兰峰坚持:“没亲眼面见傅先生,什么人劝我拥护绥远和平解放都是废话。”

傅作义到绥远后,曾两次和孙兰峰做过长谈。

九月十日是第一次。针对孙兰峰听信许多谣言,疑虑颇重的问题,傅作义说:“实际情况和你听说的并不一样。就拿我来说,不仅没被软禁过,有人身自由,还到西柏坡见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你说的一些情况,比如一些被俘人员没释放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政策造成的,而是一些人没有很好理解、执行政策造成的。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有不少问题,毛主席、周副主席已经知道,正采取措施纠正。”

然而,孙兰峰顾虑并未完全消除,仍认为:“共产党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人,早晚必受其害。”

四天后是第二次。这次,傅作义主要给他讲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起义政策。傅作义说,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得到人民拥护,最终获得成功。我们起义,就是站到人民方面,无疑做对了。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傅作义还说,“绥远方式”就是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只要求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至于个人,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

徐永昌到包头见过傅作义后,曾说要找孙兰峰,孙为了躲避,就称病住进了医院。傅作义到医院,作第三次谈话。

这次谈话,傅作义对这位老部下十分严肃。他说:“畹九(孙兰峰的字),起义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字了,只有你没签字。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但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孙兰峰百感交集,泪如泉涌:“我跟傅先生几十年,情同手足……你是毛主席派来的,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起义通电签名的空白处,很快写下了“孙兰峰”三个字。

这份给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的起义通电,很快传到了北京,接着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世界。

当天下午一时,傅作义把部属召集到银行,给大家讲了话。他说:“过去我领着你们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是我一个人的错误,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把大家引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谁人如果再走错路,犯了错误,那就要由自己负责了。”

这些朴实而坦诚的话,使不少部属牢记了一辈子。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联名复电: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馁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同一天,聂荣臻、薄一波也联名复电: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八、情满政协会

即将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北平,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彩旗飘扬,百花争艳,一改旧日颜容。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聂荣臻、薄一波赶到西直门车站,在站台前等候着。

“嘟——”一列绿色的专列缓缓驶入车站。聂荣臻与薄一波迎上前去。

傅作义满面春风地走下火车,身后是邓宝珊、孙兰峰。

“你们辛苦啦j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让我们代表他们欢迎你们来了!”聂荣臻浓重的四川乡音,让人听着热情、亲切。

薄一波则用山西话,大声问候着。

傅作义介绍了身后的孙兰峰,然后说:“其武留守绥远,那里还不能都离开。”

聂荣臻说:“我们知道了。其武已被提名为政协委员。

下午,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一起步入中南海怀仁堂。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已经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怀仁堂这地方,傅作义多次来过,今天的感觉却与往日完全不同:那样的崭新、庄严;主席台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格外神采奕奕。

热烈的掌声中,傅作义走上讲台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很短,却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他最后说:“我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我将继续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哗——”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都起身迎了上去,与他热烈握手。毛泽东还情不自禁地与他热烈拥抱。

邓宝珊和孙兰峰也都发了言。

孙兰峰用很朴素的话语作了自我批评,坚定地表示今后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绥远,建设新中国。发言虽然很短,但全为肺腑之言,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议中,毛泽东见到孙兰峰时,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

孙兰峰这位睥性刚烈、戎马半生、性格倔犟的将军,一听这话,泪水竟扑簌簌流下来了。

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中央领导人和政协委员们互相敬酒。聂荣臻向傅作义、孙兰峰高举酒杯,敬了酒。

这时,毛泽东笑盈盈地走过来了,走到了孙兰峰身边。

孙兰峰倏地直起身。

毛泽东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来干一杯!”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孙兰峰也把酒一饮而尽。他的眼眶又泛湿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百忙中设便宴招待傅作义、孙兰峰。

客人落座后,周恩来对孙兰峰说:“听说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

周恩来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给孙兰峰斟了一杯。

“这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珍藏多年了,最近她把酒转送与我。”

孙兰峰一听这是和孙中山先生名字联在一起的酒,很兴奋,一扬头,喝了下去。顿时,一股热流融遍了他的全身。

十月一日下午,中国现代史上展现出最光辉的一页。

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开国大典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参加开国大典的傅作义、孙兰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三十万参加庆典的军民一样,心潮起伏,热血奔涌。他们毕竟也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绥远问题。

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之人,加傅之人,兴我之政”的原则,研究了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等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聂荣臻通知绥远到京开会的高克林、姚士土、裴周玉三人:“你们暂不要回绥远,等待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聂荣臻、薄一波,以及高克林等人。

毛泽东强调,绥远的工作原则和步骤,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办。

在谈到向董其武部队派出政工干部,做好政治工作时,聂荣臻说:“蒋介石的政工人员是特务,应防止对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绥远工作的请示写信作答:

十月二十八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成为绥远工作的一个基本依据。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傅作义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董其武、孙兰峰被任命为副主席。董其武还被任命为人民政府主席,孙兰峰被任命为副主席。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员,傅作义被任命为司令员,董其武、孙兰峰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在傅作义即将离京上任前,聂荣臻、薄一波专门通知中共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的领导人:“傅作义先生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有功之人,是绥远和平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赴绥远上任后,应以隆重礼仪接待。今后在他的领导下,和平建设新绥远。”

绥远地方的各项工作在顺利进行。

绥远部队的各项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一九五。年底,为了适应抗美援朝需要,绥远部队整编为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到河北衡水整训。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兵团党委和军政委员会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毛泽东阅后,挥笔批转傅作义: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审阅,阅后请予以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二十三兵团跨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全兵团完成任务出色,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和朝鲜政府奖励。

一九五二年年底奉调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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