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阴霾厚重

一、蒋介石三施计谋

战争初起犹如一池被搅浑的水，慢慢地，泥沙沉淀，结局也就逐渐明朗了。

蒋介石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傅作义坚守华北，实际已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西北胡宗南部处处被动挨打、防不胜防，江南兵力空虚、捉襟见肘，根本无力也无法千里迢迢前去支援。在解放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下，傅作义部的结局只有两种，或者被消灭，或者投降共产党。而无论何种结局，一旦损失这六十万人马，划长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的图谋将化为泡沫。而且如果是第二种结局，人心涣散的国民党军队，会更加涣散，甚至无法驾驭了。

怎么办?

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强令南撤。可再一琢磨，六十万人马要冲破重重封锁，穿过大片的解放区，风险太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傅作义这等精明的人，不会看不到这种危机。这强令未必能令得动傅作义。

蒋介石又想到以开会等方式，把傅作义召到南京软禁，调换将领，进而实行南撤。可是，几次电令，傅作义均以大战在即，实难脱身为由，未到南京。用其他更过激、更严厉的办法，傅作义防范甚严，极难得手。而这样做，必定激起傅作义十几万嫡系部队变故，将在全军将领中引起波动，扰乱军心。

蒋介石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劝导。

蒋介石招来了军令部长徐永昌。

“次宸，你很快到北平去，敦促宜生迅速撤到江南。”蒋介石说。

“上次的军事会议，不是刚定下坚守华北的方针吗?”

“此一时，彼一时。林彪所部入关，宜生处于劣势，再加将无斗志，兵无士气，何能取胜。”

见徐永昌面有难色，蒋介石又说：“你们当年都效命晋军，交往甚深，他不会不听你的。”

徐永昌也算晋军宿将，较傅作义资历要深，二人相处多年，虽谈不上知心，但也未发生过什么不快之事。蒋介石既然说到这地步，徐永昌只好从命。

十二月十五日，徐永昌飞抵北平。

“宜生，委座要我传达他的命令，迅速南撤。”

“怎么撤?”

徐永昌未领会傅作义的怨怒，解释说：“一路是海路，由塘沽撤到青岛；一路是陆路，由天津、河北，经山东半岛到青岛。”

“自己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带到南方后，为了排除异己，不卸磨杀驴，也可能晾我在一边。再说，到处都是解放军，难免被围追堵截，万一南撤失败，他老蒋阴阳脸一翻，怪罪于我，受得了吗?”傅作义脑子里翻腾着。当然，他知道这些想法不能说出来。

“次宸兄，我比谁都希望南撤。现在北边，靠我带几十万人马支撑着，我也想撤到南方，靠着委座这棵大树好乘凉。可是，几十万人马，再加上眷属，怎么冲得出解放军的重重包围?”傅作义说。

徐永昌一时没有答话。“次宸兄，委座对保证六十万人马顺利南撤有什么明示?你又有何高见?”傅作义紧紧地追问，以攻为守。

“宜生，怎么撤，委座没有明示，而我，更谈不上有什么高见了。”徐永昌也还坦诚。

“次宸兄，既然这样，就只好请你禀告委座，我傅宜生定像当年苦守涿州那样，带领属下固守平、津、察、绥，以守待变，报效委座。”

徐永昌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那我只能这样复命了。”

徐永昌回到南京，向蒋介石禀报了北平之行的情况。

蒋介石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怨徐永昌办事不力。但他转念一想，自己考虑也欠周到，在鞭长莫及的地方，靠“令”不如靠“拉”。

蒋介石把次子蒋纬国召来，如此这般地作了一番安排。

十二月二十三日，蒋纬国飞抵北平。

身着军装的蒋纬国一见面，先给傅作义敬了个礼，全无以势压人的样子，也无纨绔子弟的轻浮劲儿。

傅作义把这位不速之客请进办公室，也尽量显得热情周到。

蒋纬国打开了公文包：“这是家父给傅将军的信。”

傅作义双手接过信，展开来。

“……西安双十二事变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我平生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不佳又主张跟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请你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

“委座不相信我，认为我与共产党合作……”傅作义自语道。

“不，家父尚无此意。”蒋纬国赶紧解释说。

“我看这信上……”

“家父并不断言，只是认为你有这种念头，意在提醒将军注意就是了。”“那好，那好。”傅作义也不愿顶得太僵。

“家父要我面陈将军，只要将军带领部属由海陆两路撤至青岛，美军肯定会援助南撤。”

“这点和徐永昌上次来讲的差不多。”傅作义心里想着，嘴上却说：“是啊，南撤，于我于党国都好，我也不愿在此固守恶战。撤到青岛上美国人的军舰，路途是大大缩短了，可依旧上千里。这几十万军队一旦离开北平，就将如羊落虎口，我不能不为此负责呀!”

临行前，蒋纬国曾想到这个问题，并讨教蒋介石，一旦傅作义提出来该如何回答。蒋介石答得很干脆，不冒风险，怎么能突出重围?!可现在面对傅作义，蒋纬国总觉得无法这样讲出口。

蒋纬国见机行事，急忙亮出了第二招：“家父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傅将军要是到了南方，家父一定委任你为东南军政长官。”

“委座对我一直很器重，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华北剿总’司令官，都是他钦定的，我终身难忘。只是我不才，难以胜任，谢谢你，也请转答我对委座的谢意。”

蒋纬国也感到不好再相劝，悻悻地告辞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天坛机场又降落了一架飞机，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军统头子郑介民走下了飞机。

他了解了徐永昌、蒋纬国北平之行的情况后，心里设计好了一套方案。

“你们与中共和谈。”见面后，郑介民说出的七个字，简单得让人分不清是提问还是责备。

本想先软后硬的傅作义愣了一下，马上硬气起来：“绝无此事。”

“到处都在这样传。”“现在传的东西多了。”

“哼，无风不会起浪。”

“你要是不信我说的，可以调查，到哪里都行，我奉陪。”

郑介民望着身材魁梧的傅作义，心里犯起了嘀咕：“调查，到哪里调查，找谁调查?要是把他惹急了，把我扣下，连南京也回不了了。”

傅作义慢慢地喝着茶，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则是严阵以待。

“没有更好，没有更好。”郑介民嘴上软下来了，可心里却在发狠，“走着瞧，等我拿到真凭实据再说。”

“傅总司令，南京毕竟是首都，比北平消息要灵通一些，”郑介民转了话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战争的结果，必定是美国取胜，苏联失败，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但愿如此。”傅作义敷衍着。

郑介民接着说：“我很快通知我所属的军统人员，绝对服从你的指挥。”

“噢，谢谢你。”

中午，傅作义为郑介民举行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宴会。郑介民举着酒杯，慷慨激昂地对军官们说：“蒋总统命令我转告你们，北平的事宜，他全托付傅总司令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你们要始终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

郑介民讲完话，当场给每人分发了一封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信，信中说：“傅总司令善于守城，要在他的指挥下固守待变，不成功便成仁……”

下午，郑介民召集了蒋的嫡系军官，作了“决不能参与和谈”的布置。晚上，他又召集军统特务的大小头目，布置暗杀奔走和谈的人士。

一月八日，郑介民飞回南京。美国人插了一杠子

美国总统杜鲁门始终关注着中国、关注着华北，因为中国，因为华北不仅关系到所谓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关系到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取胜的问题，也关系到他所代表的民主党，关系到他本人。在野的共和党指责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是“把大量美元往无底洞里扔”。连他的一些属下，也提出蒋介石无可救药，应另选支援对象。

随着华北形势日益紧张，这种关注也愈益密切。

杜鲁门给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发了一封密电：找傅商谈直接给傅军援问题。

白吉尔对傅作义素有好感，与傅作义接触过的军事代表团成员、武官，也都对傅作义颇有好感：傅治军有方，办事严谨，衣着朴素，说话诚恳……

杜鲁门的电报未讲其他内容，白吉尔却心领神会：这一接洽，决不仅是一个直接军援的问题。

白吉尔急匆匆地飞到北平，直奔居仁堂傅作义办公室。

要在往常，白吉尔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剿总”司令、“绥靖”主任，是不放在眼里的，可今天一见面，他就显得很客气，甚至殷勤。

“傅将军，杜鲁门总统让我转告您，今后我国政府将抛开蒋介石先生，直接地完全地支持您。我们的海军已在渤海、黄海、东海做好准备，准备协助您的部队南撤。”白吉尔开门见山。

“哦，我很感谢贵国政府对我的理解、支持。不过，为什么要直接支持我呢?”傅作义问。

白吉尔右手中指习惯性地在桌面上弹了几下：“蒋介石先生已经不中用了，中国需要傅将军这样的人。”

傅作义对美国当局对蒋介石不感兴趣，甚至要走马换人，也有所闻，但是，直接听美国的高层人士讲这事儿，还是第一次。而且，在白吉尔的话中，傅感到自己被卷进了漩涡，也成了当事人。一向谨慎从事的傅作义，顿感事关重大。

傅作义思忖了片刻，明白了白吉尔的来意以及美国政府的用意。他微笑着说：“谢谢白吉尔将军的好心，谢谢美国政府的好意。我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不能直接接受贵国的援助!”

白吉尔对傅作义的回答，感到意外。

十一月初，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到北平见傅作义，谈到白吉尔在上海表示意欲支援上海时，傅作义立即让杜建时与白吉尔联系，让美军以来津保侨为名，支援形势已经紧张的天津。杜建时返天津后，即给白吉尔写信，转述傅作义的要求。白吉尔复信说：“去津保侨事，可以考虑。”杜建时将白吉尔的信及时转送傅作义，还电告了蒋介石。

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又让“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打电话给杜建时，让杜专程到青岛找白吉尔，再次要求以保护美国侨民和财产为名，出兵天津。

杜建时深知美国当局的处事原则是唯利是图，在无望的情况下，绝不会出兵天津。但碍于傅作义面子，他还是给白吉尔写了信，并专门派外事处长全绍武乘专机将信送往青岛。

白吉尔收到信后给傅作义回了信，信中说：“已电报美国政府，奉政府之命转告阁下：在现在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白吉尔在给杜建时的信中则说：“傅作义迟疑不决，不早日把兵力集中于海口地区，以至于处处失利。美国不能投入兵力于必败之地，因为为时太晚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情却翻了个个儿：不是傅作义求白吉尔，而是白吉尔亲自找上门来求傅作义了，而且求的是要傅作义接受他们的军援。

白吉尔未料到傅作义态度巨变，听傅作义这么一说，以为是说客气话，又重复了一遍：“今后我们将绕开蒋介石，直接支援傅将军。这是杜鲁门总统的意向。”

“我很感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不过这事只有请你们直接去南京政府商谈。”傅作义脸上仍带着谦恭的微笑。

白吉尔端起考究的瓷杯，抿了抿。借这机会，他瞟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傅作义，忽然觉得眼前的傅作义已经变了，变得陌生了。不过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变的，他一时说不准。

白吉尔不肯善罢甘休：“傅将军，这中国的局势……华北的局势……”

“这中国的局势，华北的局势，诚如阁下上次给我的信中所言，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傅作义接过白吉尔的话说，“不过，这中国的事，就由中国人办吧，白吉尔将军何必为此劳神费心呢?

白吉尔咧咧嘴笑了，笑得有些不自然：“傅将军还记着那封不合时宜的信，并为之而动气呀?”

“我记着那封信，不是对信有气，反而是觉得信中对中国现状分析很精辟：在现在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益的。傅作义一语双关。

白吉尔没有听出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白吉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为美国在华北的利益不保而叹气，为美国不能驾驶国民党军队中的这样一位佼佼者而叹气。白吉尔只好告辞了。

傅作义很客气地把美国将军送到门口。

三、毛人凤杀一儆百

这是新春即将降临北平前的一个寒夜，冷得出奇。

朔风抽打着大街小巷，垃圾、尘土被抽得上蹿下跳，东躲西藏。

灰黄的路灯，在朔风中可怜兮兮地颤栗着。

一辆深黑色的卧车驶过王府井，驶上长安街，拐了个弯儿，驶进中南海。透过侧面车窗映进的灯光，照在何思源瘦削但神情刚毅的脸上。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后转入哲学系。在北平上学期间，深受“五四”民主思想影响，参加了声讨曹、陆、章和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行动，还多次在《新青年》和另一本进步刊物《新潮》上发表进步文章。一九一九年七月考取公费留学，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攻读政治经济。留学七载，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而始终勤学不辍，终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六年，何思源先后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六年调任北平市市长。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开始思索中国的另一种前途和命运。这期间，他多次暗中保护进步人士和学生，再加上支持同蒋介石政见不同的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九四七年七月被免去市长职务。

真是“无官一身轻”。尤其是日益看清了时局，何思源毅然作出了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奔走呼号的决策。

这天，何思源赶到居仁堂，面见傅作义。

“现在北平已经完全孤立，人心又思和，如果再下令抵抗，那就很危险了，千年的古迹被毁坏，平民百姓血流成河。傅将军，我觉得现在是你决断的时候了，大家都盼望解放军开进城来呀!”何思源将心里想的，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毫无顾忌。

“何先生所言极是。不过，真正实行起来困难太大。”傅作义不紧不慢地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傅将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见傅作义那么沉稳，何思源倒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与何先生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问题是事情很多，要一件一件去办。你看。我现在正有事想请何先生帮忙呢!”

“帮忙?我已经无职无权了，能帮什么忙?”

“何先生，我决定明天中午以聚餐会商的形式，召集华北7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请你参加。另外，明天上午，由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先生陪同你，征询一下各将领、各部队对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

“我去征询意见?”何思源为难地说：“我已经削职为民，名不正，言不顺哪。”

“就以人民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你说的是上次北平议会授予我终身名誉市民?”

“主要不是那个。主要是这样做符合人民的意志。诚如何先生所言，人心思和。”

“嗯，那好吧，我去!”何思源回答得很干脆。

天亮了。何思源立即与许惠东逐一访问了各军军长、各兵团司令。这些人都在家等候着，何思源明白，是傅作义作了安排的。

何思源对各位司令、军长们讲，一旦战火蔓延进北平城，将会给二百万市民、给千年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说他们重兵在握，应该挺身而出，避免战争。

司令、军长们都说没有意见，但谈及更具体问题时，他们则回答不知道。

何思源好生纳闷：“傅作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思来想去，他认为傅作义老成持重，既要走和谈之路，又要部属出言谨慎，以免误事。

中午，聚餐会商在市参议会举行。

会议厅里摆了五张餐桌。“剿总”总部的将级军官、七省市议会议长，以及北平工商、教育界代表共五十余人，分坐各桌。

议长们先后讲了话，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何思源走上讲台，会厅里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我认为，现在不光要谈和不和，更要谈怎样和的问题了。火烧到眉毛了，还老生常谈、慢条斯理不行了。”

何思源提了三条建议：一是将北平改为北京；二是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三是中央政府要有统一全权。

何思源的话音一落，与会人员轻轻鼓掌，表示赞同。

会上决定以大会名义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当即拟写了电文。

会上还推举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一人为和平代表，第二天出城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然而，在场的军人，仍不发言，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

通电已经发出，各界人士的意见已经统一，何思源喜不自禁。

下午，何思源兴致勃勃地回到锡拉胡同十二号的住地。

刚进门，两位学生打扮的青年人迎了上来。何思源定睛一看，其中一人是地下党派来与他联系过多次的张实。
 
“请里边坐，里边坐!”

两人跟着走进客厅。

“何先生，地下党负责同志让我们赶来提醒您，您有危险，今晚要防备!”

何思源不以为然。

“你们今天起草了和平通电，明天还要代表各界，出城与解放军联系。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的。如果他们有什么行动，很可能在今天晚上。”张实认真地说。

“谢谢，谢谢贵党对我的关心!”何思源感动地说。

中共北平地下党对何思源的提醒并非危言耸听。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向他逼来。

南京。“总统府”。

“何思源，身为北平前市长，竟投降共产党，叛徒!”蒋介石咬牙切齿。

“委座的意思……”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军统头子毛人凤凑过头来。

蒋介石一挥手：“要快!”

毛人凤从蒋介石处领受任务后，立即飞往北平，将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站长沈醉找来，密谋此事。

毛人凤提出：“派人埋伏在何思源门口，待其出门时用手枪暗杀。”

叶翔之极力反对：“锡拉胡同人来人往，行事后脱不了身。”

“不能怕丢一个人，误了此事。”毛人凤说。

“不是丢一个人的问题。万一这人被抓住，可能要捅出大娄子。”叶翔之情绪激动地大声解释着：“如果把事闹大了，军统在北平就难待下去了!”

叶翔之的心里还有一句话未说出来：“闹大了，老蒋为平息民愤，找个替死鬼，这杀身之祸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那你说怎么办?”毛人凤问。

“在房顶上安定时炸弹。”

“在房上安定时炸弹，容易吗?能成事吗?”

“先生有所不知，北平站下头有个人称‘飞贼’的段云鹏，飞檐走壁，身轻如燕。在何思源的房顶上安个炸弹，对他来说易如反掌。”

“嗯，安定时炸弹……”毛人凤反复唠叨了几遍，一挥手：“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我还要说一遍，这件事可是委座亲自布置的，不能有丝毫差错!”

晚上睡觉前，何思源特意对妻子和孩子们说：“北平要和平解放了，我很高兴。”

何思源没有忘记地下党的提醒，他吩咐佣人悄悄地把后门打开。然后，又告诉妻子和孩子们，一旦夜里发生什么情况，就从后门撤走。

就这样，一家人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里屋的屋顶“轰”的一声巨响，砖瓦、木块随着响声雨点般地砸了下来。里屋住着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和两个女儿。

睡在外屋的何思源和两个孩子一下子被响声惊醒了，急忙起床去救人。谁知刚走了几步，外屋的屋顶上也传来了一声强烈的爆炸声，四壁、地面都被震动起来。紧接着，飞落下来的碎石砖块，将何思源砸倒。

特务安放的两枚定时炸弹爆炸了!

何思源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次女何鲁美身亡。夫人何宜文伤势最重，头部被4块弹片击中。

何思源炸伤了一只胳膊，被送到北京医院。为了避免特务再下毒手，医生护士将他转到地下室治疗。

何思源伤口流了不少血。医生、护士为他做了及时的清创、缝合和包扎。

“要是两枚炸弹同时响，或者外间的先响，那至少要炸死四人!”何思源回想着，既恨透了国民党特务，又暗自庆幸。

各界的代表得知此事，都来到何思源病床前慰问。大家对暗杀和平使者的卑劣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面对大家的关怀和问候，何思源忍痛撑着床，直起身来：“我们北平各界响应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走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赶快出城联系!”

十九日清晨，何思源带着伤痛，乘车来到了西直门有轨电车场，与在这里等候的其他代表，一起出了城。

当人们看到包扎着绷带的何思源时，都走上前来亲切慰问。连一些蒋、傅军士兵，也向他鼓掌、招手致意。

何思源的眼眶湿润了。

蒋介石得知没有炸死何思源，又气又急，把毛人凤狠狠地训骂了一顿。

四、聂荣臻：“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时左右，邓宝珊、周北峰以及傅作义的参谋刁可成、邓宝珊的副官王焕文，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队列科长王朝纲的陪同下，乘坐两辆吉普车，来到通县以西一个名叫五里桥的村子。这里距刚移驻通县宋庄的平津前线司令部有五里地。

车在一个大院前戛然停住。邓宝珊一抬头，发现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已在院门口迎候了。

“辛苦了，辛苦了!”三位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走上前同来人握手。

周北峰一下车就开了口：“我们可着急了，能马上谈吗?”

林、聂、罗三人都笑了。

主人、客人谦让着进了院子。

这是一个宽大的宅院，由四个小院组成，比八里庄那里条件要好多了。

坐下后，聂荣臻先发言：我们上次已经讲清楚，还写进了纪要，一月十四日是答复的限期，你们没有主动答复。我们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多次催问，贵方仍迟迟不作答复。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下达进攻天津的命令了。因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何意见?

周北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转身问邓宝珊：“副总司令，你看怎么办?”

邓宝珊显得比较平静：“用你的名义发个电报，如实禀告，请总司令电示。”

周北峰出去后，邓宝珊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林彪回答：“三天。”

“三天?”邓宝珊不以为然：“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

“三天打不下来，就打三十天，打半年，打一年，迟早总能打下来!”聂荣臻说。

邓宝珊没想到温文尔雅的聂荣臻讲起话来这么有力，这么自信。

周北峰的电报发出不久，便收到傅作义指示王克俊拍来的电报：“请和邓先生商量，酌情办理。”

在这之前，平津前线总前委对攻打天津的问题专门开了一次会。

会上，聂荣臻说：“傅作义迟迟不作答复，是在观望等待。如果迅速打下天津，给敌人一个威慑，北平的和平解决，也就容易得多了。”

刘亚楼详细介绍了天津的情况后，说：“天津的十几万国民党守军，由傅作义的好友陈长捷指挥，解放了天津，傅作义断了从海上逃跑的路，也就只能接受和谈条件。”

林彪、罗荣桓都同意打天津。总前委的决定很快形成了。

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指示：“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一月十四日，聂荣臻就北平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致电中央军委：傅派邓宝珊、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I司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

(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均为我一一拒绝。

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乘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一月十五日晚，天津市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个夜晚。

在下达攻击命令前，林彪、罗荣桓曾派人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等人联系，敦促他们尽快放下武器。陈长捷等人商议后，复信拒绝。

十四日上午十时，笼罩在海河上空的冬雾刚刚散去，随着刘亚楼一声“开始”的命令，数百门火炮齐鸣，天摇地动，天津攻击战开始了。

经过一个白天的激战，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军攻占。

此时，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市长杜建时、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汇集在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里。炮弹的猛烈爆炸，把地下室震得直颤动，桌上的蜡烛不时“吧嗒”倒地。

一发炮弹落在地下室的顶部，地下室剧烈地抖动起来。墙上一面装有蒋介石大幅照片的镜框，“咣口当”一声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玻璃镜框下的蒋介石人头像一下子变得龇牙咧嘴。

有人冷笑了一声，有人无动于衷。

这里的人都知道，仗从上午十时打起，外围阵地无一不被突破，战火正向市中心、向指挥部翻卷过来。

好一阵子大家都呆呆地坐着，像在等待着什么，连近处巨大的爆炸声都未引起多大反应，谁的心里都很清楚：抵抗已经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了，无非是多毁坏一些建筑物，多流一些血，多死一些人罢了。

衣着依旧整齐的杜建时站起身，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陈司令，你是否再给傅总司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该怎么办?”

 请示傅总司令?连老头子都严令坚守，请示他有何用。再说，请示了，也还是那两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没戴军帽，上衣敞开着，说话时唇边的胡须在微微抖动。

林伟俦、刘云瀚面面相觑。

不过，陈长捷说完还是站起身，拿起无线电话筒，要通了北平“剿总”司令部。

接话的是李世杰。

李参谋长，天津的战况我们不断向你们呈报，你们清楚吗?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全军覆没了!”陈长捷尽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懑，口气也显得比白天要平静一些。

对方没吭声。

“李参谋长，现在没死的弟兄们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等死吗?”陈长捷追问着。

“请等一下。”对方放下话筒。

这时，杜建时、林伟俦、刘云瀚都围了过来，屏住呼吸。

不到两分钟，话筒里便传来了李世杰的声音：“傅总司令还是那个意思，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

“啪!”陈长捷摔下话筒。

“再坚持两天，再坚持两天，拿弟兄们的性命，当他们和谈时讨价还价的资本哪!”陈长捷怒不可遏。

陈长捷一屁股坐下，下唇咬出了血。冲着傅作义的命令发火，这在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陈长捷与傅作义，交往已近二十载。他们同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坚守涿州时，傅作义是晋军师长，陈长捷是主力团团长。抗战时期，陈长捷被安置到兰州当了第八补给区司令，释了兵权。傅作义出掌华北后，给陈委以天津警备司令之重任。

多年同生共死，危难时节相助，再加上仰敬傅作义的人品，陈长捷对傅作义的指令执行最坚决。“为大哥负责”，是陈长捷行动的准则。其所谓大哥，即傅作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闯、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飞抵天津，想策动守军撤至塘沽，然后从海上逃走。陈长捷认为一旦防守天津的部队撤走，便将置北平守军于死地。他向李及兰等人表示：“一切应为傅负责，如果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这样一来，天津守军未能南撤……

杜建时看着直喘粗气的陈长捷，劝导说：“事到如今，不管北平怎么说，我们得自己救自己!”

林伟俦、刘云瀚都附和着。

“怎么救自己?”陈长捷问。

杜、林、刘三人商议，发表一个“和平宣言”。

杜建时立即请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商量，写了一篇愿意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

第二天凌晨，杨亦周在电台播出了这篇宣言，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上午，解放军的一个团，向敌八十六军军部所在地小白楼疾速推进。首先冲入楼内的三排发现有一地下室，便立即封锁住了室I：I，并向里面喊话，要敌人投降。过了一阵子，一名敌军官从室LI爬了上来，表示愿意商量谈判条件。

到这时候了，还商量谈判条件，明明是在拖延。三排的战士不再和这名军官多谈什么，一下子冲进了地下室。地下室的敌军官一个个慌忙站起身，举起手。靠里面的沙发边，站起了两个军官，一个圆脸秃顶，一个长脸分头。他们就是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和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昨夜他俩从陈长捷处开会回来，金汤桥已被解放军占领，林伟俦回不了本军，只好跟刘云瀚到了小白楼，没想到在小白楼两人竟一起当了俘虏。

杜建时昨晚回到市府办公室后，浑身像散了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想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打不通，又要警备司令部，也要不通。上午，一阵急促的枪声后，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解放军冲上了市府办公楼，杜建时被俘。

那天晚上众人走后，陈长捷呆坐在电话机旁，心已成灰。

上午，解放军打进了警备司令部指挥室。这里空无一人，城防作战图表、战况一览表完整地挂在墙上。

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王义凤、傅泽国冲到院内地下室门口。他们边往下投手榴弹，边大声喊：“快放下武器!”

二十多名敌军官胆战心惊地举起了手。

“谁是司令?”王义凤、傅泽国大声问。

一个军官走到他俩身旁时，使了个眼色：“司令在里头!”

王义凤、傅泽国冲进了地下室，只见六七个敌军官正忙着销毁文件，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灰暗的面孔。

“别动，举起手来!”

“缴枪不杀!”

敌军官全部举起了手。

俘虏中有一名中等身材、微微发胖的军官，他就是陈长捷。站在他身旁的还有副司令秋宗鼎、国防部军纪检查组长杨威、高级视察官程子践等。

后面赶来的解放军副营长朱绪清，从集合在院子里的俘虏中找到了电话员、电报员，接通了线路，让陈长捷给部队下达投降命令。

满脸灰尘的陈长捷，无可奈何地缓缓拿起话筒，向他的部属们下了最后一道命令。

至此，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二十二个师，经过二十九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多人，解放了华北这座最大的商埠和工业城市。

傅作义听到陈长捷的最后报告是：“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接着是，“进来啦——”就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傅作义扔下话筒，瘫坐在椅子上。

了解这些情况的邓宝珊、周北峰，深知是和是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对各项事业的处置意见已经十分具体了。而形势扑朔迷离，关键在于傅作义。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又一次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

(一)删日及铣晨各电谅达。关于应付傅方谈判，再补充两点意见：

(甲)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分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队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

(乙)关于补给，第一期由傅方负责，我方协助。第二期由我方负责，傅方协助。第三期全由我方负责。

以上甲、乙两项及删日、铣晨所提各项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望电告。

(二)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对傅作义部队的处理，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北平的古迹、文化设施，做到了精心保护。

一月十七日，侯镜如收到了北平转来的蒋介石的电报：“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侯即带五万守军海路南撤。本来，侯镜如曾与共产党地下党联系起义问题，并支持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在北平相机起义。但是，塘沽的部队中，他仅能控制三一八师，便‘只好南撤后相机行事。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侯镜如的支持下，三一八师在福州起义。

天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守军海上逃路完全被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