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广州起义中的贡献述略

【摘  要】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为反抗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广州起义就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在这场起义中，聂荣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彰显了一个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本色，他的这种精神和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广州起义；聂荣臻；作用

聂荣臻元帅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在他戎马一生的军事生涯中，参加过无数次的军事斗争，其中广州起义就是这些军事斗争的典型代表。1927年8月1日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在广东潮汕战斗失利后他转赴香港，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在整个起义中，聂荣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起义前认真分析革命形势和起义条件的利弊，多次在讨论发动广州起义的会议上极力反对教条主义，多次表达自己反对发动起义的意见；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后又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积极筹划和参加起义；起义中随机应变、灵活指挥战斗；起义失败后有序安排撤离、在之后的总结会上对起义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起义前：深刻分析革命形势，多次表达不同意见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利用时机，在广东各地组织工农群众举行暴动，并速使这些暴动会合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并制定了要求广州工人开始一切斗争，以夺取政权。也就是在这前后，聂荣臻被分配到了广东省委军委工作，主要负责省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书记是张太雷，军委的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聂荣臻在到达广州前后多次都参与了关于广州起义的会议，并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不同观点。

在到达广州之前，聂荣臻在香港就多次参加广东省委级军委在香港的负责人研究讨论广州起义的会议，主要讨论应不应该发动起义。广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提出在广州虽然在短时间内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但积极准备起义是必要的，于是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而聂荣臻认为，“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所以他不赞同发动起义。在多次的讨论中，聂荣臻同黄锦辉反复表达了这一观点。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但表达了不用意见，而且还深入的分析发动起义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首先，聂荣臻分析了不利于起义的因素，他指出，革命的力量在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已经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共产党员遭到杀害，进步的群众组织也遭到破坏，最有威信的省港罢工工人也已经大部分撤回香港。在农民运动方面，广州附近除了海陆丰的群众基础较好外，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的基础都不好。学生和市民在白色恐怖下，革命热情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军事方面，虽然粤系军阀内部以及粤系和桂系之间正在争夺地盘，但如果发动起义，他们就会一致对付革命。在分析这些不利的因素后，聂荣臻还分析了发动起义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广州兵力空虚，在一些军队里党的工作基础深厚，工人方面还有几千人的赤卫队。但总体上看不利的因素占上风，由于举行起义是中央的决定，尽管多次表达了不同意举行起义的意见，但还是执行中央决定离开香港到广州集中。

在到达广州之后，聂荣臻有多次参加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而此时讨论的是如何发动起义。会议中，不懂军事、没有实战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生搬硬套俄国城市暴动模式，在起义的方式上主张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苏维埃；在起义的时间上主张白天进行。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依曼争论，极力反对这种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俄国的不同，不能按照俄国的方式进行暴动，提出秘密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及在夜间进行暴动，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可能性，但被一意孤行的诺依曼拒绝。不懂军事的张太雷在12月7日，秘密主持召开广州市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在12月12日举行起义。聂荣臻虽然极力反对起义，但毅然接受组织的安排，主要任务是同黄锦辉同各方面进行联络，筹划军火问题。聂荣臻服从组织决定也是坚决的，他积极谋划，为起义尽力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2月10日，参加了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及有关人员的军事会议，宣布起义计划，聂荣臻参与了对各路起义队伍的战斗任务、行动路线、联络信号。

二、起义中：随机应变灵活指挥，形势恶化组织撤离

起义前，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这次意外事件促使起义提前。准备在起义中使用的手榴弹是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用手工制造的，需要分批隐秘地运进城里。运输时就用米袋把手榴弹混战大米里，储存在广州大北街的一家米店。然而由于运输中经验不足，遭到敌人岗哨的排查，运输手榴弹的行动就暴露，进而储存手榴弹的米店也就暴露了，“米店的暴露，给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米店被破获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报纸登载了。敌人通过别的渠道已经大体知道广州要举行起义的计划，于是张发奎立即下令让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广州，同时还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月10日，张发奎又下令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而此时，起义的工作还没有准备好，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预定的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他是在什么情况都来不及了解的情况下来指挥起义的。于是，就在形势万分紧迫的情况下，起义提前到了12月11日凌晨，同时也打破了诺依曼的错误计划。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聂荣臻同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共5000余人，兵分数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展开进攻，与此同时，广州郊区约两万农民群众也参加了起义。在起义军民的奋力进攻下，广州市的许多重要的据点都被占领，珠江以北的广州市区敌军大部分被歼灭，缴获了大批火炮和枪支。广州市公安局是预定计划中总指挥部的地点，在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聂荣臻就进入公安局指挥起义部队战斗。11日下午，敌一个团进行反扑，占领了离公安局不远的观音山，并组织部队向公安局进攻。聂荣臻在危急的形势下，灵活指挥部队作战，将进入到公安局附近的敌人击退。在指挥作战的这一天，聂荣臻在一天一夜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认真分析敌我态势，认为12日敌人会疯狂反扑，于是就催促领导起义的领导人召开会议研究形势和对敌之策。11日深夜，会议召开，聂荣臻同意叶挺提出的敌人过于强大，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而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去的建议。而诺依曼不懂军事，认为起义不能退缩只能进攻，并批评叶挺撤出广州是想去做土匪，张太雷也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诺依曼还主张固守已经占领的地区，宣布成立苏维埃，下大了凌晨四点重新进攻的命令。聂荣臻在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的情况下，只有被迫接受进攻命令继续指挥战斗。

12月12日，革命形势严重恶化，张发奎等已经筹划了镇压起义的行动，在帝国主义军舰火炮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扑来，各路起义军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逐步退却。此时，起义领导机关十分仓促的召开群众大会，张太雷还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会后的路上由于不注意警戒壮烈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核心。到黄昏，聂荣臻会同叶挺去财政厅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根据观察的情况，他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对叶挺提议，“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在得到叶挺的默许后，聂荣臻立即返回指挥部，下达撤退的命令。12日晚，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黄平、起义军总参谋徐光英主持了军事会议，会议讨论撤退的问题，但无合适人选去下达撤退命令。聂荣臻在局面极为混乱的形势下，主动同黄锦辉等果断地承担了传达撤退命令的任务。

传达撤退命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通讯员、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助手，只能本人去传达。如果不能及时传达，起义部队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聂荣臻经过与黄锦辉商议，决定去由叶剑英指挥领导的教导团传达撤退命令。教导团训练有素、行动迅速，得到向海陆丰撤退的命令行马上集合队伍撤退，保持了完整建制，在花县进行了整编，组成了一个师，为继续革命保存了力量，这都与聂荣臻的及时传达分不开的。

三、起义后：收容队伍妥善安置，深刻总结经验教训

起义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在起义中，工人赤卫队由于分散在各区作战，撤退命令不容易传达，队伍也不容易集结，造成部分联队没有接到撤退通知，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被捕的同志也惨遭杀害。然而，聂荣臻在起义失败后并没有立即撤离广州，他耳闻目睹了反革命对革命人民的残杀，更加坚定革命的勇气和决心。

1927年12月16日，经过多次凶险后，聂荣臻到达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机关，仍在广东省委军委工作。在起义中失散的革命者也陆陆续续地撤到香港，聂荣臻就主动承担起对这些革命者的安置工作，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所有革命者都得到了妥善处置。在起义失败后不久，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香港处理善后工作，但是李立三到达香港后并没有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以便确立继续斗争的正确方向，反而以“左”的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使革命继续蒙受损失。12月下旬，聂荣臻奉广东省委指示去韶关通知前来参加广州起义的、由朱德率领的部队，在韶关了解到朱德已经率领部队北上后就返回香港。回到香港后，李立三就命聂荣臻追教导团，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转移。在聂荣臻已经告知教导团在他的安排下向海陆丰转移的情况下，李立三仍坚持命黄锦辉去通知，结果造成了黄锦辉的牺牲，使的聂荣臻内心甚为难过。

1928年1月1日至5日，聂荣臻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李立三在会上独断专行，把起义评论的一无是处，采用了惩办主义，处分了大批同志。聂荣臻对这种完全抹杀革命者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随后在《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发表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一文，指出“这次暴动是继续南昌暴动的又一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武装暴动，它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他还指出了广州暴动的特点：“是工农兵群众的大暴动”、“公开打出来‘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了苏维埃政权”。同时，他也指出了广州起义的缺点和教训。2月9日，聂荣臻参加了由邓中夏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问题。在会上，聂荣臻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具体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决定那天晚上暴动时，我还以为太早一点，……事前各方面都未预备周到”。在之后，聂荣臻同叶剑英多次讨论起义究竟该不该搞的问题，一致认为在广州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去，到农村搞游记战争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对“六大”决议中对广州起义是“退兵时的一战”的说法是有保留的。

多年之后，聂荣臻对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又做了深刻的总结，聂荣臻认为广州起义的具体教训有很多，但具体说来有十点：一是事前没有做充分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发动群众，起义开始后一些党员都不知道怎么做；二是指挥机构不健全；三是起义时没有控制邮电系统；四是没有退却和撤退的方案；五是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六是肃反不彻底、尤其是没有把反革命头子抓起来；七是没有破坏重要铁路线导致敌人可以迅速反扑；八是没有组织有力的侦查工作；九是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十是战略、战术没有适当措施。聂荣臻还指出，这些经验教训只能决定起义成败的大小和快慢，不能决定起义的胜利与失败。从根本上讲，当时正处在革命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在历史意义上，聂荣臻指出，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又一次英勇的反击，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广州起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

总之，广州起义失败了，但聂荣臻在整个广州起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起义前的力争，会议后的服从，还是起义中的英勇指挥和及时撤离，到起义后的深刻总结经验教训，都表现出了一个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本色，他的这种精神和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

参考文献：

[1]《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2]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